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重写晚明史》
(五卷本)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人世事,几完缺
——啊,晚明》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长庚 畅销的专著 8月17日晚,樊树志《重写晚明史》《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读者见面会在上海举办。 据了解,《重写晚明史》是目前中华书局推出版本最多的一套书。这套书共推出了四个不同版本,一种普通本、三种特装本,其中特装本又分毛边本、金边本、喷边本。装帧上采用的都是欧式风格,其中特装本采用了皮脊纸面的欧式精装,这种风格既与樊树志的全球史研究眼光紧密关联,也与樊树志本人一向领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列的个人风格有关。普通本则采用了布脊纸面,设计上融合中西元素,也颇具特色。 与之前出版的单行本比较,新推出的《重写晚明史》系列,有三个重要特色:一是在《王朝的末路》中增加了第四章,以吴梅村为切入点,把目光从崇祯帝自缢煤山延长到南明小朝廷的人和事,带读者一起聆听晚明的余音;二是书中由编辑对一些人物、事件等,结合上下文,进行了简单的注释,以方便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三是五卷本采用双色图文排版,编辑精心挑选了三百多幅与书中内容关系密切的图片,以期用图丰富、补充文字内容的同时,扩大读者的视野和思维空间。 同期推出的《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则是樊树志近十余年文章的首次结集,是他研究晚明史的心血之作。书名选自清初吴梅村的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既代表了晚明气节上的正人君子面对历史巨变的浮沉与感慨,也融入了史学家深沉的历史感和个人感悟。 樊树志出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成长于内战的扰攘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深广的社会革命大潮中。1957年,他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5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初试啼声的毕业论文获得了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赏识,后来留校任教。但在樊树志看来,自己“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五十岁以后”。 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樊树志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两部传记的书写之中,这就是面世于1993年的《万历传》和1997年的《崇祯传》。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樊树志开启了对于晚明史的钻研与探索。同时,他在反思数十年来历史著作刻板、枯索文风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以扎实的一手文献记载为基础、讲求细节呈现和生动文采的叙事史风格。 樊树志说,他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范文澜、史景迁、黄仁宇、许倬云等名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脍炙人口,成为畅销书、常销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学者写书要具有读者意识,其实是最起码的要求,尊重读者也是尊重作者自己。“然而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往往孤芳自赏,不肯放下架子,一些历史著作晦涩难懂,不但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即使专业读者也视为畏途。如果写出来的书没有人爱看,岂不辜负了作者自己的辛勤劳作。”樊树志表示。 2003年的两卷本《晚明史》,则将这种叙事风格进一步发展成熟,同时吸收采纳国外新兴的整体史、全球史理论与方法,赋予了晚明政治史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和叙述背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曾撰文表示,国际学界有关明代的通史类著作已有不少,但没有人将目光集中在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史》“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退休开启新人生 樊树志对《晚明史》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写《晚明史》时,史料搜集的方法还很传统和老派。不管是当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或者当事人的文集、日记,都靠去图书馆古籍室看书完成原始资料搜集,范金民将这种史料收集过程比作“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但古籍只能抄不能复印,考验史家对史料的熟悉程度和挖掘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阅读范围。 2007年,在经历了五十年学习、工作的漫长岁月之后,樊树志从复旦大学历史系荣休。差不多也是从这时开始,随着互联网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古籍电子数据库大量开放,足不出户就能查到繁多的资料,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坐在家中那台屏幕宽大的台式电脑前,他开始学习查阅起各种电子版古籍。在遍阅了晚明时期留下的文集、奏疏、书信以及各种实录、方志等资料后,一个更丰满、立体、有温度,也令人叹惋的晚明重现眼前,令他萌生了对《晚明史》再做增订的念头。 在着手增订过程中,樊树志迎来了创作的井喷期。除了发表于报刊上的大量历史随笔文字之外,他有着惊人的“每年出一本书”的效率:2010年的《历史与文化》,2011年的《明朝大人物》,2012年的《明史讲稿》,2013年的《明代文人的命运》。 史料阅读更加广泛后,樊树志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仅《晚明史》的导论部分,就从原来的10多万字变成40万字,他决定将之取名《晚明大变局》单独出版。等到《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内忧与外患》《王朝的末路》全部写作完成,整个系列不仅篇幅达到二百多万字,而且很多内容都和原先的《晚明史》不一样,修订最终变成了重新书写。 自从《重写晚明史》系列出版后,受到学术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晚明大变局”的说法也广受热议。樊树志表示,“晚明大变局”是自己研究明史的感悟,或者说心得,仅仅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史学界的普遍共识。“或许有些人不以为然,可能会提出商榷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这都是正常的学术讨论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一提的是,“五部曲”中,除了第一部《晚明大变局》引用了不少经济数据,写法相对中规中矩外,后面四部讲王朝盛衰历史时,樊树志增加了大量历史细节,使得万历皇帝、徐阶、张居正、崇祯皇帝等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性格都有生动体现。而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张力,显然也没法再用二元对立的臧否观点来加以简单评判,从而显示出历史研究的迷人之处。 “可爱又可叹” “晚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樊树志的观点是从万历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就是1573年到1644年,一共71年。巧合的是,晚清是从1840年到1911年,也是71年。 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樊树志曾评价晚明这段历史“可爱又可叹”。 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之中,无论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英格兰,在和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逆差之中,全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辉煌。沿着新航路,欧洲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对他们很宽容大度,为利玛窦等北上提供方便。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王徵等,这些人进一步介绍欧洲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大大开拓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眼界,改变着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此后,文化思想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文人学士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社会是可爱的。 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又令人可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忙于窝里斗。皇帝和大臣都无意于政治改革,内忧与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眼看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 晚清的大变局牵涉政治体制的变革,由帝制走向共和,所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因此,樊树志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没有晚明的大变局,也就不可能有晚清的大变局。 在书中,他从六个方面来论证晚明的历史剧变:“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思想解放的潮流;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在他看来,晚明社会发生的这些剧变,有内部的动因,也有外部的动因,称得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现代以来中国一直不断地解放思想、融入世界,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都可以视作晚明社会大变局后的余响,很多问题因此可以有更通透的思考。“历史给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给人超载时空的智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而不是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樊树志说。 他直言,做学问应该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思路仍然敏捷,逻辑仍然严密,完全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作品,享受思考和创造的乐趣,给晚年生活增添别样的光彩。樊树志在《明代文人的命运》后记中曾说:“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学问而学问,是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而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享受。” (作者为书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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