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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10 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兰州家长 2024-06-01 发布于甘肃

跟随党中央北上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不论是对两军还是对 整个红军乃至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一个振奋人 心的喜讯。会师联欢会后,人们仍然沉湎在欢欣鼓舞之中。两 军的部队、部门之间,相互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官兵之间,互 赠慰问品,找老战友,找亲人,叙离别之情,骨肉之亲。

两军的胜利会师对曾希圣来说,更是喜出望外。红四方面 军也有无线电侦察同行,特别是有他的一别数年时常思念的哥哥曾中生。

还在翻越雪山夹金山时,曾希圣就急盼着与哥哥见面。但会师后的现实却让他失望。

哥哥原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 任特委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算得上是红四方面军 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之一,如果说过去传说他反对张国焘,犯了 “路线错误”,那么所谓的错误也是王明“左”倾领导加给他的; 现在党的遵义会议已纠正了王明“左”的错误,他应当得到平 反,可为何没有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与党中央领导会面的行列 中出现?也没有在非到场不可的会师联欢会的主席台上出现? 更没有来看望他?莫非是负重伤了?生重病了?他向总部首 长侧面打听过,得到的却是答非所问。曾希圣的心头蒙上了一 层不详的阴影。

然而,革命者又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曾希圣还是把部门之间的融洽关系,交流经验,互相学习的公务放在首位。

他知 道,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与时任红四方面 军无线电二台(侦察台)台长的蔡威,同是周恩来在上海培训 的无线电通信干部,老相识,便约三局(即红星三科)局长王 诤,在曾三陪同下主动拜会蔡威。

曾希圣和王诤介绍了中央红 军无线电侦察和通信的建立、发展情况,长征以来对敌无线电 侦察的体会,特别是介绍遵义会议党中央纠正军事上“左”倾 错误的情况;蔡威也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部 门的建立与发展状况,并且介绍了四川军阀各派和甘肃军阀 鲁大昌的密码编制和使用情况,对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无 线电侦察的体会。

两个部门建立了联系后又常常往来。曾希圣听说二台没有汽油,特地将在泸定城搞到的挑着它翻过雪 山的汽油,送两桶给蔡威,以解燃眉之急;蔡威听说曾希圣二 局充电机时常出故障,把所部仅有的一台充电机借给二局应急。

曾希圣与蔡威来往多了,同行再加战友,有了密切的感 情,无话不谈了。但是,曾希圣也发觉,蔡威听说他是曾中生的 亲弟弟时,对他肃然起敬,却又有几分惶恐。他明白了,哥哥不 是重伤不愈,也不是重病缠身,很可能是卷入比重伤、得病更 致命的政治漩涡中。

这几天来,他已经或多或少听说张国焘在 红四方面军的“肃反”搞得很厉害,莫非是“肃反”扩大化“扩 大”到哥哥的头上。为了不给蔡威带来政治上的麻烦,他尽量 避免私下与蔡威的接触。

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不是因“肃反”扩大化而被卷入政 治的漩涡,而是因为反对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遭到张国焘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张国焘于1931年4月带着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使命 到达鄂豫皖苏区后,即把曾中生当成排斥对象,他指责“鄂豫 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的组织,并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 维克路线’”,强调要以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准则,彻底地“转 变”鄂豫皖苏区的斗争路线,“改造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的领 导”。

他诬蔑曾中生犯有“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所指 示的进攻方针”等错误,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以他 为书记和主席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 会,将曾中生排斥出鄂豫皖苏区党和军委的领导岗位,改任红 四军政委。曾中生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这又招来了张国焘进一步的打击。

是年9月中旬,张国焘撤销 了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继而又作出对曾中生“审查”的 决定。此后,曾中生虽又被任命为红军黄安独立师师长,西北 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但始终刚直不阿,坚持与张国焘错误 作斗争;同时,着手总结红军战争经验,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 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军事论 著。

张国焘慑于曾中生的影响和才干,决心从政治上乃至肉体 上彻底“除掉”曾中生。1933年8月,张国焘诬陷曾中生是“托 陈取消派”①,是“右派首领”,撤销了曾中生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对曾中生进行关押。自此至懋功会师,曾 中生一直被张国焘非法监禁。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毛泽东、周 恩来等领导人得知曾中生仍被监禁,提出要见曾中生,但被张国焘拒绝了。

