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这俩英国人说茶的故乡在印度阿萨姆？“茶源中国”毫无争议！

▲ 云南普洱的古茶树。摄影 / 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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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7日，“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古老茶山，成为全球首个茶文化世界遗产。

▲ 景迈山翁基村人在古寨前的大合影。摄影／何崇岳

茶组植物，既经历了自然造化的淬炼，又不乏人类精心的培育。从云贵高原起源，在巴蜀与澜沧江流域栽种，世界茶源，生生不息。

茶，与可可、咖啡并列，是当今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余个，饮茶人口超过20亿。（了解茶与咖啡更多的故事，可点击阅读：茶与咖，是一家）

风靡世界的茶究竟源出何处？在相当长的时段内，答案不言而喻：茶源自中国。

▲ 菊花普洱茶。摄影 / 黄小黄

中国人栽培和饮用茶叶， 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到了唐代，一生嗜茶、精通茶道的陆羽撰写出了《茶经》。《茶经》涵盖了茶的栽培、采摘、制作、鉴别、煮饮，是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叶最先为中国人饮用，茶树最早为中国人栽培，茶种植物原产于中国，这在19世纪前，从没发生过争议。

但是在1823年，一对英国兄弟的举动，掀起了一场“茶源纷争”，揭开了世界茶史新的一页。

茶的故乡在阿萨姆？

1823年的一天， 英国人布鲁斯兄弟——哥哥罗伯特·布鲁斯和弟弟查尔斯·布鲁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今印度阿萨姆邦），发现了一个景颇族寨子。寨子里有一种树叶泡在水中，成为专供部落酋长喝的饮品。布鲁斯兄弟将这种树叶带回加尔各答检验。经过检验证实，这是一种茶叶，类似于中国云南和缅甸北部产的古树茶。

这个消息轰动了加尔各答，让茶商们欣喜若狂。彼时，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产茶制茶之地。英国对华贸易中，茶叶代替丝绸，成为最大宗的商品。至18世纪末， 出口英国的茶叶总额增至9000多吨，茶叶贸易成为东印度公司盈利最大的项目。可由于中国处在茶产业链上游，东印度公司总是吃不到最大的蛋糕。

▲ 阿萨姆邦的茶园。

阿萨姆发现了茶叶，颠覆茶叶贸易格局的机会来了。很快，布鲁斯兄弟在寨子附近的密林中，发现了一棵13.1米高的野生茶树。既然野生茶树生长在阿萨姆，那么阿萨姆的土壤和气候，就有可能种植出栽培茶。加尔各答的茶商们成立了“茶叶栽培委员会”，专门攻克栽培茶难题。查尔斯·布鲁斯在布拉马普特拉河畔开辟了一块实验茶园，他从中国引入了一批茶种，还将一批中国茶农带到阿萨姆。中国茶种与阿萨姆野生茶树杂交，种出了一种“栽培茶”。1838年，第一批阿萨姆红茶试销英伦，大受欢迎，价格一路狂飙。

1838年，查尔斯·布鲁斯印发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小册子中，列举了在伦浦（今属印度阿萨姆邦）附近发现的108棵野生茶树。布鲁斯宣称，在阿萨姆邦的萨地亚，他曾发现一株高43英尺、围径3英尺的野生茶树。布鲁斯断言，印度阿萨姆邦才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从此掀起了“茶树原产地”的争议。

▲ 出自于印度茶叶协会出版的一本小册 子，描绘了中国茶和印度茶销量变化。

1877年， 英国植物学家贝尔登出版了《阿萨姆之茶叶》一书。贝尔登罗列了三条理由，主张“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贝尔登说，因为印度发现了野生大茶树，所以印度是茶树原产地。与此对应，从没有人提出在中国发现野生茶树的学术申请，中国就没有野生茶树。阿萨姆种茶长势很“野”，中国各地的茶树则树矮叶小。贝尔登解释，这是阿萨姆种茶传入中国后，在不同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栽培变异后的结果。

此后，“茶源中国”的共识受到挑战，甚至形成了不同观点。

茶生茶长的自然密码

1922年，农学家、茶叶专家吴觉农发表《茶树原产地考》一文，从历史学与植物学多方论证，得出“茶非印度的原产，而为中国所固有”的论断。

吴觉农归纳梳理了古籍中关于茶的记载，揭示了茶业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并认为中国茶业“在周秦以后，已当食用，至汉晋已渐盛，到唐宋则为极盛时代”。同时他发现，印度栽培茶起源于1834年。而早在1662年， 法国人Albersde Mandelslo就提到，“Thé 为全印度所通用”，Thé即法语“茶”。吴觉农反驳道：既然如此，印度野生茶树也很可能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

