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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向南直下华中，往北直通平津。武汉会战后，八路军在华北各地抗日游击战场的发展，引起了敌人的高度重视。为了适应长期持久态势，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军主力回师华北，到1939年4月，华北日军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旅团，占其侵华总兵力的半数以上。在'确立占领区治安'的方针下，山东省被列为'应迅速确立治安的主要地区'。侵华日军大量增加兵力，占据了山东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从1941年开始，侵华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拉网式'扫荡'。 '扫荡'，日军也有说法，叫'牛刀战术'，本来'杀鸡焉用宰牛刀'，但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经过四期整军，实现了从'土八路'到正规八路的转变，有八九个旅，另外，每个县都有一个县大队或者独立营，加上115师也不断壮大，他们不可等闲视之。 每当得到'扫荡'即将来临的情报，朱瑞就召开紧急动员会，精简机关，大家都分头下基层，换上便衣，领导群众反'扫荡'，朱瑞则和115师首长一起指挥反'扫荡'作战。 针对鬼子的一套，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如坚壁清野，以'三空'（搬空、藏空、走空）对'三光'（烧光、杀光、抢光），以敌进我进的办法跳出合击圈，用'翻边战术'（提前将部队摆在合击圈的边缘）伺机打击敌人，用反'蚕食'斗争对付他的边沿'蚕食'，将部队转到敌占区去，这叫利用'灯前隐'，因为灯光照远不照近，靠近灯盏的位置，往往是最隐蔽的。 敌人对我们的合围方式也随着我们的对策而不断翻新。当时115师的参谋处长李作鹏曾亲口告诉我，日本'扫荡'，不光是一个圆圈合围，有时候是'8'字型的，两个合围圈，有时候是梅花形的，布置五个合围区。这样不管你突围到哪个方向，都可能被日军抓住。 每当敌人大规模'扫荡'来临时，根据地几乎处处狼烟，村村冒火，打着膏药旗的日本小分队，满山遍野而来。由于我们准备充分，基本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个别失误也有。1941年11月末，我们在大青山遭到相当大的损失。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调集其第10军团主力和第22师团3个混成旅团以及伪军5.3万余人，由日军侵华总司令烟俊六坐镇临沂督战，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土桥中将指挥，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11月29日，八路军115师、山东纵队发起绿云山战斗，把战斗部队搬到那边了，后方机关就交给袁仲贤。袁仲贤大革命时期就从军了，后来当了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组织后方机关转移到大青山地区。大青山位于沂蒙山区费县以北，海拔686米。敌人得知这一情报后，连夜调集重兵，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合围大青山。此时陷于敌人包围圈的我方人员中，大都是非战斗人员，所配武器数量少、质量差。只有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是有武装的学员队。在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的指挥下，首先抢占制高点以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和非武装人员突围。 这次大'扫荡'，我身临其境，也是死里逃生，所以我有切身的感受。大'扫荡'开始的时候，分局机关组织部给我写了封介绍信，叫我去担任沂南县委委员，领导当地的民兵。我找不到沂南独立营在哪里，就带着一帮人上了山。那时候我手里有一支步枪，但是仅有一发子弹，那支步枪是土造步枪，叫'单打一'，只能打一个子的。我背着枪，带着机关几个人就上山了。我看到鬼子打着太阳旗进到一个村子就点火，村子马上就着一片火光。看见鬼子，我要给他警告，我把那一颗子弹朝着鬼子打去，当然这颗子弹没起到什么效果，还不见得打到人。没了子弹，那支枪就成了废物，只好把它埋起来。这样在山上转了一些时候，远远地看到前面有一些人，地方武装部队也都上山了。好不容易盼到太阳下山。因为日本鬼子要搜山，山很大，你可以跑，'扫荡'是梳式的，集中力量在一块儿搜，从四面八方上来，就有跑不了的。