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庆著《旋回：空间哲学及其规划实践》连载36：与时俱进，空间承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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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时俱进，空间承载秩序

Spatial Philosophy and 

Urban Planning Practice

4.3

形式格网，方圆营城

4.3.2 天圆地方

虽然空间的多样性早已是地球上的不争事实，但这种事实往往并未被某些“老死不相往来”的人所真实地感知。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各民族间的相互接触与碰撞，空间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便开始跃入人们的眼帘，成为一种可感知、可比较的存在。有些人将现代人类都无法解释的创造力，如方形金字塔或者圆形巨石阵，认为是外星生命在地球上有意留下的星球印记与可能隐藏的宇宙力量，它们具有超出人类想象的知识与能力，较之人类，形态更加巨大，它们后来离开了地球，而早期人类只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些外星生命创造的方形金字塔或者圆形巨石阵，譬如朝着某个星宿的方向修筑墓室通道，建造墓穴或者祭拜神灵，将其奉为人类或方或圆的圣地，成为人类空间活动最古老的图腾，人类不断学习、认知以及传承它们启示的知识与力量，慢慢地将其转化成为人类自己天地礼序的世界观与方圆默契的创造力，进而点燃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江西宜春洪江沩仰宗庭——方圆默契

空间原型

空间生原型。从西方理论渊源上看，原型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至少分别受益于以下三个不同学科，它们是以弗雷泽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以荣格为代表的分析心理学与以卡西尔为代表的象征形式哲学。“原型”（archetype）一词，意为“原始的或最初的形式”，与“基因”相似。弗莱对原型的交际性（自洽）与社会历史性（旋回）的阐释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原型是那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或象征的可交际的单位（communicable unit），原型是一些联想群（associative dusters），在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往往有大量特别的已知联想物，这些联想物都是可交际的，因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它们，也就是分形几何的自相似性（原型自洽）与迭代生成（秩序旋回）原则。原型批评理论应用于空间定位研究主要表现在对空间价值的判断与空间的要素构建方面，这种方法的优点：首先，在于宏观中的微观认知，空间原型要求一种宏观的研究视野，把对空间本身的微观分析建立在空间的宏观透视基础之上。宏观中的微观比单纯的微观要更为深刻一些，它能把一些潜隐在空间背后的东西挖掘出来，深化我们的空间经验，从根本上把握空间。其次，在于经验中的系统传承，把单个空间的研究放到整个空间大系统中，使之成为空间总体中的空间。空间原型的这种系统性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对空间传统的高度重视上，空间不再是某个人的凭空创造，而是传统的产物，其特殊意义是社会集体的，是超越个人的。再次，在于要素中形式升华，空间原型力求避免要素与形式的分裂，使空间哲学获得独立的科学地位。形式绝不是少数个人天才的发明，而是无数具体的空间构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发展而生成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形式，只有人们共同理解的、具有约定俗成的交际意义（要素）的空间形式，它包括空间原型性的意象、原型性的母型、原型性的结构、原型性的秩序，及其构建程式与表现程式。空间原型是可交际的、在空间中反复出现的，从而也是社会性、历史性的。当然，原型性的归纳与概括也就成为原型理论的重要内容。最后，在于重认知轻判断：与其他批评方法相比，空间原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对空间的客观性认知，轻视对价值的主观性判断，关注对原型的有机性构成，因而从属于科学的领域。

原型生方圆。空间的复杂性与连续性来源于人与气候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的差异。寻找空间原型要从分形几何学开始，分形几何学的本质是自相似（原型自洽）原则与迭代生成（秩序旋回）原则。就像生物学遗传分子机制，分形几何学揭示了世界的本质，那就是空间其实都具备“自相似性”的“要素”或“原型”自洽，在无限的杂乱中呈现“迭代生成”的“形式”或“秩序”旋回，可以看到空间原型不规则的复杂性，以及原型与原型之间的连续性，也包括共时性与历时性分形之间的复杂性，及其共时性与历时性存在的连续性，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物质世界及其空间形态。人类1万年来，无论早期探索，还是现代演绎，人类两种基本属性、两种思维倾向，形成了两种空间原型，或者称形式基因，就是地“方”与天“圆”、山“方”海“圆”，只是“圆”无法分形相连，而“方”则可连“九宫”，可以实现快速扩展与连接。在中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背景下，空间原型有着极其深远的哲学或神学意味，虽然各自呈现大致相似的“方”形基底，但其间显性表现却是大相径廷，形成中国以“住宅”为原型的方中之“方”直至“四坡”，与西方以“坛庙”为原型的方中之“圆”直至“穹隆”的形式差异，呈现图腾之“方”与神学之“圆”，哲学之“方”与神学之“圆”，或者中国之“方”与西方之“圆”，其间还可以“方”“圆”默契，相互 “转换”，或者“互补”。

