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她叫吴北玲

吴北玲

吴北玲，1951年12月出生于江苏无锡，自小成绩优异、热爱写作。插队陕北，后调入陕西延长县文化局工作。1977年秋参加高考，次年春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81年8月考取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亚洲研究系硕士研究生。1983年1月转入纽约州立大学Stonybrook的比较文学系读硕士，获硕士学位。1984年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并于1986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在和癌症顽强地搏斗两年后，1992年不幸病逝。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开得朴素又鲜活。

她知道自己患了肝癌。不知过了多少天，别的花慢慢凋谢，惟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带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儿，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在陕北的孙立哲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做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富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绝无夸张。我与立哲是同学，插队时同住一眼窑洞。10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数以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在陕北土地上收割的吴北玲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19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

第一次见她是在19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

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琴来为我演奏。

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右起：姚建、臧若华、吴北玲、作家李知（大名李小巴）、北京干部老盛与孙立哲合影留念，时间是1974年夏天。（姚建供图）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10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练，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要是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3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他们婚后不久，相继去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10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糠尿病。信却少，他们太忙。

孙立哲（左2）在延安，右2似乎像吴北玲

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3年后仍能存在的只有7％左右。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几家分公司。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他们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立哲四处联系业务，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兵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把整个公司治理得有条不紊，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令人敬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着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19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4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

他们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一个人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仔都歧视他们，小费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

后来他们自己办起“北方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再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

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不夜城歌舞喧喧，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睡一会儿。天很快亮了，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的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跑旱船似地踩在了路面上。

孙立哲在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前

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立哲泰然答道：“当然。”其时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把一份阿拉伯文名片做得漂亮。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

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笑笑，半晌不语。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

此前立哲和北玲已先后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3／5，有40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非常可能就此不能醒来。但她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坦然、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吴北玲（右）在大学时演出话剧

19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未显出多少病容，啃着老玉米棒跟立哲身后走进来， “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喟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做及。他的喟叹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l0年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

他说：干得好，最终我还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问，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美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10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立哲说：要钱干嘛使，不就是为了干事的吗？让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生了根，处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忍受。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坚持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一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去看父亲。

她当然又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级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

最后的时刻怕不久了，立哲把孩子接来。女儿3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要经常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8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懂的8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电子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

琴声响起来，北玲静静地听，一个多小时她竟一次也没呻吟，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

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提醒立哲按时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难，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得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国吾民做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

北玲的父亲告诉我，北玲在病危时刻，还在询问“金华快印公司”的情况；那是她和父亲的最后的谈话，此后她便昏迷过去，再未醒来。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

说起死，她说在那次大手术的40分钟冰冻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

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魄一定会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1980年代孙立哲(左)与史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