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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威，湖北省天门市净潭乡人，现居山东省东营市，在某大型国企任职。
父爱无声 ——纪念父亲逝世20周年 趁这次回家探亲，我回来看望离世整整20年的父亲。9月的水稻已快成熟，稻谷在阳光下随风摇曳，如同一片金灿灿的海浪此起彼伏。我小心翼翼地趟过杂草丛生的田埂，来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墓旁。清冷的石碑，刻着父亲的后辈以及他从未见面的孙辈的名字，一家人以这样一种方式相聚，也许这些人就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念想了；再过几十年，也许也只有这些人还记得他，知道有这么个长辈来过、活过，留下短暂的47个年轮。 父亲生于1956年，属猴，和我一个属相，大我两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受当时的政治因素影响，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环境下，得益于祖辈“上中农”成分稍微殷实的家底，父亲边干农活边上学，勉勉强强读完了初中。凭借初中学历，父亲在生产队干过一段时间会计。在我记忆里，家里曾经有过一个大算盘，还有一箱子厚厚的帐本，上面记录着队里的日常开支。帐纸很结实，比课本、练习本的纸张扎“撇撇”要好得多。打“撇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游戏，有的地方叫“打宝”，简简单单用两张纸，叠成大小均匀的小方块，几个男孩就能凑在一起玩半天，曾经给童年的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我用帐纸扎的“撇撇”往往所向披靡，和同伴们的“撇撇”相比，那种感觉就像宝马汽车和自行车赛跑一样，着实让我威风了很久。父亲后来无意中发现了，对我好一顿批评。母亲埋怨他：“分田到户都这么多年了，这些帐本还有什么用？”对我们来说，那些帐本都是无用的废纸，用来上厕所都嫌粗糙，可对父亲来说，那些帐本却是宝贝，记载着他曾经的工作经历，或许看着上面熟悉的人名、熟悉的货物出入事项，会勾起他对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的回忆。 听乡亲们讲，父亲当年在公社的供销社也干过短短一段时间。当时的供销社,也叫供销合作社,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类似于现在的“超市”，油盐酱醋、糖果罐头、瓜子花生、针线纽扣、笔墨橡皮，常用的生活用品和文具比较丰富。父亲天天和香烟打交道，不由自主地染上了抽烟的习惯，他的烟瘾很大，每天都在两包左右，这个纪录一直伴随他终身，这为后来突发心肌梗塞埋下伏笔。在此期间，父亲认识了隔壁村“湖咀上”的胡金强大伯，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异性兄弟。我一直没有问过他当年是否有过桃园结义、焚香盟誓的仪式，但他和胡伯之间的兄弟情谊一直延续下来。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有这个无任何血缘关系的亲戚。两家凡有添丁进口、婚丧嫁娶之事，皆互有往来。特别是每年春节初五初六左右，该走的亲戚都走完了，父亲都会带着我去胡伯家呆一天，这个习惯雷打不动。兄弟两人相聚一块，互相说说家里的收成、子女的情况，以及对国家出台的“三农”政策的看法，总有谈不完的话题。胡伯家的子女与我年龄悬殊较大，最小的想娥姐都大我6岁，玩不到一起，我只好将他们家养的小狗撵得满院子跑，喂的鸡追得绕着墙飞。 父亲还在上学时，经媒人介绍与母亲就认识了。当时我祖父已经在天门邻县京山第一建筑公司扎下了根，本想把我父亲带到县城去发展，所以对这门亲事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父亲辍学后，母亲经常过来看他，一来二去，感情日益深厚，加上舅伯也来给我祖父当徒弟学木匠，两家来往更多了些，父母便结了婚。