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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想做自己，可做自己，谈何容易呢。波伏瓦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践行自己这条宣言，致力于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与波伏瓦形影不离的好友扎扎，却没能抵挡得住现实的摧残，在距离扎扎22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永远地告别了世界。据悉，扎扎被诊断为死于一种病毒性脑炎，而抛开生理方面的因素，根本原因则是——她想做自己而不能。扎扎死于特立独行，杀死她的，是周围那些试图勒紧她的“绳索”，以及她内心强烈的道德感。时代在进步，思想在变化，但时至今日，这样的悲剧仍在上演。无论是网络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偏见时时有，以削弱他人自由意志、行掌控之能事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太多，能量被一点点消耗，我们需要去辨别，什么对自己而言，才是真正重要的；世俗及偏见尊重且允许“不同”存在的概率微乎其微，不是被“驯服”，就是起来对抗；即便如此，还是要做自己，还是要为个性和思想解放争取一席之地，还是要唤醒自由意志。在扎扎所属的那个时代和家庭背景中，女孩子特立独行，就是一种原罪。她不能够为自己而活，而要为别人而活，但她不愿意像她母亲那样，一辈子都在牺牲自我。尽管她十分爱自己的母亲，但是爱，不等于妥协，不等于牺牲。平日里，扎扎没有自己的时间，更没有独处的机会，孤独这项特权，她始终无法享有。一个人最无奈的，莫过于发现，连做自己这件事，都充满阻碍。她是自己，却不属于她自己，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甚至思想，也被迫套上各种各样的枷锁。为了逃避乏味的社交，扎扎曾挥斧砍伤了自己的脚，才勉强换得一些可以独处的机会。在一个小女孩内心，精神的自由难能可贵，身体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可悲的是，她努力做自己，人们却想要使她相信，这一企图是罪恶的。更强大的力量存在着、发挥着作用，他们不去关注他们自身，却要将目光时常盯着弱小。周围的环境于她而言倍感窒息，早在身体死亡之前，她的精神已经率先“离场”。波伏瓦一度难以接受扎扎突然死去的现实，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转而向文学中寻求对抗现实的力量。她以扎扎为原型进行创作，来悼念独属于她们的友谊，也为女性的个性解放和自由而发声。扎扎在小说中化身安德蕾，小说的叙述者“我”，则是安德蕾无话不谈的朋友希尔维（也就是波伏瓦自己）。希尔维作为最懂安德蕾的人，她的存在，她的讲述，不是为了彰显自我，而是为了让我们尽可能地理解安德蕾。从读者的角度，理解安德蕾，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看清那些困扰我们的，究竟是什么，如何走出困扰，走向更加自由且广阔的天地。借助文学的力量，波伏瓦重现了安德蕾的生命，肯定了她的存在价值（在现实中，这样的肯定是非常奢侈的）。想做自己并没有错，错的是从来没有自我却要剥夺别人自我的那些人。安德蕾爱自己的母亲，可母亲对她的压制，成为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一点一点粉碎着女儿的个性，她不得不“学会适应”。然而她内心又是抗拒的，她将自己逼入矛盾的死胡同，却不再有求生的意志，最终不得不以离开的方式寻求解脱。对于扎扎的死，波伏瓦时常怀有一种负罪感，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死了，另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孩继续活着，在某种意义上，像是一种过错。带着这种不甘和负疚感，波伏瓦在作品中，赋予了扎扎二次生命（现实中的扎扎，为了获取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希尔维面前，无尽的世界向她敞开，而安德蕾走向死亡。”这部小说手稿在波伏瓦生前并未公开发表，也许在波伏瓦的内心，珍藏比发表更有价值。后来，手稿被发现后，它存在的价值再次得到肯定，并以“形影不离”为名公之于众。波伏瓦笔下的安德蕾，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矛盾、脆弱和无助，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另外的潜在的可能。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各自的困扰，那不是限制我们做自己的理由。扎扎（安德蕾）离开了，波伏瓦（希尔维）则向着更广阔的世界，继续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次让步，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让步，女性不率先为女性发声，还有谁会主动站出来呢？波伏瓦成为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她的另一部作品《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经典，在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直到今天，也依然在影响着众多人。