方形母型

地方，河洛之“方”，“地”的宇宙图示为“方”，是空间的方形母型。典型中国，哲学之“方”，四纵四横，宇宙九宫。

“住宅原型”：中国建筑的整体背景是传统农耕经济，是中国农耕文明与自然经济的产物，与西方建筑实证式发展特征不同的是，中国建筑从一开始就以宇宙秩序为依据，2000年来单体平面同一，相对稳定，以哲学与日常生活之“住宅”为原型，渐变发展。中国建筑的形制与分类十分丰富，涵盖宫殿、住宅、寺庙、陵墓、坛庙、会馆、园林、商市、作坊以及城镇等。中国建筑空间有着鲜明的生命个性，单一院落空间与中国阴阳四方五行八位九宫格有关，也与自夏以来“井田制”生产方式有关，《董生书》中讲道：“天子之宫在清庙，左凉室，右明堂，后路寝，四室者，足以避寒暑……”“无院不成群”，“院”“组”“路”“群”构成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结构体系，如同单一细胞所裂变生成的有机生物一样，使得中国建筑空间具有强烈的生命属性。

中国空间原型：方城方院

天地象形，汉字本身就在描述空间的形式，如十、井、田（“口”+“十”）、九宫（“井”+“口”）、井田、井城（“井”+“田”，或者“九宫”+“十”），方（地），圆（天），大方无隅。

越“方”越中国，中国传统则将方形母型发挥到了极致，中轴对称的方国方城，方中有方，方院方物。偃师二里头都城遗址疑似为夏代王都，《考工记》的匠人营国，以及1420年完成的明清故宫，都在传承这一理想，且大方无隅，地方天圆，山方海圆，物方相圆，将方与圆完美诠释。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中国古代空间营造还有自然至上理念：管子（公元前723年 ~ 公元前645年）“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灵活应变，因地制宜。

平面原型：河洛之“方”；立体原型：金字塔，四合院。

“礼制”与“风水”：中国空间形式的发展脉络清晰，旋回性传播。传统思想对空间形式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可以分成礼制、玄学、风水以及文人思想四大组成类别，在空间形式的整体思辨上，礼制及玄学的思想起着重大的支配作用，至于风水理论及文人思想，则进一步深入到空间形式的营构之中。中国，“礼制”与“玄学”是影响空间营造的两种很特殊的思想因素，它们支配着构筑活动的计划与内容、形状与图案，中国很早就把空间的内容与形式看作是王朝的一种基本制度，并将其反映在“礼制”传统之中，而玄学的思想在空间的整体把握上则用心于实质环境之间的关系。西周中国住宅、城镇形制受礼制思想的影响，体现为社会等级、宗教礼法。《考工记》所记载的周王城图，实际上是礼制在城镇整体布局上的杰出成就，同时也蕴藏着丰富的玄学思想，具体反映在八卦象数之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六经图》中有一幅周王城平面想象图，就是在八卦图的影响下演变成以“九宫格”“四方八位”格律式构图的，城镇中各功能与八卦图中各卦位对应，体现了西周“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的意绪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追求，其象征的色彩重于其功能的表达。风水理论从根本上是一门与自然环境深度响应的“圆”相“方”物定位理论，所谓“寻龙、点穴”，将“龙、穴、向、水、砂”之“圆”相融入地球经纬，“水口”处建“楼、台、亭、阁、榭”以崇蓝绿其胜，所谓“揆地势、凝人心”，之于城镇与建筑的构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又常常叠加到“九宫格”的要素与形式之“方”物，使“方”中有“圆”。文人思想则强调理性之中的非理性表达，注重个人修养与自我实现。因此，在具体的空间形式表现在与自然之间哲理化、艺术化的结合上；留下了不少的遗迹，特别显彰的当数中国园林艺术的伟大成就。大概来看，由于中国南北气候、地缘差异较大，空间营造北方多以“礼制”与“玄学”为主，南方则多以“礼制”下的“风水”与“人文思想”为主，“礼制”为“一体”，“玄学”“风水”与“文人思想”为多元。