①“托陈取消派”,即无产者社派,中国托派组织的一个重要派别。1929年9 月,陈独秀等人接受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意见,认为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是“流寇运动”,主张取消人民武装革命斗争,搞以“国民会议”为中心 的合法斗争;并且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内加紧派别 活动,反对党的六大路线。

曾希圣终于从中央领导那里得知哥哥的下落。他为哥哥 还在人世而庆幸,但想到连党中央都无法解救哥哥,不免为哥哥的生命担忧。

然而,现实容不得曾希圣有更多的亲情牵挂, 一场关系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命运的党内斗争发生了。

懋功会师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总兵力超过10万 人。这样一支强大力量的发展方向问题,成了党中央必须着重 考虑的最重大问题。

党中央在这之前曾设想在川西北寻求发 展,但走到川西北,才发现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烟 稀少,交通不便,严重缺粮,不利于红军10万大军的生存发 展。他们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到四川、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寻 求发展。

而且,这时侵华日军已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华 北大部的主权,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华北已成为抗日斗争 的前线。中共中央认为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更靠近抗日前 线,有利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蓬 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自己伟大的政治作用。

但控制 着红四方面军党政军全权的张国焘,却竭力主张全军南下四 川和西康①边界,或西进向青海、宁夏、新疆方向退却,以避开国民党强大的军事压力。

① 西康,旧省名,于1955年撤销,原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昌都 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6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 议,专门研究红军的发展方向问题。经深入讨论,绝大多数人 赞成北上。张国焘见意见一边倒,只好表示同意。会议还决定 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 委员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参与对全军的领导。其间,曾希圣领导所部,密切注视着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薛岳兵团和川军各派的动态。

29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两河口会议精神和二局报告的敌 情,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求歼灭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胡宗南部,夺取北上通路。

但张国焘根本不以大局为重,只考虑个人的权力。他会上 同意北上方针,会后却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按兵不动,并煽 动一些人向党中央提出让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他以“独断 决行”的大权。

党中央理所当然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 为了争取他率部共同北上,让他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且 决定中央红军改称红一方面军,下辖军团改称为军,与红四方面军对等,以便于协同作战。

7月中旬,中央红军按计划翻越梦笔山等四座雪山,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

下旬,曾希圣向总部报告:胡宗南主力正在松潘地区完成 集结,薛岳兵团也由雅安进到平武地区与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各部则占领了懋功等地。

很显然,由于张国焘的延宕,红军已失去松潘战役的战机。

党中央见敌胡宗南部、薛岳兵团和川军,已逐步紧缩对红 军的包围,红军不仅丧失了松潘战役战机,而且陷入腹背受敌 的不利局面。

为摆脱困境,又于8月3日制定《夏洮战役计 划》,决定红军主力折转向西,占领阿坝、再向北进入甘南。

计 划还规定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

右路军由 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率红 一方面军第1(原红1军团)、第3(原红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 第4、第30军经松潘草地到班佑;

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第5 (原红5军团)、第32军(原红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1、第 33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 承率领,

经松潘草地到阿坝,然后向右路军靠拢, 一起北上。党 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和红四方面军二台一部同编在右路 军,随总指挥部行动,二局抽调个别人员加强二台。

8月下旬,右路军全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 军的一部分过草地到阿坝。曾希圣所部随前敌总指挥部到达 潘州。

但是,张国焘不仅仍然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而且依仗 着他控制的8万人马人多枪多,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 一方面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事态既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党中央为了党和中国革命 的前途,只好先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脱离险境,单独 北上。

在这次斗争中,张国焘和党中央都没有忘记曾希圣和二 局。懋功会师后,张国焘通过各方面的了解,知道了曾希圣和二局的重要作用,羡慕不已,他先是打曾希圣的主意,但转而 又不得不放弃。

他已于8月中旬将曾希圣哥哥曾中生秘密杀害,既已走到这步田地,哪能再把曾希圣弄到自己的身边?转而,他又千方百计拉拢曾希圣的部下曹祥仁等人,企图求得二 局或二局的一部分人跟他走。

对此,党中央和总部机关首长也特别警惕。刘伯承参谋长 对一度在左路军无线电侦察队帮助工作的曾希圣交代:“你无 论如何要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跟着张国焘走。”

党中央决定单 独北上的那天,即9月9日下午,毛泽东让叶剑英通知曾希圣 做好二局的转移准备,并特别关照,“告诉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行一步,缩小目标”。

红3军军长彭德怀也十分关 心二局。他在后来的自述中说:“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 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 法。”