当时，从济南出来一女中学生，是家里很有钱的工商业家庭的一个女孩，她家的一女中学生，是家里很有钱的工商业家庭的一个女孩，她家的保姆带着她一起出来的。在济南做地下工作的王建新，还给我开玩笑：'等'扫荡'过去以后，我把那个女孩介绍给你做对象。'结果没有等到'扫荡'结束，那个女孩躲藏在山上被日本人找到了。日本人叫她拿太阳旗，她因为抗日才出来的，她不堪鬼子的侮辱，就把太阳旗地下一甩。鬼子顺手一枪，把她连她家的保姆一块儿枪毙了。所以在山上躲藏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来的日本人很多，都是上万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仔细得就连牙齿缝里残留食品也给你剔出来。 一个梳过去了，我碰到分局机关一些人，其中有分局的秘书主任谷牧，他们说：'你们可以回来了，看样子'扫荡'已经过去了。'就在说这话的第二天早晨就出事了，说明谷牧他们也是判断错误。那时候我们收集信息的方法比较落后。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山头下四面都有日本人站在那里，打着太阳旗。山东分局的警卫连抢占了山头，当时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长陈明，是一个长征老干部，是我福建龙岩老乡，他指挥部队抵抗。警卫连没有轻机枪，轻机枪都配备在战斗部队。于是，他下命令放排子枪，全连拿起枪，他一吹口哨，子弹就集中射击。同时，一看形势不好，就命令机要处的人把电报密码本等当场点火焚烧了。最后，陈明部长牺牲在那里。和他一块儿牺牲的还有国际友人希伯。 希伯是德国籍的波兰人，但是他本身又是犹太人，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曾经到过武汉。后来宁汉分裂，他是左派人士，就离开了武汉。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先到了新四军，从新四军又转到山东。因为他是说德语的，他来的时候，分局书记让我用德文写一条标语欢迎他。希伯一看，我们这里还有懂得德文的，因为德文和英文很相近，所以他就把他一篇英文稿子《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给了我，要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在山东的报纸上发表。结果我完成任务了，稿子也给他了，他却在大青山突围中牺牲了，这篇稿子和他一块儿消亡了。后来山东出过希伯的文集，可能没有收录这篇稿子。据说希伯一看也突围不出去了，他带了一瓶毒药，就饮药自尽了，他不想当日本人的俘虏。这是沂蒙山区牺牲的一位国际友人，也是唯一的一位国际友人。 当时，我所在的那个队伍一打就散了，老百姓也蜂拥而至。那时候一打仗，在山上躲的老百姓就哪人多往哪跑。于是，我就混到人群里，跟着一块儿跑，哪里不响枪，我们就往哪里跑，想找个地方突围。敌人的掷弹筒在后面打来，掷弹筒比迫击炮小，炮弹打在地上溅起的烟尘，像石头扔到游泳池溅起的水花，在我身后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追着打。过去我经过一些战斗，一般都是我们进攻，没有这样的处境。我穿着便衣，跟着老百姓跑，大青山，山很大，山上有很多窟窿眼，可能是挖石头留下的洞，我看老百姓都钻到石头洞里去了，我也顺便找了个石头洞蹲在里头。那个洞很浅，勉强能容下身子，洞口也并不十分的严密，要不然我也发现不了这个洞。于是，我把就近的石头垒起来，挡住外头的视线。敌人真要走到跟前的话，还是容易被发现。我在洞里头往外看，远远地看见日本鬼子拿着枪，还有小胡子，他没注意我这个方向。我想这回不等月亮出来，我是绝对不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上下遍布的都是日本鬼子。过去我学战术，学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可没有这么一条，打不赢就躲。这是实践迫使我不得不采取的战法，就是打不赢就走，走不赢就躲。结果我躲过了这一劫。 谷牧在这次大青山突围中，被敌人打伤，躲到一个山洞的秫秸垛里，警卫员把他藏在那里，等藏好了，警卫员撤离，最后警卫员被打死了，但是谷牧得救了。黄昏以后，其他的警卫员找到了他，就把他搬到据点跟前。那个地方反而成为最安全的地方，的确是'灯前黑'。谷牧在那里养了一个多月伤，伤好了，安全回来了。 我后来的爱人张杞，那时候我只是见过，还谈不上认识，她在这次'扫荡'中被俘，最后机智脱险。张杞当时是姊妹剧团的。姊妹剧团接到命令立即疏散物资，转移人员，准备反'扫荡'。当时张杞脚上长了一个疮，走路不方便，在部队转移时她和倪振华还有另外几个年龄小的留下来在附近山区隐蔽。一个多月后，听说'扫荡'快结束了，部队又转回来了，她俩就去找部队。找到山东分局后，她们没有直接回姊妹剧团，就跟着部队行军。11月30日拂晓，她们在大青山附近遇到了敌人的合围。