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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是北魏时期郦道元（？—527）为《水经》所做的注本，共计40卷。该书不仅对《水经》所载一百余条水道做了注释，同时还扩充了近十倍的水道数量。从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以来，该书已传承了一千余年，其间经历了文本的重新编纂（经注分离等文本校勘活动），众人在阅读过程中逐渐侧重于对郦注的关注，而这也造成了郦注传播上的定名。 通过对郦注“同书异名”现象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古代注疏的体例。虽然郦道元在给《水经》做的注体量上已经大大超出了原书，但在书名的呈现上，仍然是依附于《水经》的“注”，并不具备独立地位。从郦注成书以来一直到明朝后期流传的版本及目录中可知，“水经”一直是郦注流传过程中的大题，表明了郦注从属于经的事实。那么，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其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厘清不同称呼背后的含义及“水经注”定名的过程，有助于正确认识郦注的名称。
（一）历代书目著录 1.唐宋及以前时期 古籍目录著录对揭示书名至关重要。黄威指出古籍目录著录书名的全面性，并言“由于目录书的这一属性，通过它来考察古代典籍的命名问题，在材料的占有方面无疑比根据典籍实物更具有优势”[2]。《隋书·经籍志》谓“《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3]《旧唐书·经籍志》记有“《水经》二卷，郭璞注。又四十卷，郦道元注”。[4]北宋初年欧阳修等人修撰的《新唐书》亦谓“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5]北宋景祐年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张观、宋祁编纂的66卷的《崇文总目》，载有“《水经》四十卷，桑钦撰”。[6]40卷的《水经》当然不可能是桑钦所撰，而是郦道元所注之书。也就是说，在早期的史籍目录中对郦道元的注，皆将其附录于《水经》之下，并以“水经”称之，而未见“水经注”之名。 正史及官方著录之外，宋代的私家著录也值得关注。南宋初年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记载：“《水经》三卷，汉桑钦撰，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7]至稍后的藏书家晁公武在自己的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中，亦记录了该书，云：“《水经》四十卷。右汉桑钦所撰。钦，成帝时人。《水经》三卷，后魏郦道元注。……撰注《水经》行于世。”[8]尤袤编纂的《遂初堂书目》“地理类”列有“《水经》”一书。[9]高似孙在《史略》中对《水经》有记述，他提到“《水经》三卷，汉中大夫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为四十卷”。[10]高氏未言“水经注”之名，而仅谓“后魏郦道元注”，是知南宋年间郦道元注本的从属地位。 2.元明时期 宋代以后的元、明二朝仍然延续了前人的称呼，而未变乱“旧式”，这从士大夫对该书的正式著录中可以看出。 元修《宋史·艺文志》云：“桑钦《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11]欧阳玄在《补正水经》中云：“案《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郦善长注，善长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12]明初功臣王禕在《水经序》中谈到：“今郦注四十卷固完，而旧本往往失于迁就，有错简。今蔡正甫氏尝作《补正》三卷，而亦不传。今唯郦注旧本犹行而已。”[13]可见王氏所言“水经”当即郦注。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人奉敕编撰的《文渊阁书目》称“《水经》，十二册”。[14]根据著录的册数来看，这是郦道元所注《水经》，而不可能是数卷本白文《水经》。同样，明嘉靖时期藏书家赵用贤编的《赵定宇书目》载有“《水经》八本”[15]，通过册数可以断定是郦注40卷《水经》。又明末清初的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一书著录了郦道元注本，称为“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16]这说明在清初的藏书目中，仍延续古人著录体例而称“水经”，而不是为人熟知的“水经注”。这一点乾嘉时期学者劳权看得明白，他在校该书此条内容时说“不作《水经注》，旧本如是”。[17] 通过对历代书目著录的梳理，显然“水经”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居于主流名称，而非后来耳熟能详的“水经注”，这也反映了郦注本身就是附属于《水经》存在的事实，由于郦道元“注”的性质，只能是对“经”的解释，故为附丽地位，这与早期注疏体例也有关系。如“十三经注疏”，虽然注疏的人时代不同，但注疏的典籍仍题原来的书名。经部书如此，其他史部、集部亦然。如《汉书》“颜师古注”，虽然会称颜师古“汉书注”，但其书籍的正式题名仍为《汉书》，当然考虑到颜师古所注《汉书》体量较大，故亦有自题“新注汉书”的情况[18]，这应该是唐人对于注本的一种概称，将郦道元注称为“注水经”亦是如此。集部有著名的“文选注”，同样附于《文选》本书之下。这种注疏形式在宋元间仍然如此，著名的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正式刊行的书名仍题“资治通鉴”。