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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未竟东方白 ——读毛泽东《贺新郎·读史》 ■戴云鹏 一部浩瀚的中国史，痴迷其中者何止千万？但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人们镜鉴也罢，慨叹也罢，多半难离史著的左右，而无论时空怎样流转、朝代如何更替，后来的叙述者似乎总能追寻某个神秘的线索，找到使其赓续的“正统”脉络，按照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尊卑秩序和大小地位精心布列。包括司马迁那样饱受统治者戕害的历史学家，照样也不能例外，在他以超常的智慧穿梭时空经纬、罗织纷纭世事之时，还是很在意“雅驯”、“风教”之类正统的范式，要塑造出一个有形或无形的“法统”依据，以确保统治者们在历史舞台上的合法正宗。所以大部分的读史者，无非兴叹人事沧桑、荣辱兴衰，感慨功过成败、地老天荒，终是呼应着历史叙述者的“历史感”而再添惆怅感怀罢了。 在我的印象中，唯有少数几个以诗发言的人物，是跳出了历代史家的“影响焦虑”而独抒心得的，比如曹孟德的《短歌行》、《龟虽寿》，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都是非常好的例证。前者的超越时空、思接宇宙和通透开阔，后者的旷世孤独、沉郁悲怆和无限幽思，都是完全跳出了常人的历史视野而直指宇宙苍冥的。而离我们最近也最值得品味的，则是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史学界曾经有过关于古代史中奴隶制与封建制划限分期的讨论，而差不多在同时期，从中学课本、报章社论中亦曾遇到过英雄抑或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命题。总之，那似乎是一个对人类社会发展史如何理解、如何书写，提供新的思想可能性的时期。 今天看来，新中国创建之初的十余年间，正如当时的一位白话诗人所言，仿佛“时间开始了”，虽是百废待兴，但也确实存在着确立新生国家的性质，构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梦想的诸多可能性。既然叫“新中国”，那就是从未有过的新纪元，意义重大的国旗国歌自不必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等等，这都是定义国体之“新”的关键因素所在。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目标的坚定确立，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经验的取舍，对新的历史思想的确立，同样无法回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964年写下了这首词——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喜读史书人所共知，但他又是一个最不囿于史籍的读者，他的史识往往异于流行的学术观点而惊世骇俗，以至于需要一定的时间人们才可以恍悟其深意。指出这一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贺新郎·读史》当然不是史学观念的简单传导之作，而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政治领袖非常个人化的表达，与现实的政治实践有一定距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美学观是其重要的思想倚靠。作者纵览千秋，目光穿越时空，洞彻历史，以诗言志，最终的着力点仍在于关注现在和未来。 在毛泽东飘逸的诗思中，历史是需要尊重的，但不必被过分神圣化、教条化，史家对三皇五帝业绩的渲染，对“天命”、“王道”名义下统治者的美誉，不必过分当真，而真正重要也需要正确看待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曾经起到过推动作用的那些进步力量。于是我们看到在诗人笔下，盗跖、庄屩这样的史籍中的“异类”，和三皇五帝其实没有多大区别，甚至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由跖、屩而“陈王”(陈胜)，还可能包括后来的李自成、洪秀全，这些农民革命战争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或有必要用另外的眼光来打量。毛泽东意图观察的是“几千寒热”（指铜铁时代）间中国历史的实质性变化，而他审视和留心的是历史进步这样的核心。 一般人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在自己文学化的表述中，抑“圣君明主”而扬名声“凶恶”的造反者，肯定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农民革命，是因为他自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农民革命性质。表面看来，这样的联系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且记：这只是表面看来而已。一般地对历史现象、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往往易受制于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而一个人的历史理解又无不与自身所受历史教育相关，无不和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态密切相关。没有一定的思想穿透力，没有一种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深刻洞察，轻率地对历史发言，免不了人云亦云。今天，我们只需要看看市场上那些时不时拿历代帝王们的宫闱秘事、服饰宴饮或者权谋韬略“说事”的喧嚣，对此就不难理解了。从毛泽东这样敢破敢立的思想家身上，从他的历史认知方式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异于常人的历史启示和历史教训。 在近代“西风东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历史思想，就像中国的文明本身一样，古老但缺乏活力。从文明形态来看，无论在行政、法制方面，还是艺术、宗教和科学方面，都似乎是停滞的和缺乏变化的。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已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还是非历史的，“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进展”，“只是重复着终古相同的庄严毁灭”(《历史哲学》)。 的确，看上去自“人猿相揖别”以来就是这样，在我们已知的“几千寒热”中，多半都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搏斗厮杀。而从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来看，纵然是不断地循环往复，“流遍了，郊原血”，历史的书写中，总是要大书特书历代统治者们的“神圣事”，人民群众并没有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所以，就像鲁迅读史，从字里行间看见的都是“吃人”一样，毛泽东首先感到的是历史长河中许多道德文章的可疑：无数的过客们很可能被欺骗了！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这首词中，对盗跖、庄屩或陈胜等农民起义领袖持肯定赞赏态度而不屑于“正统”的历史叙事，这其实是有些片面的。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思想启蒙的读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历史的进步。近代以来中国的屈辱历史表明，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单独发展自己的文明的，具体到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就是如何带领贫困落后的中国走出千百年来一再重复的恶性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天换地。这样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问题，又与毛泽东的现代视野、世界目光紧紧相联系。他乐观地相信，只有建构一个具有历史发展广阔前景的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繁衍生息，国家最终的强盛才真正有希望。这样，摈弃一切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超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且从根本上克服、乃至跨越资本主义由利益主导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关系，实现人类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与自由发展，这才是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崇高理想所在。 当千年古中国被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且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加以观照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及模式已然清晰呈现，新的中国无疑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理性”，亦即黑格尔所言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主观运动”之苏醒。进入历史，继而是要创造历史、推动历史，这样活跃的“想象”活动，未见得是一个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却一定是一个诗人超级浪漫的精神漫游。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某些乌托邦式的激进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在具体的实践中未必行得通，但贯穿其中的理想主义热情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丢弃的。从教训方面来看，当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史这样的单一观念时，社会难免蒙受震荡和动乱，十年文革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观之，一个党，一种政体，一个民族国家，如果不在历史的演变中找准其定位，没有对自己的发展目标、方向，以及发展阶段的理性判断，那就可能导致盲目的发展、错误的发展。 不久前，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阅读这份政治文件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份著名的《决议》曾经影响了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政治取向，确保了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今天的这个“决定”和几十年前的那份“决议”有相似之处，无疑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个“决议”，是我们党自觉纠错的一个明显标志，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褊狭历史观念，开启了一个实事求是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今天的这个“决定”，主旨则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能力的重新审视和判断，特别重申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党的历史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更对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的目标、方向进行判断校正，这些十分清醒的判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历史理性。这让我再次想起毛泽东《贺新郎·读史》一词的末句：“歌未竟，东方白”。光阴催迫，时代变迁的步伐刻不容缓，在我们阅读史章之际，也许只一篇读罢，就已是满头飞雪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醒着的个人和醒着的民族，才能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把握自身，掌控自身发展，继而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而获得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学习，向历史学习，向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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