▲《考工记》周王城图

“方”形平面的立体形态为“金字塔”。源于“九宫格”的四合院，其四合坡面向上延伸，交汇就成了四坡“方院”，中国人将其“虚心”就是“四合院”，形成住宅的基本原型，而其中虚空的“天井”，正好表达“人”与“天地”相参，这是一种哲学想象，基于“九宫格”“天地图腾”关系的再创造，在人则象形，是中国古代百姓、士大夫及至“天子”日常生活的方式，并由官式最高级别重檐歇山“四坡”屋顶形式，到达中国礼制建筑的顶峰，而无论“四坡方院”还是“四坡屋顶”都隐含对“金字塔”某种记忆，让人联想到青藏高原上人类膜拜的“方山”“冈仁波齐”，或者分形学者洛伦·卡彭特（Loren C.Carpenter）的“金字塔”。而无论两河古苏美尔、古巴比伦，尼罗河古埃及，南美古玛雅，或者东、南亚古印度、柬埔寨（吴哥窟）以及古印尼（日惹婆罗浮屠或者古农巴东巨石建筑），更或者隐喻在“四合院”日常生活之中的中国，拥有黄种人基因特征的地区大概都有类似“金字塔”的建筑，或者城镇。

中国古代规划的典型格局：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1420年紫禁城）等城镇都完整体现了中国古代礼制城镇典型格局；明朝都城南京依山傍水，布局灵活，体现了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融合的城镇空间格局。

▲唐长安平面图

▲元大都平面图

▲明清北京城平面图

当然，方城方院不仅仅只是中国有，全球各地也都开展了“方”形构建的实践，譬如，亚里士多德式“方”与“九格”，古希腊米利都、古罗马营寨城、柬埔寨通王城（又称大吴哥，是吴哥王朝的首都，东南亚历史上最宏伟的都城，鼎盛时人口达上百万，多次毁于战火，后几经重修，元人汪大渊称其为“桑香佛舍”，最终在1426年被废弃），乃至1766年的爱丁堡新城、1811年曼哈顿、1859年的巴塞罗那方格形规划，等等。不过，西方一直追求“圆形”的表达可能，从平面到立体，其印记无数，从维特鲁威的理想，到西克斯图斯的罗马、奥斯曼的巴黎，以至1791年华盛顿的矩阵大方格加放射则是两者的结合。

▲巴塞罗那规划，1859 年

▲华盛顿规划，1791 年

圆形母型

天圆，伊甸园之圆，“天”的宇宙图示是“圆”，是空间的圆形母型。典型西方，神学之“圆”，神主万物，人本同心。

“坛庙原型”：西方建筑的发展是阶段性继承，自洽式传播的。从古希腊、古罗马、似罗马、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古典主义到新艺术派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也同时与原有历史形态密切关联。以神学与神灵殿堂之“坛庙”为原型，显性发展，简单而论：在西方建筑史中，风格特色相差较大的两种流派就是罗马风格与哥特风格，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两类风格的复兴浪潮。由于各自迥然不同的结构支撑体系，罗马风格建筑与哥特风格建筑分别向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发展，构成了西方古典建筑两大独立空间倾向，在后来的建筑发展过程中，它们时而交叉，时而并行，奠定了现代西方建筑空间创造的雄厚根基。西方建筑的形制与类型都非常丰富，有神庙、宗教、皇宫、剧场、角斗场、浴场、广场以及居住建筑等，尤以神庙、宗教建筑成就极高，而且技术的突破与结构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来自这两类建筑，构成了西方建筑的显性特征，譬如坦比哀多，其穹顶的不断演进，成为近代美西方之国家权力的象征。

