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绍纪决定公开身份,并提出要改名为张梦实,因为共产党掌握政权、民主社会的“理想之梦”都已经实现,可以叫“梦实”了。 从此,张梦实成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专做日本战犯的管理和改造工作。 先说一下金宪东(1914—2002),又名爱新觉罗宪东、艾克、川岛良治。红色特工,伪满地下抗日组织成员。 ![]() 他出身末代皇室,有个一心复辟满清的父亲——肃亲王善耆,还有个投日叛国的姐姐——川岛芳子。 诞生于这样的家庭,他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寄居于日本的少年时期,宪东深入了解到普通百姓生存的不易。十五岁那年,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红色思潮的洗礼,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逐渐走上了革命之途。 1935年,从日本归国的金宪东被任命为伪满军高射炮团团长,他暗中频繁与有抗日思想的亲友来往,同时不断寻找共产党员,准备投奔抗日武装。 ![]() 地下组织经过长期观察,终于决定吸纳金宪东。宪东主要负责军火储存方面的重要信息,与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之子——张梦实在同一情报线上。这一情报线堪称当时整个东北最隐秘的组织之一。那个年代还有不少这样的“叛逆者”,他们是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被遗忘的功臣。 抗战胜利后,金宪东改名为艾克,同封建家族分道扬镳。新中国成立后,艾克凭曾在陆军士官学院的学习经验,投身炮兵人才的教育建设。 2002年,艾克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从潜伏长春到囚居伯力 1945年8月30日,苏军驻华部队总司令部格瓦廖夫上将接见被苏军逮捕的张景惠等伪满大臣和高官,由张绍纪任翻译。格瓦廖夫上将说:“听说你们很想念溥仪,溥仪也想念你们。今天下午天气很好,就送你们到那里去。”随后全被押解到长春机场,并按名单逐一核对人头,经查无误者即登机。就这样,伪大臣们一个个走上苏联飞机的弦梯。 张绍纪本是以“俄语翻译”的身份随同被抓的伪大臣到了机场,不料苏方点名到最后,竟清清楚楚地叫到了“张绍纪”的名字。张绍纪一脸诧异:“为什么叫我上飞机?我是青年学生,也不是当官的,更不是汉奸,不过是受到苏军方面之约临时充任俄语翻译而已,怎么可以连我也带走呢?”在场的一名苏军大校板着冷峻的面孔说:“司令部拟定的名单上有你!不能更改!”格瓦廖夫上将这时也说话了:“还是让你去当翻译嘛!等不需要了,就送你回来。”于是,曾帮助苏军做过不少工作的张绍纪也混在伪满大臣和高官一堆汉奸里,被带到苏联去了。张绍纪深感不是滋味,不仅父亲未能回家,于镜涛没走成,自己也被留下了。 之前,张绍纪已经以其革命实践获得了党组织的信任。1944年,党组织在东北考察革命青年时,就确定了一份准备发展入党的人员名单,分为两批:第一批当年就发展,第二批在1946年发展。张绍纪被确定在第二批发展。然而,还没等到“第二批发展”的期限,他就被带往苏联伯力收容所去了。颇为遗憾的是,他行前没来得及向组织打招呼告知。以后他才明白,之所以带他走,完全是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决定的。一是因为他通俄语,可以继续当翻译,沟通苏方与伪满大臣之间的语言;二是还要通过他,方便苏方掌握伪满高层人物的心理和动向。就此,他与父亲张景惠等人都被“抑留下来”。 “中共组织上没找你吗?”若干年后张绍纪接受记者采访时听到了这样的问题。 “怎么不找?急坏了!我家里的人也急坏了,不知道怎么的,人一下子不见了。后来,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包括一些上层关系向苏方查询,一直没得到明确答复。” “你在苏联那边没向他们反映吗?”记者又问。 “哎呀,谈了好几次!我心里十分难受,度日如年,多次反映、申诉,说明情况,要求立即让我回国。可是苏方管理人员说,这么大的一场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事情太多了,哪里能有时间专门研究、甄别你一个人的事?等你们的政府一成立,马上送你回去。我一看,也没办法,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到了苏联先住在赤塔,三个月后迁往伯力。张景惠等被安排在“将官俘虏营”,而张绍纪则只能作为“一般拘留者”接受“士兵待遇”。他和溥杰、润麒、万嘉熙、毓嵣、毓嶦、李国雄、黄子正等住在同一间囚室里,与溥仪的单独住处(毓嵒因被安排服侍溥仪而与其同住)相邻,天天见面。张绍纪仍然承担苏方管理人员与日本战犯交流的翻译工作,有时也帮助父亲同苏方管理人员说话。然而,平时还是要跟战犯似的被派到菜地里参加劳动。 张绍纪每天都坚持锻炼,因囚居者中只有他一人懂俄文,“拘留所”给被关押者订阅了《真理报》和《消息报》,他都从头至尾仔细阅读。苏方管理人员允许买书,他就把“拘留所”每月发放的零用钱15卢布都用来购买小说和文史读物。看到那些伪大臣和伪军官们天天睡大觉、聊天、赌博、算卦,百无聊赖,张绍纪就主动给他们读报,当起了“译报员”。苏联人一看也都觉得不错,就叫他坚持“天天读”,有时还让他单独给溥仪读报。 “溥仪有兴趣吗?”记者又提出问题。 “没什么兴趣。不过他也不好表示出来,听着就是了。后来,苏联人还让我给溥仪读小说《青年近卫军》。” “是吗?”记者不禁笑起来,“这个总有点兴趣吧?” “开头也不行。后来好一些。”张绍纪回答。 “读完了吗?” “没有,大约读了三分之一。” 在那几年,溥仪每次与苏方管理人员接触、谈话,都是张绍纪做翻译。 1950年5月引渡之前,张绍纪与同时被囚于伯力的伪满总理大臣秘书官高丕琨还曾在纳霍德卡归俘集合地相遇。两人都是最贴近张景惠的人。 囚居期间,张绍纪有了跟父亲朝夕相处的机会,也能尽一些儿子对父亲的孝道了。