明白了古人的注疏体例，郦注在题名中自然称为“水经”而非“水经注”了。 （二）现存实物所载 除去上述史志书目中的记载以外，现存诸多郦注版本亦可为证。郦注从宋代以来便有实物留存，书籍的刊刻，正式书名往往被抄刻在书籍的卷端[19]，故可以佐证官私书目的记载。 1.残宋本。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郦注版本，为南宋初年残存的浙刻本。该残本为民国初年清宫廷流出之物，虽每页皆残，但从版心上方可见称为“水经某”三字，其中“某”即指卷次数目，如所存卷6末，版心正作“水经六”，尾页则为“水经卷第六”五字。也就是说，这个残宋本题名也是“水经”。另外，该书卷18首页右上角虽然残阙，少了书名及撰者，但下方保留了“郦道元注”四字，由此可知首行题名亦是“水经”二字。 2.《永乐大典》本。除了南宋遗存的残本外，明《永乐大典》是最早的钞本。在《永乐大典》第11127卷“贿”韵“水”字之下，有“水经一”三字，第3行墨笔书“水经”二字，其下朱笔小字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后又用墨笔录郦道元序文。显然《永乐大典》抄的是郦道元之注，全书皆题为“水经”。 3.其他明钞本系统。目前所知，明代宫廷之外的钞本有数部，大多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在该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诸种明钞本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明钞本皆源自宋代刻本。 （1）陈揆稽瑞楼旧藏明钞本。该钞本为40卷全本，李晓杰教授研究后认为该钞本是“大家皆以为亡佚的顾之逵所藏影宋抄本《水经注》”。[20]在该钞本中，封面题签仍为“水经，郦道元注”。[21]正文卷首部分，亦作“水经卷第一”，下列“桑钦撰，郦道元注”。[22] （2）朱希祖旧藏明钞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完整的明钞本郦注《水经》，在这部钞本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依次为“桑钦撰，郦道元注”，则朱藏明钞本中正名亦题作“水经”。 （3）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钞本前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叙》，首行“水经注叙”，第2行为“郦道元”，标明作者，与稽瑞楼所藏本除作者下脱去“注”字外，其余皆同。卷首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为撰者及作者，即“桑钦撰，郦道元注”。胡适曾断言该书钞自嘉靖、万历年间。[23]从出现“水经注”名称来看，此说甚确。 （4）韩应陛旧藏明钞本。对于韩氏所藏明钞本《水经注》一书。李晓杰教授认为：“韩藏明钞本保留了钞宋本的一些特征，尤其是保存了旧写本中经、注区分不严格的痕迹，因此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此本虽系旧钞，然讹误甚多，原文之上又有前后校正之笔，这或许反映了不同宋本的面貌”。[24]若明钞本出自另外的宋本，自然更具价值。从该钞本版面来看，卷首顶格题“水经卷第一”，第2行“桑钦撰，郦道元注”，可见这个钞本与上述诸种明钞本相同，书名作“水经”。 （5）陆心源旧藏明钞本。该部明钞本存全帙30卷，卷1首行顶格为“水经卷第一”，第2行则是“桑钦撰，郦道元注”，与前同。冯舒所校该本前亦有《水经注叙》，次行署“郦道元”，与铁琴铜剑楼旧藏明钞本同，冯舒为明万历、崇祯间藏书家，此当是万历时期的钞本。 （6）明崇祯四年（1631）钟羽正钞本。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部郦道元注《水经》，不分卷，为明崇祯年间钟羽正钞本。正文首行顶格录书名“水经”二字，第2、3行下分别是“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题目下方又有“崇祯四年十一月念一日青都钟羽正抄，七十七岁”，据此小题可断钞写年代。钟氏钞本是目前所知有确切年月的明钞本。 上述诸本保留了若干郦注原始面貌，十分宝贵。除去民国初年发现的南宋残本外，郦道元所注《水经》的最早刻本为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黄省曾刻本所据的底本当是宋版或相近之本，首有《刻水经序》，卷首题为“水经卷第一”，可知书名即称“水经”。明末的福建藏书家徐惟起的《徐氏家藏书目》史部“方舆”类中载有“《水经》四十卷，黄省曾”，又有“《水经注笺》四十卷，朱谋㙔”、“《水经》白文三卷”。[25]他在著录中明确提到“《水经》四十卷”为黄省曾所刻，说明黄氏刊本在当时正题作“水经”。为了有别于郦道元注本四十卷，徐氏还特地注明了《水经》白文本3卷。 如果说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还较为忠实地保留了早期郦注的面貌，那么从万历朝开始，出版业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郦注的刊刻上。彼时吴琯曾刻郦注40卷，对黄省曾刊本有所继承。明代刊刻的郦注《水经》系统主要有黄省曾、吴琯二种，延续了旧本的面貌，其他如朱谋㙔《水经注笺》因内容上已经改动，故较旧本有所不同。清康熙年间，项絪群玉书堂内封面题“水经注”，而卷首仍作“水经”。到了乾隆朝，天都黄晟槐荫草堂所刊郦注，亦完全承袭了项氏之本，内封面与正文皆同，卷首作“水经”二字，然而此时，以“水经注”作为郦注正名已较为普遍。 通过对现存郦道元注《水经》实物的梳理，无论是钞本还是刻本，只要没有经过改动，都延续旧本题名的面貌，即卷首皆题“水经”。也就是说，郦道元注“水经”自问世以来就是从属于“水经”之称，而没有取得独立的“水经注”一名，这与历代书目中的著录可以互相印证。