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做历史研究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做中国史、中西交流史研究更是如此——接纳世界的同时也会被世界接纳。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偶然被发现，文书、佛经、绢纸绘画、法器等6万余件文物重见天日。然而，此后二十余年间，大批敦煌文物被掠夺、贩卖到世界各地。典籍流散海外，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陈寅恪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曾经说过：“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

另一位最擅搜寻、也最富激情的历史学家，则在近40年间，一开始“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穿行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宇宙，结识各国同好，互通有无，同时，“伸出很多触角”，让读者领略到一般学术书所没有的旨趣。他便是北大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

荣新江在英国博物馆里的老图书馆（2007年）

《满世界寻找敦煌》是荣新江老师多年来寻找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真实记录。全书共有十二章、附录二，依序讲述自1985年起，荣老师从荷兰莱顿大学出发，初访英国、法国、德国，又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接着转向东瀛的见闻；1991年他再访欧洲，接着勇闯列宁格勒，走访圣彼得堡；两德统一之后，他又访德国；1996年，他的足迹来到美国。在寻访各国后，他的眼光回到国内，聚焦各散藏机构和吐鲁番的地下宝藏。

全书用较为轻松的语气，讲述作者奇妙的治学历程，所含信息量极大。一方面可以视作是关于西域探险的简史，不多的笔墨就勾勒出上世纪初各国探险队劫掠敦煌文书的基本史实，同时亦是一部个人学术史。早在1996年，荣老师出版了《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展示了他从1985年到1996年间游历各国、调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成果。

多年以后，荣新江老师再次将他带着问题满世界搜寻到的故事倒出来，将“每一件东西放在学术研究的脉络里”，将西域文物和文献，放到敦煌学、西域史、隋唐史、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体系下，条分缕析，它们“都有其价值，不管是残缺的，还是完整的”。最终，这些故事先以讲座形式输出，然后以演讲稿为底本，编辑成一本《满世界寻找敦煌》。同时，《知见录》里大量的信息也被融入其中。作为荣新江老师的学生，我是此书的第一批读者，读后深深被书里所洋溢着的强烈的求知欲打动。

荣新江四十年寻找敦煌所访城市地图

荣老师曾向学生讲述他在欧洲访学时的故事。由于过于沉浸在文献中，没有留意到工作人员关门了，结果就被关在图书馆里，饿着肚子继续看资料。现在的社会非常卷，学生常问我：我想要发论文，要写什么？我想这份求知欲才是天然的学术研究驱动力，会产出质量非常好的学术成果，既不因困难而止步，也不被狭隘情绪阻拦。

荣老师西行求索敦吐文献，常被比为唐代前往西天取经的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经行高昌时，受高昌王麴文泰慷慨接待，送行时还“以绫绡五百疋、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附表一封，作为玄奘出入境的介绍信。“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即作为信物，为即将途经的24个国家准备了书信和礼物。

在荣新江老师的访求经历中，有非常多慷慨亲切的海外学者充当了“麴文泰”的角色。学人之间的互帮互助，令人感佩这个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惺惺相惜。书中多次提到学者们见面互赠抽印本，荣老师在剑桥访问贝利（Harold W. Bailey）教授，“他有四个大台子，排着他的抽印本，一共有七十多种。他说你随便拿，我不管内容是否有关，就一种抽一本，拿了七十多本，最后提了两大袋……”结果回到北京，跟季羡林先生汇报，季先生还嫌拿少了，说：“怎么不拿两份！”

荣新江（左二）与贝利（左一）合影（1985年）

再比如他在荷兰莱顿大学的导师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当年欧洲汉学界数一数二的学者。荣老师将想调查的欧洲各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库车、和田出土的文物和文献整理成一张地图后，许理和教授便帮忙联系各个收藏单位，为调查计划打通关节。

在1973年至1975年间，中国一度接收了一些海外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也为中国学者搭建起友好的科研桥梁，荣老师也因此而受益。其中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吴芳思（Frances Wood）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她的协助下，荣老师得以不受限制地查阅敦煌卷子，畅行无阻地考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

从莫高窟石室被打开的那一刻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荣老师一直说，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广阔的国际视野，想来便是建立在他的经历之上。

