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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4年第一次去香港，香港的导师想让我到那边去读博士，带进了他所在的港大行为健康中心实习，学习身心灵的治疗体系。中心里面的姑娘很多，主任是女的，执行行政总监是女的，还有很多做研究做治疗的也是女的，多是从美国留学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最差也是澳大利亚的，香港人很讲学历，低学历根本进不去做研究和治疗。
当年我还算是个小哥，从不敢说自己多帅，但好在人真诚，偏瘦，至少这些师姐们不讨厌我，而我那种土里土气的穿着，也多让她们心生怜惜。可能也是企业文化，中心里面对新到的人都会过来问候一下，每个人都过来跟我说几句话，而且还努力地用普通话讲，那普通话里总要夹杂一些英文单词。有的问我要不要喝茶，有的告诉我洗手间在哪里，还有的就过来问候一下大陆的情况。
中午要吃饭，是一堆人一起去一个茶餐厅，吃那种广东的茶点，一堆姑娘挤在一起好不热闹，一个桌子坐那么多人真的很挤，而且那些姑娘穿着很精致，化妆化得好像也比我广州的同学漂亮，于是我就坐着特别难受，身体僵硬，很怕身体碰到旁边的姑娘，眼睛也不敢多看，觉得多看哪个姑娘也是亵渎。那间香港餐厅的筷子似乎是塑料的，我只敢夹我面前小蒸笼里的小包子，不敢伸得远一点，即使这样我还是夹掉了一个，好在一个师姐马上帮我夹起了。
吃完中午茶点，我们回到了办公室，然后就听到那几个姑娘在用粤语叽叽喳喳，过了没多久有一个姑娘就过来跟我说按照人头，你要付46块港币，当时我窘迫极了，因为我并不知道那种聚餐是AA制的，因为在武汉或是在广州上学，同学吃饭总有人买单或是抢着买单，顶多这次你请下次我请，就没有这样大家吃完饭然后分账的，更要命地是当时我身上并没有港币，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个研究舞蹈治疗的师姐过来说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她帮我出了。
第二天中午吃饭，这次是行政执行总监开车说去餐厅打包回来，大家在办公室围坐着吃，因为她有什么卡而且是她有车，办公室没有别的男孩子，她就很豪爽地喊我去，我也乐于帮忙就跟着她出门去坐车。香港的路窄，那个行政总监的车明显显得小，她打开驾驶那一侧就上去了，我见车小，二话不说就去拉后排的门。那行政总监赶紧喊我的名字，还急得说出了英文，No，Stop，我被她严厉的语气有点吓住了，赶紧停下，她又喊我让我到前排坐。等我坐稳之后，她才说，你坐后排就把我当司机了，这是非常粗鲁的，我是知道你不懂才告诉你，不然我就生气了。我是有点吓住了，赶紧忙不迭地道歉。
这之后我就特别紧张，总觉得香港的师姐们会觉得我土气和粗鲁不懂礼貌，然而这个担心还是被加重了，是我的导师给我。导师很喜欢我，非常希望我能去香港学习，都让我住在他家里，另外一方面对我的一些习惯特别不满，具体是导师让我写一个研究计划用来申请香港的港大，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他每天督促我写和改，但有一个东西让他非常不满意，就是写的计划书里，参考了哪个前人学者的那篇论文，一定要在文中标出，而且要在计划书后面附录作者名字、论文名字，刊物名字，还要写上年份，以及论文引自这篇论文的哪一页。
而我恰恰在这个事情上做不好，我先是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被导师骂了好几次后，然后又用心去做，发现还是做不好。导师看到我就要说这个事，反复跟我强调这是规矩，也是做学术研究的礼仪，要向前人致敬，我听得懂，可是就是做不到，到后面有一天晚上把导师急得把已经躺下的我拽起来，又讲了半小时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和意义，说你这不懂礼节，是不能在学术圈里混的。而他当时情绪激烈，我只能坐在床上听他讲得言辞便给，最后他讲完了关门出去，我则想着这个礼仪我做不到，我不能混学术圈子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接受到礼仪教育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很有纪念意义的是，我2006年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在香港，坐国泰航空去迪拜，同行的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同事，我跟她坐一排，怕自己不懂礼仪，就尽量想着不麻烦别人，只是见她一会儿拿出自带的枕头，一会儿拿出眼罩，再用英文跟国泰的空姐要果汁，觉得她很厉害。座位上有一个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我拿在手上研究，挨个按着，看是屏幕上有什么反应，结果有一个空姐过来看了就回去了，过一会儿又一个空姐过来转了一圈就走了，连续三次后，旁边的女同事突然发现我在按那个遥控键，朝我大吼到，你不要再按服务键了，再按空姐会认为我们是土包子的，没看到我在跟她们讲英文吗？我脸红耳赤，赶忙说对不起。
后面我们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Crown Plaza培训，酒店的服务员都是印巴人和菲律宾人，我跟那个女同事同一层楼隔壁，但我几乎每天都听她打电话朝前台吼，然后总有服务员到她房间门口，听她用流利的英语在训斥，那些服务员总是在陪着笑说: Madam I'M Sorry。后面我小心翼翼地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她脖子一仰，这些服务人员非要对他们严厉一些，她们才懂礼仪，才能服务好。
实力弱的时候是没有权力定义礼仪的，有求于人的时候也是容易失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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