我曾见过父母年轻时在武汉中山公园照的合影，父亲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非常帅气，估计应该是刚结婚不久，那时乡下人舍得花钱逛武汉，料想家里光景应该不会差。作为家里的长子，父亲婚后也就断了去县城发展的念头，留守在老家支撑门户。 父亲成家了，特别是家里生下我和妹妹后，负担渐重，他便去京山跟着我爷爷学木匠，开始了“两头赶”的生活，农闲时去京山做木匠补贴家用，农忙时回来和母亲一道插秧割谷。所以，一年下来，我们兄妹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并不多。那年月，光靠种地很难发家致富，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忙下来，交完公粮缴完提留，还有各种各样的税费，也就刚刚解决温饱。所幸老家谢家台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木匠湾，家家户户都有人会木匠，男人们几乎都会拉大锯、耍刨子的手艺，青壮年劳力常年在外做木匠可以挣点“活泛钱”，留下媳妇在农村种地养娃，当时这种“单亲家庭”比比皆是，并不为奇。男孩子读书无望就学木匠，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的很多同龄人因各种原因辍学后，都走上了这条谋生之路，也有很多头脑灵光的人成了小有名气的“包工头”。 我家是木匠世家，曾祖父和祖父种地不内行，但在村里开过木工小作坊，专门给乡亲们做桌椅板凳等家具，我父亲作为嫡传，也继承了长辈们的勤劳和技艺。每年冬天，城里活少，田里事也不多，父亲就从京山拖一车柏树回来打农具。所以我从小就认识刨子、锯子和凿子，从小就能分清耕地的犁和糙田的耙。小时我喜欢站在砍板旁边看，但父亲往往把我撵地远远的，倒不是怕我偷师学艺，而是担心伤着我。当时还没有刨床，砍板就是工具台，把木料做成农具，先用斧头砍，再用锯子锯，最后用刨子打磨光滑，这些工具都很锋利，容易伤人。曾经刚会走路的大妹靠在砍板边看“稀奇”，正在刨木板的父亲没注意，一刨子推过去，大妹的手指鲜血直流，从此以后，父亲的工作区就成了我们的禁区。不过，父亲见我在远处眼巴巴地观望，偶尔也会让我参与进去，比如帮忙牵墨斗线、打扫地下的刨花，干些没啥技术含量也没什么安全风险的小事。 父亲的木匠手艺在业内应该是过得硬的，起码在我看来他做的物件比较耐用。现在的木板拼接多用胶水、钉子和螺丝，那时候一般是用木钻打眼，靠木钉或竹钉连接。更多的是榫卯结构，父亲用铅笔和木角尺画好记号，用凿子一点点抠成造型，对接起来再挤入木楔，既美观又结实。我在上小学时，人人都是自带凳子，每次开学要把凳子扛到学校，放暑假再扛回来。我家的凳子做得格外厚实，按父亲的说法，用几十年应该没问题。凳子厚实就显得沉重，沉重对我来说就是负担，我曾经把凳子摔打过好几次，就想折腾坏了换个轻便一点的，用脚踹结果脚差点崴着，用砖头砸结果砖头破了好几块，等我到小学毕业都未能如愿。 父亲是闲不住的人，哪怕春节期间也怕耽误干活。其他同龄人春节期间从外地打工回来，大部分成天打麻将，父亲却在厨房打农具。对他来说，做成一个耙，家里的经济压力就轻一些。母亲经常给我讲，你们兄妹三人年龄相差不大，每年一到正月十五和九月一号，要缴学费的时候，父亲就愁得双手搓。所以父亲从不敢奢望休息，大冬天的早晨，我都是在父亲抡斧头砍木头的“哼哧”声中醒来的。邻居经常劝我父亲：“老哥，一年上头砍斧头还没砍够啊？过年回来歇几天吧！”父亲总是笑笑说：“打完这个耙就歇歇。”我小时候见同伴们在雨天、雪天都踩着高跷串门，不用穿笨重的木屐甩得一身泥，便央求父亲给我做一副高跷，但他总是推说没有时间，或许他不愿把宝贵的木料浪费在我的玩具上。后来虽然在母亲的多次埋怨下，父亲利用一中午给我做了一副高跷，但我怎么看都像有点糊弄我，不像一名技艺娴熟老木匠的水平。 我小时候非常淘气，总爱惹事生非，要么趁别人蹲厕所时往茅厕扔石头，溅得人家满屁股脏物；要么对着别人的新尿罐练习弹弓，打得痰盂千穿百孔；要么钻到别人晾晒的被单里躲猫猫，抓得满是脏手印......做了坏事，总少不了挨父亲的一顿揍。被揍得多了，我心生恨意，对母亲说:“爸爸打我的事情我都记下来了，等他老了动不了，我要还回来的。”母亲就责骂我：“你龟蛋大，就还学会记'变天账’了，大人打你还不是为你好。” 记得有一次，我跟着几个比我年龄稍长的伙伴，把别人的草垛给点着了，看见漫天大火、大半村的人忙着灭火，我吓得偷偷溜回了家。