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德必须服从等级 ——读尼采《善恶的彼岸》（十七）我们的美德

琴弦在雾中 2024-08-10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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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美德与我们所信奉的截然不同，不是绝对主义的——好像一条美德的原则就可以适用于所有人或所有境况，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也不是相对主义的——好像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美德，存在的只有解构主义的无所不能或者萨特那种存在主义的“选择”（相当于什么也没说）。

尽管反对康德的道德，在批判的方面尼采和康德却不谋而合，理性需要批判，美德也需要批判。我们对于那种“不计得失的牺牲”的颂扬就在此列，必须追问的是：

“他这样做是因为想要并且获得某种东西，或是因为自身的某一事物而想要并得到自身的某一事物——他献身于此处，不过是为了获利于他处，或者是让自己在本质上变成更多，或者是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感觉。”（条220）

对于康德来说，当看到一个人只身挡在校车门口，阻止歹徒上车行凶却中刀不治的时候，我们最不适当的行为就是质疑她的动机。动机看不到摸不着，行动却是活生生的。我们对她给予的尊重、敬仰代表了自身想要提升的道德水平，即一个人面对恶的行为时合乎理性的本能选择，向往崇高，听从崇高的召唤。尼采要更进一步，他希望我们更多地思考。当一个人“不计得失地牺牲”的时候，他一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渴望获得某种东西，或者是心灵的满足，或者是外在的利益。

康德式的是从道德角度，尼采则将道德提升到了真理的层次。“那种被宠坏了的精神”也许就是康德式的认为无需提问、无需质疑的作为义务的道德立场，它不会喜欢问答环节，因为道德是一个“理性的事实”，它的上面不存在外在的原因。尼采说，真理永远需要拷问，这是权力意志的本质要求，就算“真理在这个地方已经困顿不堪，强忍着睡意，”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仍然是“这里有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真理是一个女人，我们一方面对她温柔以待，一方面要求她的回应。我们并非要否定道德，而是通过真理的眼光更深刻地认识它。

批判的美德还在于审视“道德的道德性”。道德主义的吹毛求疵的学者、大善人最喜欢“道德性”这个概念，因为这样就能够一统江湖；然而无论是岳不群的还是左冷禅的都是道貌岸然、阴森恐怖的江湖，任何的质疑都难有容身之地，正派走向了邪恶。我们嘲笑这种“道德性”，源于我们推崇真正的道德，那就是比如说道德对一个领袖和一个普通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忽视或混淆这种要求就是对道德的背叛。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就建议君主要有能力应对恶名，要看上去诚恳、正直但不必真得如此，要慎用暴力但要让人感到随时会遭受暴力。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实用的政治术，也许甚至揭示了政治的本质，也许君主没有这种道德就无法拥有、增长权力，无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尼采的见解更显深刻，他说：

“一个人如果已经被制定并且塑造成一个领袖，那么自我否定和忍让对他来说就不是美德，而是一种对美德的败坏：我是这样认为的。所有自以为是绝对的、普适性的无私的道德，都不单单是对趣味的犯罪：这会让人被蛊惑而犯下渎职罪，更是一种被伪装的诱惑——并且对那些高等级的人、那些少之又少的人、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而言诱惑和伤害更大。人们一定要在最初的时候就强制这些道德服从等级，一定不能让它们越级行事，最后它们会知道，'将心比心’的说法是有悖于道德的。”（条221）

因此说，道德和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所涉及的责任密切相关。自我否定和忍让对于领袖不是美德，就如同我们对于交通警察的美德要求是理性和原则下的强硬，因为无论面对的是醉酒的司机还是被情绪支配的事故当事人，唯有决断才能发挥效力，解决问题。工程师的美德是尊重科学和工程伦理，像士兵一样将服从上级作为天职就是违背了他的美德，一座建成后不久即垮塌的桥梁很可能就是这种违背的结果。

学生和老师的美德，一个是将发问作为探索的主要方式，一个是将灌输转化为引导——就像《美诺篇》中苏格拉底引导小奴自己推导出计算公式——的方式。只会埋头听课、从不发问的学生和总是照本宣科、只会布置习题的老师，就是对知识和他们自身的冒犯、渎职。因为“所有自以为是绝对的、普适性的无私的道德”都是虚假的道德，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假称遵守过——尽管他们除了随波逐流以外，什么都没有做。

普适性的道德对特殊位置的人们——领袖、科学家、神甫、哲学家、艺术家、政治人物、商业精英——诱惑最大、伤害最大。因为普适性的道德是大众所认可、所以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一丝一毫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和寡廉鲜耻。遵从这种道德既安全又不会冒犯大众——我们知道，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冒犯大众，民主的一大劣根性就是容易产生多数人暴政——但是，如此他们就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道德，而这种道德是保证服务大众的前提。

这造成了诡谬的结局：对精英的诱惑最大，伤害也大；而对大众的伤害最大，他们兵不血刃地消除了精英，陷入了群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