曾希圣根本不可能跟张国焘走。且不论有哥哥的冤案,就 凭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北上正确方针,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 和红一方面军南下这一大是大非,曾希圣对张国焘也已恨之入骨。

听完叶剑英参谋长转达毛泽东指示后,曾希圣立即作出 周密安排。他当即派人追回外出背粮食的20多个同志,又打 电话给已调到红四方面军二台工作的蔡有荣等人,以局里晚 上会餐请他们回来吃羊肉为由,把他们叫回二局。

晚饭后,曾希圣把留下的副局长宋裕和、协理员周碧泉等叫到一旁,交代他们半夜里将二局的全部人员和装备器材带到中央机关所在地阿西,并特别交代行动要悄悄地,务必把前天从红四方面军 二台借来的充电机留下。

一切安排妥当部队熄灯后,曾希圣叫上曹祥仁、邹毕兆,以查哨为名,悄悄离开驻地,赶到阿西。当 夜凌晨,宋裕和与周碧泉等按曾希圣交代,带上全部人员和装 备器材,悄然离开潘州,黎明前全部到达阿西。

是时,亲自率队前来接应二局的彭德怀军长才松了一口 气。他高兴地说:“你们都来了,很好。我们的胜利有了保障”; 并且拉着曾希圣的手激动地说:“希圣同志,你又为党立了大功。”

然而,曾希圣的忧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此时,二局已 带到党中央的身旁了,重任已卸,愁情似乎可以从眉头离去, 可是强压在心底里的亲情却又涌了上来。

此时,他虽然还不知 道哥哥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杀害,但他十分地清楚,哥哥的生命 不保了。张国焘既已发展到企图与党中央动武,能不以武力除 掉一个坚贞不屈反对他的“囚徒”吗?况且,张国焘早已实行以 肉体消灭来排除异己的残暴政策。

想到哥哥生命不保,曾希圣不禁潸然泪下。

懋功会师以来的近三个月,对中国共产党和红一、红四方 面军来说是一场噩梦,对曾希圣来说也是一场噩梦,都是悲欢 离合的错位。

党中央和两支红军的官兵,原指望会师后以强大 的力量迅速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却没有料到会有张国焘 的分裂活动,导致两军分道扬镳,各自还要去经受那本不应有 的磨难和损失。曾希圣除了有上述的共同希冀外,原指望着会 师后兄弟谋面,骨肉团聚,却没料到哥哥竟成了张国焘的阶下囚,咫尺天涯,失之交臂。天是无情的?天是有意的?这种欢 悲合离的磨难,莫非是应了孟老夫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之说。

曾希圣向南天挥泪一别后,跟着党中央和红1、红3军 (后称陕甘支队),勇往北上,过腊子口进入甘南,突破敌人的 渭河封锁线,翻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完 成了万里长征的使命。

在长征中,曾希圣率领二局,同战斗部队相同的是纵横十 一省,走了二万余里,不同的是在长达一年零九天的日子里, 分分秒秒都在对敌侦察,既圆满地完成了“走”的任务,更出色 地完成了“打”的任务。

对曾希圣和二局在长征中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刘伯承曾 给了很高的评价。

刘伯承形象地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 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而“曾希圣是'搞玻璃杯 的’”。

毛泽东说,二局是“好的二局”,“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 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直到后来,毛泽东在提起长征时,仍不忘 赞扬二局,于1942年再一次提到,“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 象的”。

刘伯承在1960年11月听取战备工作汇报时也又一次 提到:“战略侦察非常重要。请你们回忆一下,长征时候,如没 有侦察,连路线都找不到啊。”

战斗在西北大本营

一、从“奠基礼”到东征

长征一结束,曾希圣和他的战友们又一刻不停地投入新 的战斗。

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陕甘苏区和红 军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还没有结束。蒋介石得悉中共中央 率部到达陕北,既沮丧万分,又惊恐万状,急令其西北“剿总” 加强对陕北地区红军的“围剿”。显然,摆在中共中央和陕北地 区红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必须彻底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巩固西北革命大本营。

为了统一领导和指挥陕北地区的红军,以夺取第三次反 “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 于11月3日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同时决定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 队的两个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由西北红军第26、第27军和由鄂豫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合编的红15 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全军共1万多人。5日,军委又决定在 定安(今子长)县瓦窑堡设立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主任,负责 对后方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并协调前后方联系和物资保障。

