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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治《易》，资料保留较多并传承至今的有三人:虞翻、郑玄、荀爽。而由于郑玄曾以今、古文遍注群经,对后世影响较大。林忠军教授于完成其《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二卷后,在充分占有易学资料,基本厘清自两汉经魏、晋、隋、唐至宋、元象数易学发展史主脉的基础上,经数年确下功夫的研究,最近又完成了另一部易学专著——《周易郑氏学阐微》。该书由当时郑玄所处东汉社会背景及其人生轨迹入手,全面阐发了郑玄易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价值,以现代人的视角,对郑玄易学作出了完整系统的研究、评介,对郑氏易学资料作了全面系统的辑集、分梳与整理。全书分上编与下编。上编九章分述郑《易》产生之社会背景及郑玄的主要人生历程,详述其易学思想的渊源与著述,进而分论郑《易》之天道观及明天道的象数思想、法天道的人道思想,然后引发出其独具特色的以史阐《易》及其象数义理并重且兼顾训诂的易学诠释方法,最后一章总论郑玄《易》的学术价值。下编对历来辑集的郑玄注经注传之文进行详尽的通释,其通释文字中时时闪现精彩之见。该书上编应是忠军教授这些年来对郑玄《易》进行研究与思索的一个总结。如该书第一章在介绍齐学时,于阐明《尚书》、《诗经》、《春秋》等皆传于齐地后,作者接着说:“如《汉书》言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是易学接受了齐学阴阳灾变说的明证。”此见极确!因为谈阴阳灾变是《周易》古义的主要特征,而汉初传《易》第一人田何正因为是齐人而后被迁至杜陵的。作者不但看到了《易纬》与孟京《易》的关系,且指出:《易纬》一书“内涵了以占验为目的的象数易学思想。然就其内容而言,更多的是言孟喜、京房的易学理论,如《稽览图》、《通卦验》继承和整合了孟京易学,专讲卦气说”。此见亦极是。我们知道田何当时传《易》,除主要传授体现孔子德义思想的“今义”外,另外还有单独传于周王孙的“古义”,经考辨,此“古义”就是谈阴阳灾变诸占验内容的。正如忠军教授所指出:孟京之学的内容,与其后传世的《易纬》内容多有相同之处,以至有的清人干脆认为《易纬》就是孟京的作品了。故作者在第五章“明天道的象数思想”中指出:“《易纬》的卦气说,其实质是迎合了汉代需求的占验之学。根据卦气流行情况,人们可以判定自然、社会和人的吉凶。”正是在充分掌握汉人易学灾异说的基础上,作者又指出:“郑氏易学灾异说,属于古代的占验术。”可谓一语点中郑氏易灾异说的实质。作者在第六章“效法天道的人道思想”中说:“从保留的易注看,郑氏由天道推人事”,“郑玄易学,就其实质而言,与汉代其他易学一样,是一种天人之学”。为此,作者指出:“以象数解读《周易》文本,无疑是易学研究中正确的、有效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其他方法无法取代的。”作者在第八章以诠释学角度论述了郑玄的易学方法渊源意义,并将郑玄注《易》的取象方法,概括为“以象生象”和“象外生象”,在“象外生象”中,作者重点论述了郑玄独具特色的“爻辰法”。“爻辰法”不同于京氏“纳甲法”。《乾凿度》说:“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纳甲法”依此精神,于《坤》卦依次纳未、巳、卯、丑、亥、酉。而郑氏爻辰之《坤》卦六爻依次纳未、酉、亥、丑、卯、巳,其不同之处,正如作者所指出,是“郑氏顺势配地支,而京氏和《易纬》逆势配地支”。“纳甲法”逆势配地支,体现了《乾凿度》“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的思想,而“爻辰法”为何要取“顺势”呢?正如作者所考,“爻辰非郑氏发明,当为郑氏所传和所用”,“认为爻辰为郑氏一家之学显然不妥”。忠军教授此考是也!因为“爻辰法”最主要的特点是以体现天道运行的天星注《易》,天道运行体现的是“阳动而进”的顺势运行,正如《管子。形势解》所说:“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所谓“终而复始”,显然是顺势也,而“万物”、“寒暑”、“日月”、“星辰”等皆“爻辰法”所展现的内容,亦体现了“天之常”,故“爻辰法”取顺势,恐其源久矣!可贵的是,作者于书中将此流传至今的注《易》方法剖析为:如此细微的剖析分类,是补前人所无也。