▲坦比哀多剖面图

坦比哀多的穹顶，影响了后世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巴黎圣贤祠，华盛顿国会山等的穹顶。

西方空间原型：穹隆圆城

相较于方城方院的“方”，西方空间独特的是穹隆圆城的“圆”，大致源于柏拉图的著述，姑且称之为柏拉图式“圆”，西方将圆形母型发挥到了极致，同心圆结构的地中海、亚特兰蒂斯、伊甸园、田园城市，迪士尼乐园的平面图也有许多圆形母型的共同点，此外还有“苹果”（乳房，禁果，穹隆庇护，伊甸园）与“蛇”（男阳，高耸通天，巴比伦塔）。

柏拉图式“圆”，是柏拉图在对“圆海”亚特兰蒂斯记载中的形式，亚特兰蒂斯城有海洋与陆地彼此包围间隔，一共有两片土地与三片水域，有一个中心岛，中心岛外有一圈海；海外又有一个环形岛，环形岛外又有一圈海；第二圈海外还有一个环形岛，岛外还有一圈海；这三圈之外就没有海了，而是一个宽广的环形陆地。他还曾说“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似乎在传递他所感受的这种理想的喜悦。亚特兰蒂斯城的外观与撒哈拉之眼的外观非常相似。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与夏娃造了一个乐园。园子当中有河水在园中淙淙流淌，滋润大地。河水分成四道环绕伊甸：第一条河叫比逊，环绕哈胖拉全地；第二条河叫基训，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叫希底结，从亚述旁边流过；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作为上帝的恩赐，天不下雨而五谷丰登，这是一种亚特兰蒂斯式的“同心圆”结构。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铜鼓面饰纹最常见的是太阳纹，也是三晕圈或者四晕圈类似亚特兰蒂斯式的“同心圆”，晕圈之间是各种吉祥纹，鹭鸟纹、竞渡纹、云纹、雷纹、火纹等，鼓面外晕圈有立体的青蛙或者羽人浮雕，晕圈是环绕的河流，纹饰则是天、地、人的关系，似乎印证了柏拉图“青蛙环绕着水塘”的描述。铜鼓流行于滇、黔、桂、粤、海南等省区，以及东南半岛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甚至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诸岛，涉及彝、苗、瑶、侗、壮、布依、毛南、水、黎、白、土家、纳西、仡佬、佤、傣等百越各族与克木人、亻革人的敲击体鸣乐器，或者是史前南亚语系族群对于宇宙空间的想象与刻画，似乎在隐喻距今1万年前环南海地区中国南方及巽他大陆古人类聚居的欢乐场景，更或者是古人类对更加遥远的冰川时代的记忆，就是《圣经》中描绘的东方伊甸。

▲亚特兰蒂斯首都波塞多尼亚想象图

▲伊甸园

“神授王权”，“朕即国家”，这种“中心”或者“同心圆”结构扩张成高度集中的形制，在路易十四“太阳王”时期得到了加强，由“神界”转到“人间”，由“天国”转到“地上”，“中心”加“放射”的形制不仅在法国凡尔赛、巴黎，而且整个欧洲如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等都在效仿这种形制，其甚至传播到新德里、华盛顿以及堪培拉等全球各洲。

▲新德里鲁琴区规划，1920 年

平面原型：亚特兰蒂斯“圆”；立体原型：巨石阵，大穹隆

失去的乌托邦：根据美国著名城市学家L.芒福德的总结得出城镇自然形成之初便分为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古典城郭，另一种是比较松散的开放型城镇，这似乎是两个极端的形态，前者高密高层、紧凑高耸，后者低密底层、宽松适宜，反映了古典城镇发展的两种空间理想。而历史总在一些基本原型上旋回往复，如同希腊与哥特建筑交替发展并复兴一样，城镇的建设在20世纪乌托邦的理想下演绎成为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发展并复兴了亚里士多德式“方格网”与柏拉图式“同心圆”。20世纪最伟大的规划师应该是那些乌托邦的思想家，他们的观念对于现代空间规划具有长远的影响，这两种方式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并肩存在的。在“光辉城市”运动逐渐主导空间的同时，田园城市运动也在影响新市镇、人口过密的住宅区与郊区的建设。更有甚者，当这种影响渗透到城镇的组织结构中时，其理念就变得非常相似并开始相互促进。由此，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是对“方”形母型的现代演绎，是现代版“天梯”或者“巴比塔”，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对“圆形”母型的现代演绎，是现代版的“亚特兰蒂斯”或者“伊甸园”，构成西方空间“天”“地”概念的隐喻，柯布西耶的理念实际上是将低密度的田园城市的理想应用于高密度的立体城市的构建，“光辉城市”本身也多少带有“太阳崇拜”的色彩，赋有西方绝对中心的空间价值。

