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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1941年秋至 1942 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借助杂文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 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刊载于 3 月 15日出版的《谷雨》第一卷第四期。文章纵论在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侧重的作用。 他说：“'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关于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王实味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当时,王实味还预感到,这类文章可能会被国民党利用,但他说:“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底弱点……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王实味不幸而言中，此后国民党将王实味、包括丁玲等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反共宣传材料。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创作的杂文的总题，写出的四部分,分两次刊发于《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13 日和 23日的《文艺》副刊上。  杂文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论及在延安生活中领导与群众之间缺乏爱的现象。第二节,“碰《碰壁》”系针对2 月22日《解放日报》刘辛柏的《碰壁》一文而发，要求要学会保护青年敏感、热情、勇敢的特点，从他们“牢骚”的背后找出我们工作的缺点来；第三节，“'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革命内部要防微杜渐,“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王实味明确表示他并非平均主义者也不反对等级制,只是说在这艰苦的革命岁月,“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王实味在“前记”中说：野百合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在文章中他说，这些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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