此外,作者还对此法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在肯定“爻辰法”之法“将自然科学知识融入易学研究当中,一方面显示了郑氏知识的渊博及用这渊博知识诠释易学时流露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另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观象系辞’的论断,揭示象辞的内在联系,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客观上为易学注入生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此法“从《周易》文本看,其注释多傅会曲解”的不足。作者又说,“其实,郑玄易学关于人事的内容更多是对三《礼》的阐发”,并特别指出:“郑玄注三《礼》与注《周易》,应该说有同样目的。”在第八章中,忠军教授指出:“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郑玄治《易》偏于象数而疏于人事,这是一种误解。”“一方面他不能摆脱当时学术思潮的影响,由《易》之'观象系辞',推导出以象数治《易》的方法”,“借助于爻辰、互体、爻体、五行等象参杂以天文历法数学为主的自然知识注《易》,另一方面,他似乎看到,自西汉以来专以象数治《易》存在的问题”,如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人文社会习俗及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等,仅以象数是难以表达清楚的,作者以此而引出了郑玄以史治《易》和以礼注《易》的治《易》方法。这种治《易》方法是《周易》自身所具备的。作者从哲学高度分析了以史治《易》成为易学重要方法的原因,认为“以史治《易》成为可能完全取决于易学与史学的关系”，“易学与史学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二者在相互区别的前提下则又表现为高度的同一”:一方面“史学家除了自觉地运用易学思维描述发展外,还直接援引《周易》或易学语言分析历史现象,品评人物功过”。另一方面,“易学研究与整个历史发展息息相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作者决定了《周易》成为一部不是史书的'史书’。”作者将以史治《易》方法分为“以史注《易》”、“以史证《易》”和“以史代《易》”的三种方法,并对郑氏“以史治《易》”作了详尽的论述,然后作者总结说:郑氏以史治《易》是对《易传》乃至两汉易学的总结和发展,《易传》开以史治《易》之先河,今本《易传》之用文王被囚，箕子劝谏之事解说《易》是其例。接着作者详细地考察了郑玄以前易学文献以史明《易》的情况,尤其详说“帛书《易传》也极为重视以史明《易》,如《缪和》曾以商汤、文王、秦穆公、齐桓公、勾践说明《困》卦所包含的穷困之理”,以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齐桓公为例注《丰》卦九四爻,并将帛书《缪和》篇诸段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一一列出,以说明其所阐释的诸卦卦义,表现了作者对最新出土资料的重视与占用,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以史解《易》,其源久矣!故后之说《易》者,皆承《易传》与帛书之脉而说之,如《乾凿度》用“文王修积道德,宏开基业”释《升》卦,以文王被纣所困“全王德,通至美”释《困》卦等等,我以为此释应是承之帛书《要》篇“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云云。马融以史释《易》之内容,亦应得前人传承也。从而论证了以史明《易》,绝非郑玄自创,而是有着久远的学术渊源。只是郑氏以史解《易》,因为其自身丰厚的易学功底与礼学功底,再以史阐述之,因而成为其高人一筹、独具特色的解《易》方法。作者对郑玄以《礼》注《易》,亦有详尽的论述与评价,限于文字,此处即不一一述之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忠军教授重视郑玄“多引《尔雅》、《说文》等现成的训诂资料注释《周易》经传字义”。由于“郑玄精于《尔雅》”,据作者详细统计,郑玄注《易》,先后使用了《尔雅》之《释诂》73 条,《释言》36 条,《释训》26 条,《释亲》19条,《释器》14 条,《释天》2 条,《释地》4条,《释丘》2 条,《释山》3条,《释草》3 条,《释木》3 条,《释虫》1条,《释畜》2条,总计有188条之多。这种详考郑《易》重视训诂资料以解经义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这种态度亦表现在下编他对郑玄注经注传之文的辑集与通释中,后面还要讲到。