▲ 吴觉农先生是当代茶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其实， 除了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学者不断据理力争之外，在吴觉农之前， 美国学者瓦尔茨、苏联学者勃列雪尼德等，也都断定阿萨姆的野生茶是由中国传入，且这派观点一直是学术主流。

当然，也还有少数人坚持“茶起源于印度”，不过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并不多。一些英美学者则认为，茶有多个起源地，比如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和中国东、东南部分别起源……

不过，要牢固确立“茶起源于中国”的地位，需要依靠更多生物学与地理学的相关证据。因为，以发现野生茶树来论证茶树的起源，是苍白无力的——即使是以千年计的植物寿命，相对于漫长的地质年代而言，都是霎如烟火，野生茶树得以留存至今受大量的人为和自然的因素影响，不是茶树起源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 澜沧江中下游主要茶山分布示意图。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阿萨姆所属的印度板块，绝非山茶科植物的起源地。在阿萨姆地区发现所谓“野生茶”，其实都是野生状态的栽培型茶树。它们的出现，与一群人的迁移史有关。

1215年，那时正是中国南宋时期，大理国正处兴盛，缅人也日渐强大。傣族首领思卡法为谋求发展，率领九千人，从勐卯（今瑞丽）出发，经13年后征服了现在阿萨姆邦的布拉马特拉河谷地区，建立了以善战著称的阿洪王国，而它的另一个译名，就是阿萨姆王国。上述记述出自印度阿萨姆邦阿洪傣族编年史《阿洪姆兰基》，由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光远翻译诠注。

▲ 傣族首领思卡法画像。

这些茶树就是由当年的傣族及其附属民族带过去的，DNA测序结果也可以证实，阿萨姆的古茶树与云南大叶种属同源、同种的关系。

历史上阿洪王国长期是独立的政权，一度击败了印度莫卧儿王朝，直到1826年，英国在与缅甸角逐阿萨姆的统治权中获胜后，这里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印度独立，这里被划分为六个邦，其中包括阿萨姆邦。

广义的茶，是指山茶科、山茶属下的茶组植物，包括了野生型茶树及栽培型茶树。而狭义的茶，仅指栽培型茶树。因此关于世界茶树起源，便有了三个解读维度：野生茶组起源地、人类初步驯化茶树（即标志茶树，并采摘利用）的起源地、人类充分驯化茶树（即栽培型茶树出现）的起源地。

▲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江两岸的山水风光 。摄影 / 皓天

若将这三个维度混为一谈，得出中国又或者云南是世界茶树唯一起源地，是片面的——中国西南地区是野生茶组植物和初步驯化茶树的重要起源地，但不唯一，中国华南、中南等地以及与之山水相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同是起源地。

然而，中国的四川盆地和澜沧江中游山区，是人类充分驯化茶树的两个独立起源地，除此之外，别无第三。

现在，我们接续上面的问题——“阿萨姆所属的印度板块，绝非山茶科植物的起源地”，从地质角度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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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代以来欧亚非古板块古地理再造图。

在白垩纪之前的地层，从未发现山茶科植物化石。进入白垩纪至第三纪，在中国西部、西南部与东南亚北部形成的康滇古陆、雪峰古陆和越北古陆上，山茶科植物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而到了新生代最新一个纪——第四纪（约260 万年前至今），对山茶科植物最大的考验到来了。地球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川期来临，距今约1万年才结束。

经此浩劫，大部分地区的山茶科植物消亡了，但是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以及中南半岛北部一些地区，由于有褶皱山系和温暖洋流的保护，一些生长在低海拔地带的山茶科植物得以幸存，形成了“隔离分居”“同源多样”的现象。

经DNA测序发现，一般的茶（俗称小叶种）与普洱茶（即阿萨姆茶，俗称大叶种）这两大茶种的分化，就出现在距今154万至38万年间。第四纪冰川时代大分化，最终演化出了今天的茶组植物。

▲ 上图为普洱市博物馆收藏的宽叶木兰化石。宽叶木兰距今约3540万年，是第三纪的典型植物，被认为是山茶目、山茶科、山茶属及茶种的始祖。下图摄于冰岛老寨，所展示的是大叶种茶的叶片。宽叶木兰的叶片形态特征与上图极其相似，隐约可见演化历程。摄影 / 段兆顺

