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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香港海员工会 在支援绥远抗战的活动中，香港海员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维护海员利益的斗争也相应地日益发展，海员群众感到“余闲乐社”的组织形式已不能完全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因而，提出了在香港重新建立海员工会的要求。这个要求，先是从“日本皇后”轮的“余闲乐社”反映上来的。海委召集在香港的有关党员开会，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群众的这个要求是正确的，从形势分析，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会议决定了建立海员工会的方法，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进行筹建工作。  首先，由“余闲乐社”出面，派人到各馆口(海员宿舍)活动，争取各馆口的支持。同时，聘请香港华人著名大律师、太平绅士罗文锦为顾问，向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申请恢复原来被封闭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港英当局认为原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伦敦英国政府下令封闭的，这“十个字”的招牌永远取消了，是不能再恢复的。但是，如果你们换一个名称，则可以考虑批准。海委再次开会讨论，认为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名义问题可以让步。经过征求各单位的同意，改称“香港海员工会”。 工会的名称确定之后，我们又重新向华民政务司提出申请。但是，港英当局又提出条件:一定要有一千人以上的会员，并且每个会员都要有职业和住址。同时，还要有一千元以上的开办经费，才准立案注册，正式成立工会。为解决一千个会员的问题，我们派出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刘达潮等十多位同志到各馆口进行工作，很快争取了六十一个馆口的支持，有一千多海员签名入会。 关于解决经费的问题，曾引起了一场斗争。我们在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过程中，国民党派来的黄德混进来了，他掌握了几个馆口，以馆口代表的名义参加筹建活动，企图夺取工会的领导权。当港英当局提出要有一千元以上的经费才能成立工会，而我们“余闲乐社”又一下拿不出这笔钱的时候，黄德扬言他可以拿出二三千元来，但要由他来当工会主席。 海委对这间题再次召集有关党员进行讨论。参加筹建工作的“余闲乐社”的代表提出，要党组织拿出钱来作成立海员工会的经费，不然，黄德能拿出钱来，就让他当主席。我和丘金等多数同志认为黄德是国民党派来的人，他想当主席是和我们争夺工会的领导权，决不能让他的企图得逞。工会是群众组织，我们依靠群众，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这位“余闲乐社”的代表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态度很不好。同志们认为他是“余闲乐社”的代表，他的这种观点，将来在海员中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于是，决定向“余闲乐社”建议撤销他的代表资格。“余闲乐社”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后来另行推选我为“余闲乐社”的代表参加工会的筹建工作。我们接受了刘达潮提出的意见，与各馆口商量，每个入会的工会会员交两元港币作基金费，先由各馆口垫支，一下子便筹到了二千多元。经费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召开各馆口和到香港来的轮船的海员代表开会，推选出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香港海员工会”在抗战声中正式宣告成立。从工作便利和统战工作的需要考虑，推举海员上层分子李发任香港海员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刘达潮任副主席，我兼任组织部长。聘请了罗文锦大律师为顾问。香港海员工会的工作，直接由中共香港海委领导。 八月十五日，香港海员工会发表成立公告，公开宣告“本会多由海员之'余闲乐社’、'崇义工会’、'叙兰别墅’等六十多个团体组成，本会执行抗日救国与提高生活的斗争，并实行上、下联合战线之策略”。接着又提出了《海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包括:“各轮在业与各馆失业工人一致团结在工会的旗帜下，采取有效行动回答日本的封锁政策;破坏宗族地域观念，全国各海员团体大联合，扩大海员抗日救国运动;联络英美及世界海员实行制止对日交通，联络日本海员，加强其反战反法西斯运动;联络码头工人，扩大抗日运动;取消克扣制度，改善海员生活，加强抗日力量;要求战时保险，保障海员生命安全;扩大统一募捐运动，充实抗战经费;清除破坏爱国运动的亲日汉奸;……立刻武装全民对日宣战。” 在抗日爱国旗帜与海员工会的号召下，海员抗日罢工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工会提出:1、在日本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自动离船，拒绝替敌人工作;2、在别国轮船工作的中国海员，拒绝运输任何军火赴日;3、要求公司改变航线，不要开赴日本。在这种号召下，所有走日本航线轮船的中国海员都起来进行过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同年底，近五个月中，参加反日罢工斗争的海员就达五千四百七十九人。所有日本轮船公司的中国海员三千五百人全部离船回国。不仅在日轮上，在其他各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拒绝运货到日本而罢工离职。如德轮“司亚号”，美国的“巴拿马”轮、“阿伦布”轮;华商的“无恙”轮;美国渣甸公司的“阜生”轮、“哥令那”轮和英国昌兴公司的“皇后”轮等，任何一艘运载军用品赴日轮船的中国海员都起来进行了罢工斗争。仅昌兴公司的“四大皇后”轮，就有八百四十五名中国海员，因反对运军用品赴日，而罢工离船。在香港海面，一时竟有四十多艘船只不能开航。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也有部分船舶，因海员参加反日罢工不能开航。张治中将军在一封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从八月十五日到十月十五日，二个月中，就有在香港的日轮二十多艘，海员六百二十三人全部离船回国，参加抗战。”据一九三六年七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香港职工运动工作报告记载:抗战爆发以后，“最少也有五干二百个海员工人为了反日斗争而失业。然而他们忍受着一切痛苦，不乞怜，不呻吟。目前，香港还有一万六千多失业海员工人，没有一个回日本船去乞一碗饭吃”。由此可见中国海员工人在抗日爱国斗争中表现出多么崇高的民族气节! 中国海员不仅自己为抗日救国而罢工斗争，还团结和争取了各国海员支持中国抗战。在中国海员的呼吁下，九月一日，美国全国海员工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表示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并号召美国各海员工会“竭即援助中国，主张对日实行经济封锁，直至全部日军退出中国而后已”。九月八日，英国轮船“茜温里号”的英国海员，因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反对运煤赴日，毅然罢工。船长控告他们不服从命令，海员们坚决表示:“宁做监狱牢徒，亦不赴日。” 在香港工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广东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湛小岑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也插手香港的工人运动。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他亲自带了几个亲信来到香港，企图组织香港总工会。他了解到当时在香港工人组织中影响最大，威信最高的是“香港海员工会”。于是，亲自到“香港海员工会”找我们，和我们商量筹备成立香港总工会问题。此事海委曾研究过，我们认为如果能成立全港性的总工会，把全香港的工人组织和统一起来，会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因此，赞同湛小岑的建议，并同意把筹备办公室设在“香港海员工会”。此事，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后来，海员工会的顾问罗文锦大律师很不满意地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同国民党官员一起搞什么总工会?这是搞政治活动，香港政府是不允许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妄图独吞中国，这和英、美等国在华的利益发生矛盾。所以，港英当局在“七七事变”之后，对海员的抗日救国运动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同意建立“香港海员工会”。