在突围中，四面的日军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形和猛烈火力向八路军射击，日军飞机也反复俯冲扫射，硝烟弥漫，弹雨纷飞，许多战友倒下了。张杞和倪振华跟部队跑散了，失去了指挥，只好漫无目的地乱跑，整整一夜也没能突围出去。当时天寒地冻，她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跑不动，就索性把棉裤脱了穿着单裤跑，后来实在跑不动了，只好躲到大石头底下。日本鬼子冲过来发现石头底下有人，一个穿大皮靴的鬼子，照着张杞的头就是一脚，头上踢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她们被日军俘虏了，后来又遇到了被俘的《大众日报》社的王平权。王平权后来成了王力的夫人。 被俘以后，她们被敌人押到青驼寺，后来又被送到临沂县城关进了监狱。在开始的几次审讯中，为了不暴露身份，她们每个人编了一套假口供。张杞谎称名叫张玉，16岁，家在费县，父亲是瓦匠，家乡粮食不够吃，出来逃难，在山洞里住，听到枪声出来看就被抓了。她装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孩，问什么都说不知道。但是狡猾的敌人不相信她们是普通老百姓，虽然没穿军装，但她们的装束和当地老百姓还是有些不同。敌人放出风来说要把几个女八路送进妓院，又说一人给找一个丈夫送出去，三个女孩子听到这种情况很担心，赶紧商量对策。当时和她们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姊妹剧团的司秀琴、山东分局的刘哲和另一个姓刘的女同志，还有两三个县妇救会的同志。刘哲家是临沂垛庄的大地主，在狱中关的时间不长就被送走了，听说是被送回家乡去了。妇救会的几个同志议论说可以利用家庭关系设法出去，张杞听到后有些心动，觉得如果能这样先出狱，到济南后再通过地下党跑回到根据地也许是个好办法。于是她改口说她家是济南的，因不满家里包办婚姻跑出来投奔亲戚，现在很想回家。她还给家里写信，想让父亲托人设法把自己弄回济南。 后来敌人找来两个叛徒，指认她们三人是姊妹剧团的宣传员，使她们的身份有所暴露。几个女孩子心里明白一点：决不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决不能泄露组织秘密和军事秘密，决不能承认参加八路军抗日是'错误'的，决不能出卖同志。她们仗着年龄小就装糊涂，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当问到部队机关的名称，答不知道；问到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装听不懂，说大人不跟小孩谈这个；问到有多少人，答不知道，行起军来看不到头，人多着呢；问到有多少枪，答不知道，反正小孩没有枪；问在宣传队干什么，张杞和倪振华说是学跳舞，王平权说是当保管；一会儿又说是学校的姐妹团的。敌人审来审去没审出什么名堂，在监狱里关了一个多月后，又交给'新民会'。那时候日本人到处建立'新民会'，投降日军或者被俘的一些人，放到'新民会'里'改造'，企图将他们'改造'成为新的'顺民'，就叫'新民会'。这是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文'的一手。在'新民会'，她们遇到了关在那里的邓淑琪。邓淑琪在被俘前是县妇救会长，也是张杞在抗大女生队的同学。她20多岁，是正式党员，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一些对敌斗争经验，被俘后一直和组织保持着联系。张杞她们经常和她在一起谈论敌情，商量对策。此时张杞给家里写的几封信一直都没有结果，于是她们决心想办法逃跑。 有一次敌人'扫荡'回来，张杞偷听到他们谈论说八路军在沭河那边，三个女孩子就找邓淑琪商量逃跑的事，邓淑琪非常支持，张杞还偷到了一张八路军驻扎的位置图。1941年5月2日傍晚，张杞、王平权、倪振华三人趁着敌人岗哨不备偷偷跑了出来，先到临沂城外琅琊亭旁边的一间破瓦屋里躲藏起来。那天刮着大风，没有月亮，天色昏暗，路上行人不多，到了夜间，她们就开始往城外走。最难通过的是临沂城东门外的大桥，大桥附近敌人的哨卡密集，她们起初想避开大桥，涉水过河，但走了一段后河水越来越深，已经到腰部，没法再前进了，只好退回去。这时，桥上走来一队老百姓送粮的小木车，车轮吱吱地响。因为日本人吃饭也不能从日本带来，就叫驻地周围的老百姓给他送粮。碰巧了，这天送粮队把粮食送来后，又推着独轮车往回走，路过她们那里。她们就顺着声音摸到了桥，爬了上去，随着小车队过了桥，向城门走去。小车队松松散散的，最前面的一辆快走到城门口时，敌人的岗哨问：'干什么的？'老百姓回答说：'送粮的！'岗哨摆摆手就放行了，她们就这样混出了城。她们靠着在抗大学过的辨别方向的方法，比如看北斗星，看当地南北走向的麦垄，她们沿着麦垄一直朝北走，绕过村庄只走农田。到了深夜，风不刮了，月亮升起来了，看得见路就比较好走了。