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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1年，这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正在为赫鲁晓夫佩戴勋章的照片，此时，距离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还要三年时间。 一天，在其休假的黑海别墅，赫鲁晓夫和他的密切助手米高扬正沿着海滩边的木板路散步，突然，一位安全官急切地告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已从莫斯科打来电话，似乎有紧急的事务需要处理。 勃列日涅夫作为赫鲁晓夫提拔的助手，通常在赫鲁晓夫不在时负责克里姆林宫的日常工作。此时的电话显然是有重要的事项需要赫鲁晓夫回归处理。紧接着赫鲁晓夫接到通知，需要他在次日立刻返回莫斯科，参加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别会议。 农业问题在赫鲁晓夫的政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尤其是他大力推广的全国种植玉米政策，虽然被宣传得天花乱坠，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导致了部分地区的食品短缺问题。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为这些挑战而有任何放缓改革的意向，他在党内推动成立了多个集权主管部门，以加强对各个重要领域如粮食、肉类和糖类的管理。 赫鲁晓夫的这些政策引起了不少私下的讥讽和议论，有人甚至戏谑地说，或许哪天还会有一个主管绵羊或火鸡的部门出现。同时，他对军方的常规武器削减也引发了军队的广泛不满。这些内外的压力让已经执政超过十年的赫鲁晓夫感到疲惫。 在此次休假中，赫鲁晓夫本希望远离政治的泥沼，但勃列日涅夫的电话打破了这一愿望。通电话中，赫鲁晓夫本想告诉勃列日涅夫他可以缺席决策，但对方坚持需要他回来主持会议。赫鲁晓夫最终还是答应了返回莫斯科。 放下电话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重新走上木板路。他告诉米高扬，他认为这次电话并非仅仅是农业问题那么简单。事实上，他已经感觉到莫斯科正在酝酿一场旨在让他下台的政治动作。对此，他虽有预感，但表示如果事情真的涉及到他本人，他不会选择抗争。 从1959年起，就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的权位受到了威胁，这一年，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意外收到一个神秘女子的电话。这位女子声称掌握一些关于针对赫鲁晓夫的密谋的信息，但她拒绝通过官方渠道透露，理由是克格勃高层可能涉及其中。拉达出于安全考虑拒绝与此人见面，而这通电话的内容，也因此未能进一步核实。 不久后，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一个在苏联导弹设计部门工作的工程师，同样接到了关于此密谋的风声。一个内部人士的保镖秘密找到谢尔盖，透露了关于勃列日涅夫等人策划的倒赫计划。这个保镖透露，策划者们已经开始行动，试图集结力量。谢尔盖将这一消息告知父亲，并被严令保密。 同时，另一个警告来自他的女婿，阿朱别伊。作为《消息报》的主编，阿朱别伊的一个助手的兄弟间接地从格鲁吉亚的一位高官那里听到了可疑的消息。根据谢尔盖的描述，在得知这些密谋后，赫鲁晓夫并未采取常规的紧急应对措施，反而将这一消息反馈给了其中的策划者。 事态的发展远比赫鲁晓夫预计的要复杂。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主谋者在得知赫鲁晓夫已掌握内情后，初步的慌乱很快被更为决断的行动取代。他们推断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未完全相信这场密谋的存在，认为比起继续隐忍，不如提前行动。于是，赫鲁晓夫接到了那个改变他政治命运的电话。 1964年10月，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飞机在莫斯科南郊的福努科沃-2机场平稳降落。他的到来并非由于普通的调度，而是被紧急召回首都，处理所谓的“国家紧急事务”。在机场，赫鲁晓夫并未受到热烈欢迎，而是由克格勃头目塞米恰斯特尼亲自迎接，并且在监视之下直接被送往克里姆林宫的密室会议室。 赫鲁晓夫面对的是他曾经一手提拔的官员们，这些官员如今却变成了审判者。勃列日涅夫成为了这场政治审判的主要发起人。几个月前，在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还曾感情激昂地表达对老首长的忠诚与敬爱。然而，此时他站在会议室里，面无表情地列举赫鲁晓夫的种种过失，从违背列宁的教导，到农业和工业的混乱，再到对同僚的粗鲁无礼。 随着会议的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官员站出来指责赫鲁晓夫的统治。他们指责他独裁专行，情绪不稳，以及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的性格被描述为粗暴和易怒，他的政策则被视为失败，对苏联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这场会议从下午持续到深夜，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在会议休息时，赫鲁晓夫向参会的米高扬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疲惫，表示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天的会议在上午10点继续。尽管米高扬尝试平衡地评价赫鲁晓夫的贡献与错误，但其他人迅速反驳，并一致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进行了否定。最终，会议以全票通过的方式，撤销了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并取消了他的中央委员资格。 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充满了无力和悲哀。他承认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到了终点，虽然放手颇感艰难，但他愿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最终，会议以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自愿退休”的官方说法作为对外的声明。赫鲁晓夫随后被安置在郊外的别墅与市中心的官邸。 来自 陈·巴特尔著. 历史文化视野中的金砖国家高等教育演变研究[M].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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