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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过年
作者：万辉华
年难过，年年过。往往小孩子盼过年，老人则恐惧过年。两方面的意思，一则，过了一年，人就老了一岁。二则，年关大抵是讨账的时候，手里困据的人，担心讨账的上门不好打发，因此害怕甚至躲避过年。 鲁迅先生不存在手里拮据，要躲避讨账者上门，他似乎对过年有一种不是很积极的态度。然而1934年的过年于他在杂感《过年》里却有大段的记述，似乎心情格外的好。 我不妨摘引如下吧： “今年上海之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先生把过年的仪式甚至与儿子海婴一同放花爆都写进了文章，并且表示这是他二十三年来过年最高兴的事儿。 鲁迅自1927年秋天从广州迁入到上海，经历了1932年日本鬼子攻击上海的战争，那段时间，先生搬进了租界，躲避战火。到了1934年，儿子海婴五六岁了，上海的战事趋于平静，先生尽管天天写他的杂感，偶尔与左翼人士往来，开会、吃饭，开版画（木刻）展，跑内山书店买书，还是有一些应酬，他把这些也视为休息、放松，那么过年则更视为放松，给自己带来些寻找童趣的快乐吧。 其实，在鲁迅的日记里，也不难发现他对过年的记录云，如1933年1月25日的日记写道：“旧历除夕也，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1934年过除夕，较1933年过除夕，花爆放得更多，而且连续三天，可见先生的心情也较上年要愉悦吧。1933年过年，还有一特色，邀请当时在上海领导左翼运动的共产党负责人冯雪峰一同过年，可见鲁迅与左翼人士之亲密的合作。那时期，瞿秋白还尚未到中央苏区江西去，也是经常在鲁迅家中谈天吃饭，瞿的杂文以鲁夫子的名义发表了许多，瞿得到稿酬弥补生活的拮据。 鲁迅在上海过第一个除夕1928年1月22日，日记里简单两行字：“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那时，他与许广平正式同居，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两家住得很近，周建人家的儿女较多，经常到鲁迅家里走动，鲁迅很喜欢小朋友，有时候给他们水果、小吃，甚至主动为两个读书的侄女掏学费，他自己的儿子海婴出生了1929年，因此，没有小孩之累。鲁迅夫妇经常看看电影，也算是调剂生活，放松一下大脑的紧张思考吧。 再把时光往以前追溯，鲁迅日记里也有两处记除夕的，一则1924年2月4日，一句话，“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要知道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于1923年7月19日决裂，他从八道湾迁走，带着母亲，与朱安另租房子一道生活，故这时候的鲁迅内心比较痛苦与枯寂，因此，过年只好多饮酒，以抒解内心的苦寂。 在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尚未分裂的1920年2月19日，他们两家，加上周建人一家，都住在八道湾的大院子里，老老少少，十来口人，加上佣人、车伕，应该说是颇热闹的一大家子。 “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
民国以前过年的旧规矩，是要把祖宗的圣像挂在大厅里，或祠堂里，先要祭祖先，然才能吃团年饭的。尽管周氏兄弟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但是，对于祭祖，则还是依旧俗。而同为这一阵容的钱玄同却激进得多，当他兄长钱洵过年邀他去祭祖，他十分反感，几年后，兄长死了，他就主动废弃了祭祖的仪式。 三兄弟在一起过年，饮洒自然开心。还有几个侄子放放花爆，老少同乐，这年除夕恐怕是鲁迅三兄弟在一赴共同过的最后一个除夕。鲁迅与老二分手，不久，老三也与老二分手。老大与老二在上海却走得很勤，过年也常在一起，这也是人之常情。 从鲁迅先生过年的日记与文章，不难看出他其实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从1920年除夕，到1934年除夕，十几年来，中间也有几个除夕有记录，但是这两年的除夕，应是鲁迅先生最为开心的。十四五年前的除夕，一大家子其乐融融，十四五年后的除夕，自己的儿子海婴长大了。先生尽管身体越来越差，人却较昔日要从容、恬淡，甚至还想到外地旅游放松一下，他对老二的怨根较过去要淡化了许多，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上，为周作人五十岁生日开了一个寿诗派对，登了京派几位闲适大师的打油诗，鲁迅在杂感中也只讽刺了一下。但是，他们老大、老二仍旧没有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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