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肯定郦道元注本正式的书名在明代以前皆称为“水经”，而非今人所见“水经注”这一书名，这表明了郦注的从属地位。然而，阅读唐宋以来的文献时，仍有称呼“水经注”及“注水经”的情况。可见这些不同的称呼在唐宋时期已较普遍。 （一）“水经注”称呼源流 1.古人文献称引 “水经”既然是40卷郦注著录时期的大题，但在阅读文献中，也会看到“水经”以外的称呼。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有“注水经”及“水经注”两种称呼。   “水经注”这一俗称随着明代印刷业的蓬勃发展而流传更广，特别到了万历朝，书坊开始将“水经注”之称刻入书中，故晚明的藏书著录亦开始有了差异，除了正式著录“水经”书名之外，还有记“水经注”的例子。 万历时期，山阴人祁承㸁在《澹生堂书目》中记载了郦注两次，其一“《水经注》四十卷，十册，桑钦撰，郦道元注”，紧随其后的便是“《水经注笺》四十卷，十册一套，朱谋㙔笺”[48]，在其《续收》部分“又《水经注》四十卷，附《山海经》十八卷，十六册。桑钦著，郦道元注【重】”。[49]《书目》中记载了两部《水经注》，还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谋㙔新刻的《水经注笺》，大致可以判断两套《水经注》为刻本，这从注明复本的“重”字即可看出。由于晚明已有题为“水经注”的内封面，故祁氏所称“水经注”不能称为错误，同样，明末周婴在《卮林》中有札记“析郦”云：“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50]这段郦道元的介绍本于《魏书》，只是《魏书》明言“撰注《水经》四十卷”，周婴将“注”字置于“水经”之后，“水经注”一称在该书中出现多次，显然称呼“水经注”已是晚明时的常识。 另外，钱谦益《绛云楼书目》中亦载有“桑钦《水经》三卷，西汉人。郦道元《水经注》四十卷”。[51]由此可见，该名在万历以后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著录之中，直到清初仍在延续。清康熙时期杨玠所钞郦注有一篇《录水经注序》，云：“余年七八岁时王父征君为说郦道元《水经注》，余耳熟焉……。”[52]杨玠钞自明崇祯陈仁锡《水经》[53]，但他却将书名称为“水经注”。同时期的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亦引郦注多处，如“《水经注》引'庾仲初《扬都注》曰’，今本皆然”云云[54]，可以看出清初“水经注”作为书名已较普遍。 2.版刻中呈现的“水经注”之名 郦道元注《水经》自从明代嘉靖朝有刻本行世后，广为流传，到了万历时期吴琯又继刻此书，一时之间登于藏家之目，不过全书仍然以“水经”大题，正文未改名。但是“水经注”三字正式反映在版刻上并排在全书最前面，则在万历时期。 万历时期吴桂宇文枢堂刻本“水经注”，实际上是对吴琯《山海经水经合刻》本的旧版重刷，仅在最前面做了一些改动。吴桂宇刊本除了序文有删改外，还增添了吴琯刻本中没有的内封面。内封面共3行，中为“水经注”三大字，左上角为“汉桑钦撰，后魏郦道元注”，右下角则是“文枢堂吴桂宇梓”。这个刻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内封面，其上有“水经注”三个大字。 万历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有人尝试将历来“经注混合”的问题做一厘分，进而出现了朱谋㙔的《水经注笺》。朱氏对郦道元之注进行分离，即为郦道元的“水经”之“注”作笺，而改题为“水经注笺”。这一变动，亦开启了清代校勘郦道元注本的先声。 文枢堂本内封面虽然题写了“水经注”，但其正文仍然延续了旧本面貌，称为“水经”，至朱谋㙔则改动郦注，而在书名直接写上了“水经注”。万历年间还有类似的情况，如朱之臣有《水经注删》一书，卷首顶格刻“水经注删卷一”，次行为“成都朱之臣钞评”，之后便是郦道元的注文，即从第3行开始节选《河水注》的内容[55]，可知该本是直接针对郦注所做的文学性评点。同时期的钟惺有《水经注钞》，卷首顶格刻“水经注钞卷一”，次行“景陵钟惺选批，黄山赵朗订正”[56]，亦是对郦注所作的品评。无论是朱之臣的《水经注删》还是钟惺的《水经注钞》，都已经在大题中出现了“水经注”三字，后面所附的“笺”“删”“钞”，则是对前书做了指向性的说明而已。 如果说万历时期只是在题目中加入“水经注”三字，在随后的崇祯二年（1629）严忍公刻本中，则直接为书名署上了“水经注”。该刊本前有内封面，云：“钟、朱、谭三先生评点/水经注/小筑藏板”，左上角印有古香斋主人的广告识记[57]，表明了这个刻本是继《水经注删》《水经注钞》而来的本子，之后又加入了谭元春的评点，书坊合三家评点刻出，题为“水经注”。 严忍公刻本将书名改为“水经注”，使之从沿用的异名变成了正题。通过对比，这种改动是有意为之。如该刻本收录了李长庚《水经注笺序》，严忍公本删去“笺”字，将之改成《水经注序》，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序》亦依样改为《水经注序》，正文卷首则径题“水经注卷一”，版心改刻为“水经注”，已经与后世“水经注”的题名相同。这是郦注首次以“水经注”为名出现在整书卷端。概言之，这一过程是由朱谋㙔的《水经注笺》发端，再经过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人的评点本继之，最后出现三人合评“水经注”正式题名。可见书籍的命名群体并不局限于书籍的编纂者，书商、校阅者皆参与到了其中，从而影响到书名客观上所呈现的面貌。[58] 到了清代，乾隆时期赵一清的钞本已题为“水经注”，赵氏后又做了《水经注释》一书。稍后戴震校勘的官本，已经彻底将书名改为“水经注”。郦注在传播过程中，社会风尚等因素直接影响了书籍的命名，使其有别于最初的附属性质。[59] （二）“水经注”正名原因解析 行文至此，郦道元注本的题名大致告一段落，但我们仍须追问，“水经”与“水经注”两者之间在著录及题刻上不过多了一个“注”字，却反映了郦注从属于《水经》本文的地位，那么两者之间的变动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动因？