▲田园城市

欧洲人有谚语“光荣归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古罗马光辉的拱券技术使得“穹隆”成为可能。“穹隆”是从平面的“圆”到立体的“穹”（球体）的飞跃发展，遗存较早的有罗马圣贤祠、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巴黎圣贤祠、华盛顿国会大厦等。技术不断提高，空间也更加复杂，苹果公司总部形式也是呈“圆形”，这便是希腊之光荣、罗马之伟大、西方之“精神”，让人联想到上帝为亚当夏娃建造的东方“圆海”伊甸园，或者分形学者贝若特·曼德尔布罗特（Bnoit Mandelbrot，1927 ~ 2010年）的“上帝的指纹”。而无论地中海古希腊、古罗马、南欧、西欧、北欧、东欧，还是新大陆的北美，抑或非洲、南美殖民地，拥有白种人基因特征的地区大概都有类似同心圆的建筑，或者城镇。

西方古代规划的典型格局：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的民主政体，城镇以广场与公共建筑为核心取代了国王的宫殿，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城邦精神。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教会势力强大，教堂占据了城镇中心，其庞大体量与高耸尖塔成为城镇空间与天际轮廓的主导因素。文艺复兴以后，艺术、技术与科学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在人文主义思想下修建了大量古典风格的街道广场，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教会力量与封建割据势力被削弱，建立了一批中央集权的国家。“同心圆”结构，即放射性街道、宏伟的广场、宫殿成为当时城镇的中心，而放射性则代表权力与秩序深远的连接。

当然，圆城穹顶也不仅仅只是西方有，虽然越“方”越中国，但并不意味着有“圆”非中国。相较于“天”，中国古代祭天用的“圆台”、距今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里的 “圜丘”，及至距今600年前的北京城的“天坛”，“圆形”母型在东、南方地区小地缘环境下也广为流行，玄学、风水、堪舆说乃至文人思想的“府苑”其实就是“圆形”母型。环南海地区的“铜鼓”饰面图腾文化、福建龙岩地区的客家“圆形”围屋、前塘后土左右砂山环绕而成的“圆形”村落，以至于城镇形态，如长江流域上距今6000年前石家河城头山遗址“圆形”环壕、距今4200年前良渚遗址“圆形”城池、距今1000年前南宋嘉定“圆形”水城，以及近现代新疆兵团城市“八卦城”，等等，比比皆是。只是，相较于“地”，中国“礼制”思想下的“方形”特征则更加突出。

▲中国的“铜鼓”圈层面饰（常用）

“住宅原型”与“坛庙原型”互为补充：比较中西方建筑的两大空间原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住宅建筑发育完善，并影响到其他各类礼制建筑，使其形式具有明显的住宅特征，主“方”、“四坡”，相对而言，由礼制建筑而不是宗教建筑发展而成的坛庙建筑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发育；反过来，西方坛庙建筑发育十分完善，主“圆”、“穹隆”，而住宅建筑的成就远不如坛庙建筑，这恰恰形成了互补，也是哲学与神学的互补，中国基于哲学的住宅建筑与西方基于神学的坛庙建筑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基本的显性空间原型。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姜洪庆（1967~）

博士，工程博导，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现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何镜堂建筑创作研究院；在空间理论与空间规划、城乡发展与城市设计、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以及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区等方向或领域有一定的研究；出版了跨学科专著《旋回：空间哲学及其规划实践》，创建了基于气候、地缘、人文与城镇等相互关联的空间理论体系；主持或主要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重大工程规划或研究项目；是教育部第二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何镜堂建筑理论与创作实践教师团队）成员；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第一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两观三性”建筑创新实践与研究团队）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