父亲知道后，让我跪在大太阳底下接受惩罚，晒得我黑汗水流。母亲见了心疼，在父亲的默许下，把我拉到阴凉处跪着。但我也很是倔犟，总认为我只是负责放风，最多算个帮凶，不该惩罚我，于是我自己又爬到太阳底下跪着，腰杆挺得笔直，无声地对抗着父亲。还有一次，我路过村里培春幺爹家厨房后门，见后门开着，饭桌上脸盆里泡着一把苕粉，我随手抓了把泥土撒进去，回来向伙伴吹嘘，刚才偷吃了培春幺爹家的一碗苕粉。父亲听到后，立即揪着我的耳朵去赔礼道歉。当时幺爹家里三个儿子都在读书，家境也不是很好，一碗苕粉可能就是他们的晚饭，父亲当然很恼火。虽然他后来知道我只是搞了个恶作剧，但对我这种游手好闲的恶习不能容忍，以打断一根木条的代价让我深入反思自己错在哪里。 有天傍晚，我也忘记什么原因又挨了揍，悄悄从后门溜出去，跑到村子后面天南长渠的河堤上。当时是想离家出走的，但看到昏暗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田间几座石碑在月光下泛着青色，耳边还传来归巢的鸟儿发出几声怪叫，心生胆怯，便打消了念头。父母寻了过来，听到母亲的呼喊，我立即钻到路边的麦田里蹲着；听到父亲的咳嗽，看到他手里的木条，我立马乖乖地跟着回了家。母亲想给我一个台阶下，说：“你是不是准备去东湖口姨妈家玩？”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理由，哪有人傍晚走八九里地去亲戚家的。我倒也实诚，说：“我不像是你们生的，爸爸老打我，我不到这屋里住了。”看得出父亲忍住了怒火，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了，可能感觉儿子开始长大有自尊心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打过我。 在乡村，传统中国式严父慈母的教育一直比较流行，父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倒不一定是希望我将来对他有多深的孝心，更多的是期盼我既能成才也能成人。我不知道父亲在儿时是否经常挨他父亲的揍，但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能沿袭他这种教育方式。有时我也在想，父亲应该是爱我的，天底下哪有父母不心疼自己的骨肉呢，只是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在我未记事时，他应该也会经常牵着我的小手，教我蹒跚走路；他应该也会听到我喊出第一声“爸爸”时，兴奋地用胡茬扎我的脸；他应该也会把我高高举起，坐在他的肩膀去打量这个未知的世界；他应该也会抱着生病发烧的我，哼着小调哄我入眠；我不记得，并不代表没有，只是他从未当面告诉过我。
我读高中前，一直是又瘦弱又矮小的“丁香”，上了高中后，一年蹿一大截，很快就赶上了父亲的身高。有次我们父子两人在村里走着，邻居翠娇姥姥打趣到：“父子俩越长越像兄弟了。”我的嘴比较快：“我是大哥。”惹得乡亲们一阵哄笑。父亲笑着对我说：“你是翅膀硬了想飞呢，我巴不得你有本事，我就不用管你了。”其实父亲也是开得起玩笑的，看着日渐长高、已经超过他了的儿子，心里也是宽慰的，谁不希望一代比一代强呢？！作为父母，总会把孩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续，总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好，不用再受自己当年受过的苦，能够走得更远，去完成父辈未完成的梦想，能够飞得更高，去攀登父辈未企及的高度，这是天底下最无私的爱。 当时我是在隔壁的岳口镇上高中，实行放月假，每个月都能回来休息两三天，每次回来都要倒两趟车，父母让我放假不用回来，可以省点路费。但我从小就没有离开父母这么久，时间长了就想家，所以隔两个月我就跑回来一趟。隔壁想中叔经常笑话我：“人长树大了还舍不得父母吧？”我故意说：“才不是呢，我是手里没钱了，回来拿生活费的。”后来母亲给我讲：“我们知道你说的是玩笑话，但是你爸爸听了心里会难过的。”现在回想起来，哪怕当时父亲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真心话，但是这些话也会让他在外人面前感到难堪，也会让他如同在心里扎了一根刺。