前文论证已经说明了：其一，“水经注”之称相沿甚久，可以算是同书异名，通过名称及卷数的不同，能与白文本作区分，而这又与称引随意而产生异名有极大关系。[60]其二，明嘉靖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郦注的刊刻，又使得改动书名的现象出现，故明人刻书有客观上的推动。当然除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清人辨《水经》作者非桑钦之功，而这一切，也是在清初舆地之学兴起后才开始的。 郦道元为桑钦的《水经》作注，是清代以前广为流传的说法。当然，南宋时期即有学者怀疑《水经》非桑钦所作，如姚宽在《西溪丛语》中便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清代初期，更多人对桑钦作《水经》这个说法提出质疑。姚际恒便是其中一人，他在《古今伪书考》中对《水经》做了相关论述，其中一条是“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即举述了《水经》的例子。认为作者并非桑钦。[61] 康熙时期，学者臧琳亦在其《经义杂记》中对《水经》作者做了自己的考辨，他认为现在流传的《水经》并无桑钦的引文，是不能谓桑钦所撰，亦不能谓之郭璞撰。[62]同时期的胡渭则在所著的《禹贡锥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非桑钦所作： 另外，官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客观上也为郦注名称的独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二》中载有郦注提要“《水经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71]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为戴震校勘的《水经注》写了一篇御制长文，对官本做了充分肯定。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使得该书问世后风靡全国，其后学者校勘亦多本于官本，如清末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便以之为底本，而参校他本。然而，《水经注》的提要明言为“《永乐大典》本”，但就所见《永乐大典》所录，皆题为“水经”，而非后世所谓“水经注”，可见乾隆四库馆臣改动书名既是明晚期的继承，也有官方意志的反映。[72]两相结合，遂成了后世所知的《水经注》定名。 不管之前如何题名，郦道元“水经注”真正的转折点是清乾隆时期戴震所校官本《水经注》的出版。自官方将旧题桑钦删去之后，郦道元的地位终于从附丽者上升为书的撰者，在官方意志的加强下，后来的学者所引郦注，皆正式称为《水经注》，这同以往书中称“水经注”完全不同。后人所依据的本子，亦是内聚珍本或是以之为底本刊刻的版本。乾嘉时期的大儒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有一条“《水经注》难尽信”札记，谓“《水经注》载汉时侯国难以尽信。如《河水篇》”云云[73]，他所依据的当即官本。其侄钱绎在校勘《崇文总目》时，对其中所载“《水经》四十卷”已有不解之处，他说：“《水经》本二卷，此作四十卷，当是郦道元注也。'经’下当增'注’字”。[74]钱氏增“注”字自然属于他的误读，但这正好反映了嘉庆以来学者对郦注认识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郦道元撰《水经注》已经成为当时人的共同看法，而被称为“水经注”自然是毫无疑问之事。此后又有出现依据官本《水经注》的校勘研究，如前所言王先谦《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诸种著作，大大强化了这种称呼，对郦注校勘研究著作的增多又与清代舆地之学兴盛有关。从该书的传播角度来看，郦道元所撰《水经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水经注”亦已完成了从附属而走向独立文献的转变。
通过梳理史志书目及郦注版本实物，郦道元注《水经》正式的书名应该是“水经”，这符合古代注附于经的注释体例。从唐宋的官私书目来看，郦注本四十卷属于依附于所注文献一起刊行的“注”，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因此在书目中只反映了作为“经”的《水经》一名，而非独立的“水经注”。“水经注”正式出现在书名中，是明朝的万历时期。从当时的刻本及相关钞本来看，在“水经”后添一“注”字当从书坊的内封面及刻书序跋开始，但正文部分仍延续旧本题“水经”未做改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康熙时期的项絪刊本及乾隆时的黄晟刊本，可以算是正文未作调整变动的旧本系统。另外则是针对郦道元注本进行经注分离的新本系统，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万历时期朱谋㙔所做的《水经注笺》，此书为郦学史上首次就郦注存在的“经注混淆”问题进行分离尝试，故书名中标举“水经注”之称。同时期又有针对郦注进行文学点评的刊本，如朱之臣的《水经注删》、钟惺的《水经注钞》，都有“水经注”之名。崇祯时期刊刻的朱之臣、钟惺、谭元春三家评点郦注，即严忍公刻本，此本是在朱氏《水经注笺》的基础上做的，该本将朱氏的“笺”字删去，成为正式的书名《水经注》，系首次以“水经注”为正式书名的刊本，虽然校勘上不足为训，却开启了以“水经注”为书名的新纪元。正是在万历年间这种书坊刊刻风气的影响下，“水经注”成为时人著录的另一种称呼，这种影响持续到了清代。随着清初舆地之学的兴盛，胡渭、阎若璩等人对《水经》作者进行考辨，认为《水经》并非汉桑钦所撰，故至乾隆时期的赵一清、戴震诸人受前人影响，明确地将旧题作者桑钦削去，仅留下郦道元的名字。