故作者在第九章“论郑玄易学价值”中,对郑《易》评价说,郑玄“融今文、古文易为一体,除了继承京氏今文易和费氏古文易外，他还善于从以往的易学研究成果中吸收营养”,并一一考证了郑《易》承《子夏易传》及马融等人之经义,又有多取《易纬》之义注《易》者,从而揭示了郑《易》“睹秘书纬术之奥”、“精历书图纬之言”的广大与精微。其考多能发先儒所未发。尤其由作者所引证的“太一下行九宫”等很多郑《易》资料中,我们更可窥到近年出土之郭店竹简《大一生水》篇内容的踪迹,以此而知郑《易》的很多内容确为上承古《易》而来。在其下编中,作者对郑《易》释文作了详尽的考证与辨析。郑玄注经,多得古义。作者为此而下了很大功夫,以求其义之本。如郑注《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曰:“天者,清明无形,而龙在焉。”作者引《乾凿度》之“清轻者上为天”等以考“清明无形”之所本,而此句亦本之帛书《衷》篇之言天为“齐明而达”也。《坤》卦之初六爻“履霜坚冰至”郑注曰:“履读为礼。”此注显然得之帛书《易》旨,因帛本《履》卦作“礼”,而此爻作“礼霜”也。《小畜》卦九三爻“舆说愎,夫妻反目”,郑注:“蝮,伏菟。”郑玄此注显然得之今文《子夏传》:“愎,车下伏菟也。”郑玄《易》之《泰》卦初九爻作“拔茅茹,以其夤,征吉”。郑玄并注“夤”字曰:“夤,勤也。”忠军教授辨析曰:“夤,通行本作'彙(汇)’,帛书作'胃’。”并考证了“彙”、“胃”、“𦳢'三字音近通假，同时引黄奭之考,以证此注之出“非郑君也”。据此,作者指出:“按郑玄在同一经文中同一字不可能出现两种写法。”忠军教授又通过与帛书《周易》经文作“胃”对比,指出,郑《易》作“夤”,“恐后人传抄之误,当以今本作'彙’为是”。“《释文》:'彙,音胃,类也。'故帛书作'胃’。胃,又与'谓’通假,帛书《系辞》凡'谓’皆作'胃’,即是其证。《尔雅·释诂》云:'𧁜,勤也。'段玉裁曰:'郑注“彙,勤也”,以为“谓”之假借也。’”忠军教授再引《尔雅·释诂》云:“慧,勤也。”引宋翔凤之说,认为郑氏训“彙”为“勤”,“盖'彙’'慧’音近(古音'胃’'慧’同部),故读'彙'为'慧’。”作者又进一步辨析道:“彙,又可训为类。朱骏声云:'彙,当作卖,类也。’”“段玉裁云:'按𦳢即卖字之异者,彙则假借字也。’”又引惠栋之说，“'否泰,反其类。’三阴三阳为'类’,故云'𦳢,类也’。”此种侧测穷极,折析求证的精确考据,在作者对郑《易》经传注文中多见之,兹不一一举之。当然,书中亦有可商之处,如对郑玄关于《连山》之名的解说，如无确据,不可轻言“恐是郑氏望文生义”。再如对《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作者据元代熊朋来引《郑氏古易》,认为“《坤》爻辞'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玄黄’协韵,故《象传》、《文言》皆不释'大’,疑'大’字衍”。并据此认为郑氏之说“不失为一家之言”。郑氏此说虽赢得过一些先儒的赞同，然案之帛书《周易》经文,其《坤》卦六二爻亦作“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帛书此爻爻辞与今本同,可证“大”字绝非衍文!在作者于书中多引最新出土帛《易》资料以考辨郑《易》的情况下,这种疏失似不应出现。当然,面对郑玄《易》如此宏大的学术背景,我们在综括献典、剖判得失时,如此的一字一句,一事一例之失,也是每个研究者所难以避免的。在学风浮躁之今日,很多研《易》者不愿意也不能够对古《易》象数及其卦爻辞文字本义作出深入的研究与诂释,而是多在《周易》经传哲学思想剖析上作文章,兜圈子,正如我于数年前所指出的:目前,真正有关易学这门专门之学的研究,真正对于作为易学之根的象数易学作出深入探索与介绍的文字,可谓鲜矣!特别是最近十年来,随着大量出土易学资料的整理出版,人们对原典本义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先通过考证诂释,弄清这些古《易》的原旨,辨析出其中所深含的象数义蕴,然后才有可能对这些经义作出哲学上的分析。作为一位中年学者,忠军教授能下如此大的功夫,对郑《易》经传注文作出如上释疑伸阙、昭述群惑以还其本貌的工作,并力图全面钩画出郑玄的易学思想,实为可贵!同时,这部专著也是近人对郑《易》所作的最为全面详备的辑集与整理,如同本人在前文所说,作者以一个现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郑《易》,在充分占有最新出土易学资料的优势下,对郑《易》的研究多能发先儒所未发,因而填补了前人有关郑氏易学研究的一些阙失和空白。故当此书结稿之后,我一气读完全书,手抚书稿，感荷良深!遂喜而志序如上以贺之。（原文为刘大钧先生为林忠军教授本书所作序文；文章取自儒士軒pdf电子版，周易参考整理成文字版） 刘大钧 2005年5月30日于山大运乾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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