考古发现佐证了上述史实：1978年，从云南景谷出土了一枚宽叶木兰化石，它正是茶属植物的祖先。不仅如此，从南宁古茶、龟山茶树及贵州晴隆四球茶茶籽化石的发现，到遍布云、贵、川等省，以及中南半岛北部的数百处野生古茶树群落，我们可以构建出一条完整的茶树进化图景，充分说明这些地区都是野生茶组植物的起源地。云南更是得天独厚，成为茶组植物等许多动植物的避难天堂。

有数据为证：目前，全世界已发现的茶组植物40个种，中国占39个，而云南就有33个，其中25个为云南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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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国际茶叶委员会正式授予普洱市“世界茶源”称号。摄影 / 段兆顺

2013年5月23日， 国际茶叶大会在普洱市举行。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诺曼·凯利博士在“世界茶源”的牌匾上签名，将其授予了普洱市，纷争一个多世纪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争，尘埃落定。

栽培茶的两个起源中心

上述文字，都是从野生茶组植物的角度进行剖析论述，但是作为被人类深度栽培驯化的饮品，“茶源何处”还有新的解读维度。

如果说先民们有意识地将野茶树“打上记号”，可算是对茶树最初级的驯化。那么当他们将野生茶苗“在寨旁栽起来”时，即是初步驯化茶树的最高阶段了。当先民越来越痴迷于茶，对茶的驯化也会加快脚步：借助农耕技术，通过育种等人工选择，打顶矮化、增加横枝、耕土施肥等栽培手段，促进了茶树有利的性状更突出。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茶——栽培型茶树诞生了，人类便进入到充分驯化茶树的阶段。这样的发展或许历时上千年之久，且非一时一人之功。

▲ 一棵长在云南普洱的古茶树。摄影 / 小梦

距今约3000年前的四川盆地，以及约2000年前的云南澜沧江中游山区，分别出现了两种栽培型茶树，前者为小叶种，如今天所知的江浙绿茶；后者是大叶种，即今人说的普洱茶，或曰阿萨姆茶。两者的基因分化，发生在距今143万—38万年之间，它们应是各自起源，单独演化的结果。

3000年前的四川盆地，巴蜀先民率先品尝到真正的茶叶。西汉文献有相关记载，彼时四川已普遍种茶，尤其是王褒的《僮约》中关于“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说明彼时很可能在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诞生了中国第一个茶市，四川茶文化、茶经济已高度成熟。在此之前，那里植茶用茶传统至少存在数百年之久。

▲ 西汉辞学家王褒。

而先秦时的云南尚处蒙昧。凤庆地区出土的忙怀类型新石器文化反映出，当时的云南先民尚未使用金属工具，过着游猎、采摘生活，还不具备充分驯化茶树的条件。那谁会是云南最早的茶农？答案是濮人。

此濮人并非源自江汉的“百濮”，而是指“蒲蛮”“扑子蛮”，也是布朗、佤、德昂族的祖先，属于孟—高棉语族。他们很早便与源自百越的傣族先民结成“濮越族团”，并学会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他们中的一支在保山一带建立了哀牢古国（值得注意的是，哀牢故地虽不乏野生茶树，却未发现栽培型古茶树）。

▲ 坐落在古寨高坡上的茶祖庙，庙里供奉着布朗族祖先——首领帕哎冷。摄影／阮卫明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归汉，设永昌郡。七年后，哀牢王类牢反汉，失败被斩。哀牢先民被迫大举外迁，其中一支沿澜沧江南下，进入今天普洱一带。这一重大变故，却促成了“濮人种茶”。

或许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魅力，令野茶获得先民的垂青？景迈山茶文化传承人苏国文老人的《芒景布朗族与茶》一书，为我们大致描绘了其中的传奇。

此地茶的发现，源于一次争战后的大迁徙。在森林中休整养病时，一位布朗先民无意中摘下一片树叶含在嘴里休息，醒来发现“精神振作”，便报告了首领帕哎冷。帕哎冷认为这是棵救命的神树，茶叶开始进入布朗人的生活。

▲ 普洱市博物馆里的茶祖帕哎冷塑像。摄影／段兆顺

茶叶中的咖啡碱、可可碱、茶碱，确实能让人精神振作。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茶叶是非常有效的消炎止痛、消除疲劳的良药。