是的，我们总是习惯带着面具伪装自己，不想在别人面前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总爱说些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的话语，往往顾及了自己所谓的面子，却无意中伤害了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读高中时学业很重，精神压力也大，和父亲话也不多，每次见面，他总是问问我的成绩，没有别的话题。我一直想打破这种局面，想让他多关心我的成长。刚好那时流行一本郁秀写的《花季雨季》，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青春成长的困惑，以及面对的一系列来自于家庭、社会的各方面困扰和难题。我写了一封信，夹在这本书里让人捎给父亲，想让他多以一名朋友的身份和我对话。父亲在常年的辛苦劳作下，比较内向，也很木讷，书是看完了，但是他好像没有多大改变，只是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多了些。可能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教育我，有些事不必多说，等我经历过了自然就会明白。在我高考时，父亲破天荒请了半天假，从京山赶回天门，来到我的考点。我隔老远一眼就见到了他，他正在一群考生中搜索着我。他应该是刚从工地上过来，身上的锯末、粉尘还没来得及拍打干净，站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我跑过去让他吓了一跳，他这次倒没问考得怎么样，只是说：“不能再长胖了，胖得我都不认得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未出考场前，父亲已经见到了我的老师，询问了情况，老师也给他实话实说：“这孩子今年希望不大，明年应该没有问题。”父亲摸清了我的底，对我也不再有过多的要求。那年我的高考分数只够专科线，于是选择了复读。 在我“高四”那年，父亲常常对我说：“我就这点能耐，今年复读你能考上，我砸锅卖铁也供你，读出去了该你享福；今年再考不上也别怪我，你就跟着我学木匠手艺。”我夹着尾巴过了一年，父亲也忍气吞声过了一年，每次回家很少出门，就怕乡亲们问我的情况。我考上大学后，父亲彻底扬眉吐气，在家大摆酒席，邀请村干部，邀请我的小学老师，见到熟人就递烟。听说我上学要手表，买！听说我要一个皮箱，买！从未见过父亲这么豪爽过。他帮我背着大包小包，把我送到江汉石油学院报到，交学费、领行李、办饭卡、铺好床，才依依不舍离开。 大学第一个月就是军训，军训结束就到了国庆节。想想假期还长，我就回了家。一路汽车颠簸，到卢市已是傍晚。从镇上到家里，还有七八里路，看着天色渐晚，我心里犯了难，从来没有走过夜路的我，总担心碰到不该碰到的东西。就着微弱的手电光，我连走带跑、又累又怕、汗流浃背地赶回了家。父母已经休息，听到我的叫门声，既欣喜又惊奇，连忙起来给我做饭，烧水洗澡。父亲心疼我几十块钱的路费，那可是他半天的工钱，更心疼自己的儿子，怕我走夜路吓着了。母亲在灶台上张罗着，父亲抱着猫坐在灶门前放柴禾，听我讲大学里的事情，看我表演正步走、军体拳，在灶膛火光的映照下，他一脸慈祥的样子。 我读大学期间，父母正在位于京山汤堰的葛洲坝疗养院搞装修，葛洲坝集团的前身叫“330工程指挥部”，所以那个疗养院也叫“330”。每逢暑假，我都会到“330”工地上和他们团聚。工地上条件比较艰苦，三合板往地上一铺就是一张床，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厨房，但是心灵手巧的母亲把艰苦的日子操劳得有滋有味，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父亲在屋顶干活时，我就帮他扶梯子，帮他递电钻和气钉枪；收工了，和他一起在山上摘野桃；晚饭后，一家人挤在竹床上看唐国强主演的《长征》。相处久了，父子的感情也慢慢融洽起来。父亲好像显得黏人了，我坐在哪，他就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只是习惯默默地听我说着话，偶尔插上一句：“为什么呢？”