而戴震所校官本《水经注》，除了删去桑钦之名，更表明了郦道元的“撰者”地位，将其从“注者”提升到“撰者”。同时郦道元的“水经注”终于摆脱了附属地位一跃成为该书的正式名称，流传至今。 [1] 《魏书》卷89《郦道元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085页。 [2] 黄威：《古籍书名考》，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6页。 [3] 《隋书》卷33《经籍二》，第1113页。 [4] 《旧唐书》卷46《经籍上》，第2014页。 [5] 《新唐书》卷48《艺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4页。 [6] 《崇文总目》卷2《地理类》，清咸丰三年粤雅堂刻本，第48页a。 [7] 郑樵：《通志》卷66《艺文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清光绪刻本，第782页中栏。 [8] 晁公武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8《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0页。 [9] 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4页。 [10] 高似孙著，王群栗标点：《史略》卷6《水经》，《高似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65—366页。 [11] 《宋史》卷157《艺文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72页。 [12] 欧阳玄著，汤锐标点：《圭斋文集补编》卷8《补正<水经>序》，《欧阳玄全集（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4页。 [13] 王禕著，颜庆余标点：《王禕集》卷5《<水经>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14] 杨士奇等著：《文渊阁书目》卷18《古今志杂志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25页。 [15] 赵用贤：《杂目》，《赵定宇书目》，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4页。 [16] 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卷2之下《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 [17] 钱曾著，管庭芬、章钰校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第170页。 [18] 辛德勇：《颜师古注的<汉书>叫什么名》，《正史版本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07页。 [19]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2页。 [20] 《明钞本<水经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第5页。 [21] 《明钞本<水经注>》，第2页。 [22] 《明钞本<水经注>》卷1，第19页。 [23] 《胡适全集》卷15《记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钞本<水经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7页。 [24] 李晓杰等：《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70页。 [25] 徐惟起著，马泰来整理：《新辑红雨楼题记·徐氏家藏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26] 《史记》卷4《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第128页。 [27]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第260页。 [28] 《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13页。 [29] 《史记》卷7《项羽本纪》司马贞索隐，第309页。 [30] 《史记》卷3《殷本纪》司马贞索隐，第103页。 [31] 《史记》卷4《周本纪》张守节正义，第123页。 [32]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第225页。 [33] 《史记》卷42《郑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60页。 [34] 《后汉书》卷21《李万邳刘耿列传》，第762页。 [35] 《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第843页。 [36]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7页。 [37]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2《文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页。 [38] 李吉甫著，贺次君标点：《元和郡县图志》卷30《江南道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46页。 [39] 黄希、 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6《凤凰台》，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6册，第16页b。 [40] 黄希、黄鹤补注：《补注杜诗》卷27《上白帝城二首》，第20册，第21页b。 [41] 郭知达辑：《九家集注杜诗》卷9《天边行》，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74年，第2册，第591页。 [42]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1页。 [43] 《史记》卷28《封禅书》司马贞索隐，第1372页。 [44] 《史记》卷28《封禅书》司马贞索隐，第1373页。 [45] 《史记》卷40《楚世家》张守节正义，第1708页。 [46] 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7《释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47] 郭知达辑：《九家集注杜诗》卷4《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第1册，第318页。 [48] 祁承㸁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18页。 [49] 祁承㸁著，郑诚整理：《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书目》，第425页。 [50] 周婴：《卮林》卷1《析郦》，清嘉庆二十年萧山陈氏湖海楼刻本，第15页a。 [51]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1，清《粤雅堂丛书》本，第30页a。 [52] 杨玠：《录<水经注>序》，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间钞本，第1页a。 [53] 李晓杰等：《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144页。 [54] 阎若璩著，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古文尚书疏证》卷6下《言安国传三江入震泽之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0页。 [55]郦道元著，朱之臣钞评：《水经注删》卷1，明万历年间刻本，第1页a。 [56]郦道元著， [明]钟惺评：《水经注钞》卷1，明万历年间刻本，第1页a。 [57] 该页书影参见《古本与今本—现存<水经注>版本汇考》，第136页。 [58]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54页。 [59]黄威：《古籍书名考》，第252页。 [60]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361页。 [61] 姚际恒著，黄云眉补証：《<古今伪书考>补証》，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84页。 [62] 臧琳著，梅军补：《<经义杂记>校补》卷25《水经》，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14页。 [63] 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略例》，《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页。 [64] 阎若璩著，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古文尚书疏证》卷6下《言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第406页。 [65]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影印乾隆小山堂钞本，第1册，第5页。 [66] 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a。 [67] 《水经注》，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版，第1页a。 [68] 《水经注》，第7页b—10页a。 [69] 《旧唐书》卷46《经籍上》，第2014页。 [70]余嘉锡：《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版，第210页。 [71] 《四库全书总目》卷69《水经注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藁钞本丛刊》，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册，第5页。 [72] 事实上，清四库馆臣改动内容是很常见的事情。如戴震等人校勘的《水经注》不仅改动书名，内容亦有不少校改，孙志祖曾言“此文出郦注而非桑经，近殿刻《水经注》校改'皇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释矣。”参见周婴：《卮林》卷1《君子济》，第16页a。 [73] 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11《<水经注>难尽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74] 《崇文总目》卷2，第48页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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