如果茶仅能令人精神振作，它只会成为一种药物。事实上，茶更多被视为一种风味饮品。茶多酚、氨基酸、总糖以及芳香物质（VFC）与苦味生物碱共同作用，构成茶的独特风味。茶多酚更是茶的核心指标，是形成茶特有的色、香、味的关键物质。人类驯化茶树就是不断提高上述物质含量的进程。

濮人先民由坝居变为山居。农耕经验和山居环境结合，让濮人在澜沧江中游的山区，培育出最早的栽培型茶树。

▲ 在云封雾锁的古老茶山——景迈山上，芒景村翁基古寨依坡就势而建。摄影 /  张洪科

如今上述地区的森林里，不仅存在大量栽培型古茶树群落，数量、树龄等都远超其他地方，代表早期茶园形态的混农茶园也远较其他茶区多得多，且还拥有过渡型古茶树和野生型、栽培型茶树成片相连的特点，说明这里正是茶源之地。

更加有趣的是，凡是濮人聚居之地，基本都有广泛的古茶树分布。云南具有千年历史的栽培型茶园，则皆由濮人先民创立，如芒景—景迈古茶园、布朗山老曼峨茶园，以及南糯山茶园等。在古濮人的心目中，树只分为茶树和非茶树两种。他们把所有的树叶统称为“拉”，独称茶叶为“腊”，“腊”也就成为云南各少数民族对茶的共同发音。

▲ 这位头戴鲜花的采茶女子，来自景迈山芒洪寨子，正是被誉为“千年茶农”的布朗族人。摄影／阮卫明

在濮人的原始信仰中，茶还与族源、始祖紧密相连。德昂族认为茶是自己的始祖，茶还创造了日月星辰；而佤族认为茶树是祖先的灵魂。两者都自称为“腊人”，是茶树的儿女，也是种茶为生的人。

而从佤族中分离出来的布朗族，则将茶视为始祖帕哎冷的发明，显示出从图腾崇拜转入英雄崇拜阶段的文化特征。

世界茶源，实至名归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普洱市并非唯一、也非最早的茶源地，独获“世界茶源”的称号是否实至名归？可以笃定无疑。文化上“源”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起点的认定，也在于其身上所承载、彰显的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现实价值，以及为当下与未来带来的启发。

布朗茶祖帕哎冷曾留下遗言，告诫后人“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决不能让其遗失”。至今在普洱市的茫茫林海中，仍生长着近120万亩野生型茶树群落和18 万亩栽培型茶园。

▲ 人们正在祭拜邦崴茶树王，这是一棵过渡型古茶树。摄影／谭春

在镇沅千家寨，挺立着距今2700余年的“世界野生茶树王”，邦崴发现现存最古老的过渡型茶树，南糯山（清代属普洱府）800岁茶王树，是迄今能被证实的、最古老的栽培型茶树。反观四川盆地，对照唐代陆羽留下的《茶经》可知，当时仍有“两人合抱”的古茶树，但人们“伐而掇之”，如今已荡然无存。

茶进入人类生活是从药蔬开始，进而成为风味饮品，如今全国各地已难觅古风。但云南茶俗却是活着的历史，涵盖从吃到饮各阶段。

▲ 邦崴过渡型古茶树的花、叶、果。花朵类似于野生型，叶子类似于栽培型。摄影／段兆顺

成书于唐咸通四年（863年）的《蛮书》，是安南经略使（驻越南河内）蔡袭的幕僚樊绰对云南风情的汇编，其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的记载，“银生城”即在今普洱景东彝族自治县。普洱成为云茶成文史的开端，也成为云南与内陆茶文化持续交流的起点。

濮人种茶为源头，植茶区域，则自最初的澜沧江中游扩展到中下游，乃至云南广大地区以及境外的掸邦、阿萨姆等地。植茶的主体，也从濮人传递到哈尼、彝、拉祜、傈僳、景颇、基诺等多个民族。他们在濮人帮助下，拥有了最初的茶园。

▲ 为茶农在勐库大雪山古茶园采茶。摄影 / 河马

“世界茶源”的称号，正是对濮人先民培育出大叶普洱茶的肯定；是对敬畏自然、爱茶如眼的历代植茶者的奖赏；是对这片大地上鲜活茶生活的赞叹；是对身处每个中国茶史关键时期，从未缺席的普洱各族人民的祝福！

由是，世界茶源，生生不息。

图文来源：《中华遗产》2024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