天快亮的时候，她们走到了沭河，刚好这个地方水浅河窄，她们就涉水过了河，又走了一段路，天亮了，她们怕误走到敌人据点，就钻到麦地里藏起来，走了一夜大概有一百里路，实在精疲力尽，刚想躺下歇息一下，突然前面的村庄响起了熟悉的军号声和八路军军歌声，她们高兴极了，马上跳起来赶快跑到村子里，这里驻扎的是山东纵队二旅，随后在她们的要求下，她们很快被送回山东分局，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 她是幸运的。朱瑞的爱妻陈若克就是在那一次被俘的。当时陈若克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被日本军队带到了沂水。陈若克是广东人，在上海纺织厂当女工，长得很白净，很漂亮。我开始到山东分局的时候，心想八路军里还有这样的美人啊。她怎么化装也不像当地老百姓，所以她干脆就没化装，带着她的孩子就被俘了。日本人很快就发现她是中共山东最高领导人朱瑞的老婆，就要她投降。陈若克怎么能投降呢？她想先把吃着奶的孩子饿死，不给喂奶，孩子哭叫，日本人看她是不可能投降的，就把她枪毙了。'扫荡'过后，朱瑞去把她的遗体找回来，举行了安葬仪式，还把我们这些年轻人找去向她告别。他还在《大众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悼念陈若克同志》。 1942年9月，日寇开始准备对我山东根据地进行又一轮的'扫荡'。由于兵力不足，日寇采用了分区、突袭、拉网合击的方式。1942年冬，分局命我和《大众日报》社经理部部长丁柱（原名高庆珂）一起带《大众日报》社部分同志到新泰蒙阴地区反'扫荡'。11月27日晨，我们在沂南县岸堤镇东北面的耿家官庄开会，具体研究部署反'扫荡'问题。早上七八点钟，岸堤、马牧池、牛王庙一线，枪声大作，日军已沿公路进入，对我根据地开始实行分割包围。会议当场决定，兵分两路突围。丁柱随即带领同志们登上北大山主峰，发现敌人已经对我们的队伍形成了包围之势。丁柱决定向东北方向突围，这时北大山主峰北面半环凹形山顶已出现敌人骑兵、步兵。大伙商定坚决隐蔽不暴露目标，除非敌人发现走到对面才能还击。同时，抱定留一颗子弹给自己、坚决不当俘虏的信念开始分散隐蔽。敌人'扫荡'过后，脱险的同志冒着危险重新回到北大山，找到了丁柱的遗体，一条腿屈着，一条腿伸着，蜷卧于石缝间，经细察弹头从下颌射入，由左头颅射出，据此断定，丁柱是在与包围他的敌人的搏斗中，坚决不当俘虏而自戕牺牲的。 当时，地方上发给朱瑞的电报称'丁李已牺牲'。原来'柱'字错写成'李'字。当我回来见到朱瑞时，他说：'你终于活着回来了！你知道，当我听说把我这里一个会德文的同志打死了，我以为你和丁柱一起牺牲了。' 朱瑞把普通的干部挂在心上，我们有事也爱找他帮忙。我在大青山突围出来后，我有只鞋破得实在无法再穿了，我对朱瑞说：'朱政委，你有没有多余的鞋给我一只？' '很可惜，我也就是脚上穿的这双鞋。' 这件事说明朱瑞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的生活。我于是撕下一块布把脚包起来走，再一次锻炼了我的吃苦精神。创办长汀第－家皮鞋公司的父亲，若知道儿子打赤脚，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在东北军112师时我和家里还有书信往来，撤出112师后，家里就没有了我的信息。父亲正是在我这次死里逃生的时候去世的。去世前他想我，托当时重庆政府军委二厅郑冰如副厅长打听我的情况，郑冰如回话说：'你不必打听了。'想必他们的档案里早已有了关于我的记录了。据说父亲在垂暮之年已看到了蒋帮的覆灭势在必然。在新旧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关头，他的儿子早已站到了人民一边，如地下有知，他也许会感到欣慰吧。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儿子赤脚也会留下闪光的足迹。 【李欣，原名李鸿模，汉族。1917年7月生于福建长汀，1935年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青岛特别支部书记；自1938年起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三十八军一一三师政委；1950年至1956年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曾任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驻英国参赞；1960年起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1975年调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1984年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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