张绍纪回忆说:“我摘野菜、野葡萄,给父亲做咸菜调味。苏联食品中没有咸菜,父亲很爱吃。父亲也关心我。我劳动回来,总要问问:干什么活儿呀?累不累呀?我这时才感觉到'父亲’的存在。父亲吃饭少,常把剩下的馒头递给我:'你要不要呀?’我说'要!’在家里时平常是不可能跟父亲一起吃饭的,像这种情况更是从来没有。现在,我也不再是'豪门逆子’了。” 张梦实,理想之梦都已实现 1932年至1945年出任伪满执政和“康德皇帝”的溥仪,囚居苏联期间不想回国,怕被枪毙,然而,引渡战犯的工作还是在1950年开始了。第一批引渡在5月末6月初进行,共有200人,包括张绍纪。他是比别人提前几天回国的,也可以说苏联人还算“没有失信”吧。苏方始终不知道他的“中共地工人员”的身份,所以交接时也没有“特别交代”,张绍纪一时间也还拿不出他“反满抗日”真实身份的证据,就又被混同战犯关押在沈阳监狱了。 正在他再度陷入苦闷不已的地步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张绍纪眼前一亮,看到了机会。他用笔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字样,填写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巧的是,张绍纪填写的证明人此时就在东北公安部任职,兼管沈阳监狱。表格呈交后东北公安部当即核查,迅即释放,从速安排工作,这让张绍纪百感交集。 1950年8月初,溥仪、张景惠等伪满战犯被引渡回国。当时传说“第一批引渡的200人全被枪毙了”,大家都很害怕,人心惶惶。路过沈阳时,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奉周总理之命给战犯宣讲,让他们“好好改造,将来有机会为人民服务”。但这句话被认为是“宣传”、“挑好听的说”,没人相信。这时,高岗叫张绍纪出来说话。当战犯们看到曾与自己同在苏联囚居地朝夕相处五年之久的伪满总理大臣之子居然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尉军官制服时,惊诧不已。张绍纪告诉溥仪等战犯:“先期回国的200人中没有任何人被处决。”他的话令人信服,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 “你想继续做地下工作,还是公开身份?”组织上告知张绍纪,“如果愿意公开身份就可以公开了。” 张绍纪决定公开,并提出要改名为张梦实,因为共产党掌握政权、民主社会的“理想之梦”都已经实现,可以叫“梦实”了。从此,张梦实成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干部,专做日本战犯的管理和改造工作。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的张景惠,一想到儿子时就问:“绍纪还在吗?” 1956年初,张绍纪被调到北京,行前还经组织安排与父亲见了一次面。那天晚上,在一号会议室,张绍纪夫妇一同与父亲见面,一时彼此却无话可说。论他们这时的政治身份,显然已是天壤之别。张梦实说,父亲有点儿惊奇,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儿子与共产党的关系。金源科长用手指着许明介绍说:“这是你儿媳妇!”张景惠说:“是吗?哦!”聊了一会儿就告别了。回到监舍,张景惠对别人说:“这小媳妇是我儿媳妇吗?我不认识她呀!”当年家中仆人很多(许明曾经是张家的仆人),他连瞅都不肯瞅一眼。到了新社会,女仆变成了女干部,他这个大战犯哪还能认得呢! 1958年6月14日夜,张景惠病危,医务人员携带器械奔向监舍,经注射、服药等全力抢救,转危为安。此后张景惠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大小便失禁,医务人员每天都精心为他挂上盘尼西林和葡萄糖瓶输液,生命得以维系。后经上级批准,又把他送到市立医院住院治疗,后因患动脉硬化、心肺病、心力衰竭,延至1959年1月11日13时病故,终年88岁。 据张景惠的亲信、曾任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回忆,张景惠在任职伪满问题上也有“委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话,让张景惠先在伪满内部“顶着”,“先对付着”,“将来政府有办法”,后来张景惠常拿这句话为自己开脱。其实,伪满年代的郑孝胥和张景惠这两位“位高权重”的“总理大臣”都已经成为日本关东军手中的玩物,他们的叛国罪行是无法掩饰的。 张梦实对父亲的评价是:政治上糊涂,成了汉奸,性格上则是个“好老头”。他对自己的认识是,已经叛变了父亲,从这一点来说不是他的好儿子,但从政治成长和前程来看,应该说还是他的好儿子。张梦实又说:“多年以后,我无意间见到过父亲的档案里有一篇'自白书’,看到了父亲自述子(张绍纪)、侄(张绍维)的往事,'感谢政府对自己的宽大,也感谢政府给自己的子、侄一条出路’,看来他已经知道详情和细节了。1942年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出生时,爷爷为他们分别起名'太平’'迎春’,反映了他心中也有'和平’和'春光’的另一面,并不完全认可所谓的'总理大臣’。” 1959年末,当年“总理大臣”的顶头上司“康德皇帝”溥仪也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了。 张梦实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日法系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与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2014年12月19日病逝,享年92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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