女性并非一开始就有女性意识，而是后天养成的，包括一些女性身上的低自我价值感、自我奉献精神，也是在后天的教育和规训中，一点一点形成的；与此同时，低自我价值感，也伴随着个性的泯灭和自由意志的消退。所谓“乖”“懂事”“听话”等诸如此类的标签，并非优点，而是意味着好被驯服、好管理、无个性或者个性被束缚。有了自由意志的加持，生命的潜能，才可最大限度地被发挥出来。女性一旦睁开眼睛，心灵觉醒，看到自身的可能性，这份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我。”可悲的是，安德蕾的妈妈卡拉尔夫人，并未看到自己一生那样走过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从而在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上展开调整。相反地，那些不合理在女儿们身上以不可阻挡之势得到了“传承”。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因为身在其中的人，要么毫无知觉；要么后知后觉；要么觉知到了异常，却无力改变；要么干脆妥协让步，不去尝试改变，也不相信改变是可能发生的。在安德蕾的家庭中，女性的命运，也是当时社会女性命运的缩影。“一个女孩子要么嫁人，要么进修道院，无法根据个人性情、爱好来决定自身命运。”女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命运就悄悄发生改变了，但那推动力，不是自己。家庭内部会通过组织“相亲”，根据价值观、宗教信仰、社会等级、经济状况等标准，来挑选合适的对象，而不关心她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安德蕾15岁时，曾与她的堂兄贝尔纳两情相悦，但致命的教条拆散了他们，一场自由恋爱在刚萌芽时，就被扼杀了。安德蕾的妈妈，卡拉尔夫人，近乎以一种虐待狂似的粗暴，直白地告诉女儿婚姻的真相：安德蕾对于内心萌生的欲望，产生了羞耻和怀疑，她内心蒙上了一层罪恶的阴影。20岁那年，一个叫帕斯卡的青年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再次唤醒了安德蕾的感情和自由意志。她征求家人的意见，然而这份感情再次死于权威的制裁，死于她所爱的人不能够明确表明的心志。看着自己的姐姐在家人的安排下相亲，嫁给她们并不喜欢的人。安德蕾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她原本的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也被一天天消磨殆尽。要说卡拉尔夫人，也曾年轻过，也曾被她的母亲强制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可在女儿的婚姻大事上，她的压制则显得更加不通情理。卡拉尔夫人也曾不得不“学会适应”，与此同时，伴随着屡次的自我否定，终于失却了个性。然而在她自己做了母亲之后，站在权威的高地，她却残酷地决定如法炮制，也逐一去粉碎女儿们的个性。这样的“传承”，不知意义何在，难道就因为自己的个性被碾压，于是在下一代身上，同样决绝地绞杀其个性，以此来报复自己所不能改变的命运吗？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人们会为自己的罪行，找到合理的解释。安德蕾在现实里屈从了，因为她自小耳濡目染，发自内心地相信天主教，视其为神圣的、高尚的存在。她甘心被母亲的权威所震慑，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爱她，所以选择了不去忤逆她——一个同样背负着悲剧命运的女性。“萦绕不去的罪恶的念头，侵蚀了她的生命力。即使在最细微的欲望中，她都怀疑存在着罪，肉体之罪。”“上帝的意志如何？”“上帝对自己的期许究竟是什么？”但得不到任何回应，只有一次次继续强化着对自我的谴责。她最终在现实面前做出了让步，不再无奈地对抗、挣扎。安德蕾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她只是不幸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可她的悲剧，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里悲剧的缩影。想起巴黎奥运会上解说员的一句话：“不甘若是有声，必定震耳欲聋。”安德蕾原本是个很有个性的孩子，她聪慧、敏感、心灵手巧，成绩也好，她自由洒脱，喜欢音乐，对很多事情，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她的思想，在同龄人当中更为成熟、睿智。但在希尔维看来，安德蕾最大的魅力，则在于自己从未真正理解的这样一些特征：“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在这一刻，个性——她从上天那儿得到的馈赠，以最动人心魄的方式呈现出来……”她曾如此热爱自由，珍视尘世间的幸福，但现实往往充满了讽刺和戏剧效应。无形的力量，扼杀着人的自由，抑制着人的天性，破坏了人内在所建立的秩序，一并带走人内心的希望。安德蕾对着笔记本发呆、眼神涣散的时候，也许在内心，为自己留有一方净土，不被干涉和打扰。她在和大自然共鸣的时候，也许比和人相处，得到过更多自由和快乐，即便那样的时刻，终究是短暂的。她每次争取到机会和希尔维单独相处、无话不谈的时候，她们书信往来，交流彼此内心世界的时候，那样的安德蕾，才是真实的自己。最重要的是，在朋友希尔维那里，安德蕾始终被善待、被尊重、被接纳。如果人群里太过喧嚣，如果人群里的自我那么渺小，大自然就在那里，它总能给你一个敞开的怀抱，包容你的所有。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期待，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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