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洁曾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是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作为作家，张洁的起步时间并不早。她生于1937年，直到1978年才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年近40的她“除了痛苦的人生经验，几乎是赤手空拳”，她开始开垦文学的处女地。张洁的成长经历影响了她的创作风格，正如她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写的那样：“我永远不会忘记生活在我周围的普通人。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老百姓，也想着整个人类，我爱人类，关心着他们的命运和前途，我将尽终生的力量为人类而写作，因为我是从普通人当中走出来的。” 本次，文艺君为大家带来“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我的四季》，走进作家张洁的写作世界，一起了解她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   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 要是我在记忆里搜寻，骆宾基叔叔是除我父母的影像之外，第一个印入我记忆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我称他叔叔。可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是作家，如同他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不过他并不喜欢勤换衣着，除非出门或上哪位太太家做客，才会换上一件我母亲为他洗烫平整干净的衬衣。也许他想尽量减少母亲的负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修边幅。因为几十年的岁月证明，就是在我有了婶婶之后，他也依然如故：衬衣领子总像没有洗过，质地很好的毛呢大衣里，不知藏着多少尘土，被子、床单的情状，和衬衣领子差不了多少……好像仍然过着没人照料的、单身汉的潦倒日子。 他吸烟吸得很凶。清早起来，只要他一打开房门，便有浓浓的烟雾滚滚涌出，他那窄小的房门活像个大烟囱。好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湿柴火。  长大以后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那冒着团团烟雾的房间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在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家的保姆和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自认并非十分淘气的孩子，但我经常挨父亲的揍。或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因为他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就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 因此，大概叔叔也认为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不然为什么老是挨揍？也因此我想他是不喜欢我的，我也不曾记得他和我玩耍。 我灵魂上的朋友 我们的友谊是在以后。 一九五四年我们开始通信，那时我还在抚顺读中学。 我想我之所以写信给他，是因为不知哪本书或哪首诗引动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像某些自视极高的文学青年一样，对文学其实一知半解，可不论对什么都敢妄加评论，以为文学不论是谁想干就能干，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进去胡说八道的清谈馆…… 我对他的教训感到非常失望，觉得他对我板着作家的面孔，挑剔、难以对话，我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有时我还使小性子……总而言之，我多半还是把他当叔叔，而没有当作家。 其实他对我的所谓创作极其认真，并不因为我是他的晚辈而对我有些许的不平等。他送给我的每一本书，都郑重其事地签上名字，端盖着印章。 我常常让他失望。或因为任性，或学习不好，或我要看什么演出，等他给我买好了票，我又没去看等等，只有一样我如了他的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到北京读书后，若是我久日没有消息，他便会来信问我生活怎样，是否需要钱用，学习如何、有没有长进，又写了什么新诗，拿去给他看看……  大学一年级时，我忽然写起诗来，他却认真地当回事。劝我多读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生活得自由？》那样的著作。而我听了也就听了，写诗于我不过是一阵心血来潮的冲动，却耗费他许多时间，去审读我那既无才情、又未经过苦心推敲的诗句，之后还要对我认真地加以指点。 等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也碰上那种连认识也不认识的人，动辄拿来一本几万、十几万的文稿“恭请指正”，我才知道厉害。 我把自己正在写的、编辑部急等用的文章丢在一边，一字字地给他看完，并给他联系好出版社，请他和出版社谈谈，听听出版社的意见，如何将文章改得更好……他却把这部稿子扔到一边，又拿来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恭请指正”。我真佩服他们的才思，敏捷得如同自来水龙头，只要一拧，就哗哗地往外流。 后来，我并未写出，也没有打算认真写出一行像样的诗句。写诗的冲动，终于像水一样地流过，我连那个写诗的笔记本也没有留下，他也不再提我写诗的事。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能够认真听取他的指教，并和他进行认真的对话，是在我吃尽苦头栽够了跟头之后。 一九七八年初，时值中央音乐学院招考新生完毕。他给我讲了音乐学院招生工作中一些感人的事情，那些事例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他鼓励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并对我说，因为我对音乐的喜爱，这个题材对我很合适。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动笔写这篇小说。我写得很吃力，正当我非常为难的时候，他突然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当然不能再为这篇小说给他添乱。幸好曲波同志算是我的先后同事，小说请曲波同志看过两次，并听取了他许多宝贵的意见。 去医院看望骆叔叔的时候，他还不忘这篇小说，问我写完了没有。还说写完以后，要请丁宁同志过目，因为这些故事还是上年他宴请大家时，丁宁同志在饭桌上讲的，当时李準同志对这个题材也很有兴趣。 听他的意见，小说又请丁宁同志看过。 但这篇小说不但被《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同志退稿，还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以为这篇小说再不会有出头之日，便丢在一旁，从此也不再做写小说的梦。 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之前，又问起这篇小说，并一定要我读给他听。我对这篇被枪毙的小说已然毫无兴趣，念得干干巴巴、有气无力，断句也不清楚，而且念得飞快，根本不打算让人听个明白。我不过是在应付差事：因为他要我读，我不得不读。我还想向他表示，我努力过了，但事情的成败由不得我。 可是，我看见他的眼圈儿红了，我的声音也不由得哽咽起来，我是为他的感动而感动了。 他说：“好，很好。” 我不相信。也许这是他对我的安慰、怜悯，或是偏爱。 他坚持让我再送另一家杂志。 可以吗？我仍然不相信小说有发表的水平，并且我对他说，小说的标题也不算好，我们推敲了几个，最后他说:“就叫《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吧，它开阔，背景显得雄厚。”  小说正式发表后，他似乎比我更高兴。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我，那些赞赏的话，我就不便说了。 我赶到小汤山去看他，他不止一次地说：“你爸爸一辈子想当作家也没当成。”口气里流露出深深的遗憾，眼睛也不看我，好像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在看他自己，看我父亲，以及他们同代人走过的那条路。 我说：“他一生为人处世，太过小聪明。” 他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用这种口气说到我的父亲。我不再和他争辩，但我知道，我绝没有说错。父亲其实是个可怜的人，太过小聪明，却又大半辈子仰人鼻息。等到一九四九年后，可以重打鼓另开张的时候，却韶华已逝，已经养就的很多毛病，已很难改变。他虽活着，但他的一生似乎已经了结，翻开在他面前的那本大书，已经是另外一页，记载着另外一些人的故事。 想起小时候，常常听见锋芒外露、嘴不饶人的父亲，刻薄、抢白、看不起骆叔叔。结果谁成功了？如果父亲能像骆叔叔这样勤奋，相信他也会成功。这样一想，我又为父亲感到惋惜，虽然我并不爱他。 我对他的感情，还不如我对骆叔叔的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骆叔叔给予我的，远比生身父亲还多，就连他写给我的信，也比父亲给我的多，且不说期望于我的、教诲于我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