根据军委的决定,曾希圣率军委二局留在后方办事处, 一 方面担负对敌战役侦察任务, 一方面开办训练班,以适应红军 无线侦察队伍的扩大和下一步向抗日战争转变的需要。由于 红军当前的任务是彻底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曾希圣率领 二局到瓦窑堡后,立即投入对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 指挥台和“围剿”军各部指挥台的侦察。

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秉承蒋介石的 旨意,重新调整了对陕北红军第三次“围剿”的部署,决定以第 57军的4个师和第67军的1个师,分别由甘肃合水和陕西 富县两个方向对进,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洛水以西地区。

11月4日,曾希圣将二局破获的敌情作了报告:

西边,敌 第57军军长董英斌于当月1日率所部第108、第109、第111 师,由庆阳、合水地区东进,至陕甘边界太白镇后,称补给跟不 上,未再东进;

东边,敌第67军第117师于本日向富县开进。

据此,毛泽东、彭德怀判断,敌之行动意在构成由太白镇 沿葫芦河至富县,和由富县沿洛川河北上到延安的封锁线;同 时认为敌此企图如果达成,将增加红军打破敌之第三次“围 剿”的困难。他们决定,抓住葫芦河这一战役枢纽,集中兵力, 求歼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再视情转移兵力,各个歼 灭敌人,以彻底打破敌之第三次“围剿”。

8日,曾希圣再向方面军首长报告:

敌董英斌向“剿共”总 司令部报告,该军第106师一部已到太白镇附近;

候第106师 全部到达太白镇后,全军将依次东进。

毛泽东、彭德怀判断,敌 前卫师一至两天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前进的可能,即于当晚 命令红1、红15军团加强对黑水寺、桃花砭一线的警戒。

11日,曾希圣又报告:

敌“剿共”总司令部得知红军已集 中,命令其各部“一律不动”,就地筑碉办粮,候其增援部队到 达后,再行进攻。

毛泽东与彭德怀接到这个报告后,商量调动 敌人,创造战机。15日,他们命令红81师等部,加紧对甘泉之 敌第67军第129师一部的围攻,以造成红军主力在甘泉地区 的假象,诱使敌第57军东进。

红军的这一行动,果然造成敌之错觉。

17日,敌第57军 以第108师留太白镇,其他3个师开始沿葫芦河东进。当日, 曾希圣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敌第57军已开始向张家湾、黑 水寺运动。

19日晨,曾希圣再报告,敌第109师到黑水寺,第 111师到张家湾。

毛泽东、彭德怀判断“明日有到直罗镇之可能”。他们于 19日9时命令“我军应准备后日(二十一)作战”。

20日10时, 毛泽东、彭德怀向红1军团下达21日歼灭直罗镇之敌的作战 命令。

21日拂晓,红1、红15军团协同对进至直罗镇之敌第 109 师发起突然、猛烈攻击,战至12时,将敌之绝大部分歼 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多人,依托土围子顽抗。

当日20时,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电给曾希圣,通 报战况,指示曾希圣迅速报告其他敌情。这时,二局正在破译刚侦收的国民党西北“剿总”的命令。

21日22时,曾希圣向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报告敌“剿总” 命令:

(一)令董英斌率第57军第106、第111师速向直罗镇 增援,以解第109师之围;

(二)令由富县西进的王以哲第67 军所部第117师,加紧向羊泉镇、张村驿前进;

(三)令孙蔚如 第38军所部第17师由中部进至公家原、丁家原,策应第117 师行动。

翌日凌晨,曾希圣又报告:敌第106师由黑水寺增援直罗 镇;董英斌亲率所部两个团在安家寨一带。

毛泽东收到曾希圣电报后,于22日7时致电彭德怀,通 报敌第106师增援情况,判断“董敌本日当向袁家山北山攻 击, 一〇六师当从老人山东沟向我右翼迂回”;建议“我十五军 团主力从正面对付敌,我一军团从右翼打一〇六师,最后协同 消灭董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以红15军团一部围歼敌第109师残部,主力转入打援。

23日开始,红1军团全部和红15军团主力转人打援。同 日,红15军团一部将企图突围之敌第109师残部全歼。敌董 英斌见红军主力转向西进,慑于被歼,即令所部放弃增援,退 回太白镇。红军随即转入追击,于24日在张家湾歼灭敌第 106 师尾部一个团。此后,敌第57军余部龟缩于太白镇地区, 东部富县地区的敌第67师所部没有行动。方面军首长见已暂无战机,命令部队停止战斗。

直罗镇战役,红军共歼灭敌军一个师另一个团,毙敌师长 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获长短枪3522 支,轻机枪167挺,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电台2部,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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