伯希和在藏经洞里挑选文书

其次就是服膺于荣新江老师的求真精神。荣老师和他的导师张广达先生，曾经研究敦煌出的一批于阗语文书，当时欧美学界对这批文书有各种说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荣老师决心把他在英国、法国图书馆调查的卷子里，凡涉及于阗太子、公主、使者、僧人的文书都找出来，排成年表。

这个工作量非常庞大，相当于对有年代信息的敦煌文书做一次普查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不仅有大量汉文文书，还有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文献，绝大多数也是中国古代各边疆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荣老师认为做研究的时候不应当将它们排斥在外。他同时也承认，在敦煌宝藏中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等文献研究方面，中国学者需要向海外学者虚心求教。在张广达先生看来，就是因为保持了这种开阔、接纳、不故步自封并全方位求索的学习心态，才使荣新江老师的研究“不局限于仅就敦煌、吐鲁番而言敦煌、吐鲁番，进而注意到敦煌、吐鲁番与更广阔的外界的历史联系”。

借助与他者的对话，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方能复原出真实而立体的历史。做历史研究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做中国史、中西交流史研究更是如此——接纳世界的同时也会被世界接纳。

对普通读者来说，《满世界寻找敦煌》是一本入门读物，可以了解敦煌卷子散居世界的状况，了解敦煌学是门什么样的学问；对于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读者而言，荣老师满世界寻找敦煌吐鲁番文书，无意中也诉说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广泛应用的治学方法。

《满世界寻找敦煌》内页

我从2013年开始跟着荣老师整理出土文书，最初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不太了解，分不清二者的区别。当时《大谷文书集成》第四集里收了两件同一写本《文选·七命》，写本背面是某种《金刚经》注疏，这个写本最早在德藏、俄藏里都有发现，正是荣老师比定出来的。加上大谷新刊布的两件，一共有六个残片。他便提点我，大谷新残片跟之前的德藏、俄藏可能是同一写本。我就立刻开始在我们中古史中心的图书馆里翻图录，又找到了五件《文选·七命》同一写本残片。所以我很能领会荣老师所说，有时候很失落，什么都没找着，有时候又很兴奋，比定出来一个就眼前一亮，那种心跳加速的喜悦真的难以言喻。

书中提到荣老师缀合了20片《列子》，这在“挖宝式”研究敦煌文书的时代绝对是创举。又比如，敦煌文书里有一件“敕河西节度兵部张公德政之碑”的石碑内容抄件，残片分藏英国、法国，其中大长卷S.3329中残损了一个洞。有天他喝咖啡时灵机一动，比定出S.11564这片很小、只有九个字的残片，正好可以严丝合缝地补上S.3329中的那个洞。

关于敦煌学研究，荣新江老师认为有三个难点。其一，做历史研究之前，先要整理档案式的史料。这主要是由于出土文书的残缺，以及手写体的阅读困难所致。因此，作者前期大量的工作就在于搜集、整理、比定、缀合，并做校录和解题，将文书整理成可用的材料；其二，敦煌文书散在四方，收集不易；其三，学术研究的规范还没建立。敦煌资料不少藏于海外，研究成果涉及多语种，因此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克服语言障碍，翻检大量中外文研究论著。可以说，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艰苦探寻，从罗振玉、王国维，到王重民、向达，再到荣新江老师近40年的努力，敦煌学研究已经初步走出这三个困境，不再是“挖宝式”的研究。

《张淮深碑》（S.3329）

《张淮深碑》（S.11564)（局部放大图）

数十年时间，荣新江老师也从青青子衿成为学界顶流，他把满世界寻找敦煌戏称为“我的探险生涯”。事实上，在前互联网时代，这确实是探险。他记下了每次寻访的日期、交通工具和同行者，也留存了当时的照片、手绘地图、手稿和馆藏宣传页，有许多非常有画面感的场景。譬如，他到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看完了所要看的材料，因为要在7点前赶回大使馆教育处，匆忙中看错了站名，下错了车站，于是问一当地老汉，对方看了半天他的地图，说：“你坐出了地图。”荣老师的探寻还在继续，就像历史学家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是实打实地用他的双脚，满世界寻找敦煌。

（本文2024年7月8日，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