但是，由于海员工会发动和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使日本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日本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抗议，施加压力，要求对海员工会实行制裁。同时，海员工会发动的罢工斗争也影响了英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他们也纷纷要求港英当局制裁海员工会。特别是在海员工会发动和领导罢工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港英当局害怕罢工斗争继续发展，会威胁到他们对香港的统治。于是，十二月初，香港政府颁布了紧急治安法。十二月三十日，就以所谓“企图组织非法总工会，煽动罢工，扰乱治安”为借口，封闭了刚成立三个半月的“香港海员工会”。 “香港海员工会”虽然建立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海员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在其他工会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甚至在它被封闭了六个月之后，还有整个船的几十名中国海员从欧洲写信和寄钱回来，要求参加“香港海员工会”。“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对香港的海员工运，乃至对整个香港的职工运动，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支援广东抗日斗争 “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后，党内有些同志担心港英当局随后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我们进行限制和打击。海员工会主席李发很害怕港英当局会找他的麻烦。当时，有些海员出于好意，劝我暂时避一下风头，看看形势如何再考虑今后的行动。党内和群众中存在的这种思想，显然，对于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是十分不利的。 海委对这种情况，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认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我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矛头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英国。今后，只要我们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时讲究方式，注意斗争策略，港英当局是不会进一步采取行动，限制和打击我们的。由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的抗日救国斗争进一步开展，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必然会继续高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前阶段的经验教训，做好党员和群众的思想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我们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余闲乐社”，以“余闲乐社”为主要阵地，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心任务，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港英当局在封闭了香港海员工会之后，并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和打击进步团体。由于中国的抗战正积极地进行着，因此，香港的政治环境基本上仍然是好的。港英当局还允许在赈灾慰问等名义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组织救亡团体，允许一些有太平绅士做担保的团体立案。如香港洋务工会和印刷工会，请了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席叶世泉和香港太平绅士杜其章做顾问之后，港英当局都同意立案，均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宣告成立。随后，戏院职工会等，也宣告合法成立。 在香港海员工会被封闭不久，我就接任海委书记。我接任海委书记工作之后，即把“余闲乐社”作为工作重点，派干部加强领导，采取各种形式把海员的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开展下去。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港澳同胞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抗日救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余闲乐社”顺乎民心，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深得广大海员和洋务工人的拥护，其威信进一步提高，“余闲乐社”的会员人数很快增加到近三万人。 海委在抓好“余闲乐社”的同时，我还以惠阳同乡的关系，做香港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的工作。“惠青”的主要负责人叶锋、严尚民、刘宣等与海委的关系都很密切。“惠青”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很快达到一千二百人。 为了支持广东内陆的抗日斗争，海委和中共香港市委从“余闲乐社”、“惠青”和“洋务工会”中组织回乡服务团，到内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七七事变”后，我们就发动香港海员和“惠青”成员，参加严尚民、叶锋等组织领导的“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回到惠阳县的淡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入侵华南，惠州、广州失守后，我接受了党组织的委派回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时，我又在“余闲乐社”动员了一批海员和洋务工人，和我一起回惠阳开展东江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成为我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 我回到东江之后，海委又通过“余闲乐社”先后动员了几批海员、洋务工人回广东内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我了解的有:一批是参加回乡救亡工作团到汕头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批是参加由海委组织部长榻荣率领回粤中地区恩平县活动的回乡救亡工作团，很快把那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一批是参加老海员工运干部林锵云领导的回乡救亡工作团，回珠江三角洲活动，开展武装抗日斗争。榻荣和林锵云率领回乡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海员，后来，大多数都成了珠江纵队的成员，其中不少人成为抗日根据地或部队的骨干。 在“七七事变”后到日军入侵华南前，香港有一万六千海员失业，他们绝大部分是由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而失业的。他们大部分先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回乡的海员大都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国斗争。广东省惠阳县和宝安县的沿海地区，海员比较多，所以，回东江开展抗日斗争的海员也是广东全省最多的。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香港海委和市委先后动员了约一百人回惠阳、宝安沿海地区参加抗日斗争。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我回惠阳组建抗日武装后的二十天内，海委和香港市委又紧急动员了二百余人回惠、宝地区参加抗日斗争。他们大部分都是香港“余闲乐社”和“惠青”的成员。当我们回来东江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时候，“余闲乐社”为部队筹募经费、药品、棉衣等，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大力支持部队，洋务工会还特发回国工友的津贴费(每人十元)。在我们部队创建初期，相当部分的经费是靠“余闲乐社”提供的。“余闲乐社”简直成了我们部队的驻港办事处和后勤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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