从我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曾经年轻的自己；从我的话中，他也憧憬着今后的天伦之乐。人的一生，无非两件事，把老的送走，把小的抚大。父亲在闲聊中也谈过他的老年生活，他说：“等你们都成家了，我也老了干不动了，我就和你妈回老家种点口粮，你们有空回来，给我买条烟，也算是讲孝心了。” 2003年5月的一天夜晚，我突然从梦中惊醒，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当时报讯的叔叔怕我担心，只是给我说：“你爸爸生病住院了，一会有人接你回来看看。”我心里当时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父亲可能不在了，如果是普普通通的生病，也不至于让我这么着急回去见上一面。我浑浑噩噩地坐在宿舍的床上发呆等待，浑浑噩噩地连夜坐车赶回京山。在父母租住的小房子里，已经搭建好简易的灵堂。母亲见人就哭诉父亲心梗发作时的情景，以及送去医院抢救的经历；父亲的同事说老哥是累死的，昨天我们还在加班干活呢。在亲人的帮助下，我像木偶般把父亲送进火葬场，抱着骨灰盒连夜赶回天门老家，亲手把他安放在这片他辛劳一辈子的土地里。活着，他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走了，一缕孤魂仍然在守护着家园。 记得父亲曾经和我开过一个玩笑，说以后你在城里买单元房了，就接妈妈过去住，我就不过去了。当时他和我估计都只是当作了一个玩笑，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虽然我早就知道人总归要走的，世间最无能为力的就是生离死别，但是当打击突然降临的时候，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上次春节后从家返校时，父亲还嘱咐我多带点“麻叶子”等零食，到学校分给城里的同学吃，我嫌他唠叨，背起行李，头也不回就挤进了村头的公共汽车。没想到这次再相见，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张冷冰冰的照片，看着遗像里父亲熟悉的笑容，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爸爸了，以后我就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了。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所以，人啊，每一次和父母分别，都有可能是永别，别再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给他们，多回头看看父母日渐佝偻的身躯吧，多招招手向父母告别吧，因为说不定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此生再也不见。 父爱如山，父亲潜移默化地教会我如何坚强，可从未教过我如何遗忘。20年来，我作为一名石油工人，在新疆的戈壁沙漠工作过，在四川的崇山峻岭生活过，最后定居在山东，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来父亲墓前的机会更是不多，但不管漂泊在哪里，我都会在中元节、清明节的夜晚，在他乡烧点纸钱遥寄相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时候我想父亲这一辈子辛苦操劳，到底图什么，最后留下了什么？作为他的后代，我回报了什么？当如今我也成为人父，才真正感受到父亲一生孺子牛般奋斗不息的意义所在。 站在石碑前，父子两人阴阳相隔地对视着，想问问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想说说没有父亲的日子我是多么迷茫和无助，两人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微风拂过，坟茔上的荒草沙沙作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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