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哪年桂花开的时候，欣从杭州给我寄了两包桂花糖。晒干的桂花已成褐色，雪白的砂糖粒染上了金色。我始终没摸索出它的正确喝法，将它搭配过苹果，煮过苹果桂花茶；偶尔也配绿茶喝过，或者喝一点单纯的桂花茶。喝着桂花茶，偶然间又读起了杭州女子高诵芬的《山居杂忆》，因为书里详细写过桂花糖的做法。这位生在民国七年的大家闺秀之回忆录让读者体会到了朴实无华的有钱人生活。高诵芬出生在杭州高家。高家世代，聚族而居，是杭州的名门望族。坊间人称高半城，意思是有半城的产业都是高家的。此话固然有夸张之嫌，但杭州处处可见的高广泰锡器店、高义泰布庄、茶庄、饭店、钱庄这些形形色色的高家产业彰显高家的财富和影响力。生在这样的大家庭，高诵芬自然也是金尊玉贵娇养出来的闺秀。作为有着几代积累的高家，很注重教育孩子的简朴节省。小孩不准穿绸衣，也不穿丝绵、皮货，常年穿的是布衣。即使布衣，也很少是新衣，大都是大点的兄姐穿过的，或者大人穿旧的衣服改成的。至于吃饭，也没有多么奢侈。高诵芬曾祖母信佛，不杀生，“平时买的鱼虾都是刚死而尚新鲜的。”“杭州当时不卖杀好的鸡而只卖杀好的鸭”，所以她家吃鸭和鸡蛋。至于螃蟹，高诵芬兄弟姐妹直到十四五岁才吃上，因为螃蟹总是要活煮的。孩子的安全自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防止《红楼梦》中香菱走失那样的悲剧，元宵节灯会那样的热闹自然也是不允许凑的。反正，孩子们可以在家玩灯。高诵芬的父亲高维魏父母早逝，由祖父母抚养长大。高诵芬的曾祖母人称高老太太，是一位思想颇为进步的女性。她鼓励长孙高维魏去日本留学，鼓励儿子成立天足会、产科学堂、女子学堂等。高维魏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取得农科学士，不过在家庭观念上他依然相当保守。他不愿意自由恋爱，对别人介绍的女留学生也不感兴趣，因为“那人一定想做一番事业，不肯在曾祖母身边三从四德地服侍她一辈子的。所以凡给他介绍留学生，他都拒绝了。”他娶妻，是因为“此人相貌圆胖胖地，很秀丽、本分，一定是贤母良妻，能守妇道的。”。他的婚姻选择确乎很合适。高诵芬母亲嫁进高家后，很得太婆婆喜欢，无论丈夫留学还是工作，她侍奉太婆婆，生儿育女，家庭很是和睦。对于女儿的养育，高维魏也是同样的观念，他希望女儿做个贤妻良母，认为“女孩进学校念书只有去学新潮，去自由恋爱，将来结了婚，与丈夫一有不合就闹离婚，只允许在家念私塾。”倒是高诵芬的母亲身为女人，觉得女孩子也该走出家门接受教育，怂恿女儿“你要自己对父亲说要进学堂”。毕竟，高诵芬的母亲就在太婆婆创办的女子学校年过一年书，“学堂里请外国女教师上音乐课，唱圣诞歌，她也学了一些。”民国新旧思潮杂糅，固然不少女性接受新思想，但也有不少女性愿意循着已有的稳定道路度过自己的一生。以高家的财力和地位，高诵芬只要按部就班嫁给门当户对人品尚可的夫君，她这一生自然不用为生活奔波。“教育小孩也会有家庭教师，做衣服必有裁缝，做菜煮饭必有厨师，”女孩子学点古文字画，用以自娱，也能和丈夫沟通，就够了。高维魏养女儿的理念，看似封建保守，其实正是富家子弟特有的悠闲从容。因为出身富裕，性格温和，别人找他借钱，他不好意思拒绝，那些钱都是有去无回。学校发展需要钱，也是他借钱给学校造房子。另外，他长期担任杭州安定学堂的董事长，也没有固定工资。别人是工作赚钱，他是越工作越花钱，最后干脆回家闲居。他喜欢打麻将，就有人设局勾结起来骗他钱，有次输了一千块，气得再也不打麻将了。闲居在家，高维魏干脆大兴土木，建池塘园林。放弃打麻将后，他在“狮子峰山顶造了一个日本式的别墅，住在上面吃素、念佛、修行”。这别墅一面可看西湖，一面可看钱塘江；一边望日出，一边望日落。屋子四周有果木、花圃，有菜地、竹林，还有一群母鸡。此后，高维魏常住山上，有一个做饭打杂的男仆，平日用电话和家人联系，一星期下山回家一次。薛宝钗给宝玉起诗号的时候说：“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高维魏便是难得的富贵闲人。不过这样的富贵闲人对于家族经营来说，未必有利。高诵芬的母亲不赞同丈夫养女儿的理念，也不赞同丈夫如此安逸的闲居，经常抱怨丈夫：“只会用钱，不会赚钱”。毕竟，要想风雅、闲暇、非功利的诗意栖息在大地上，就难免忽视尘世间的许多挣扎。不过这种艺术的生活方式倒是让高维魏如《活着》里福贵那样，避免了后续的糟心事。高维魏既然按照旧时方式抚养女儿，自然要替女儿做主婚姻大事。高诵芬的婚事是14岁定下的，对方是门当户对的金洞桥徐家的徐定戡。徐定戡是长子长孙，父母早逝，由祖父母抚养长大。成长经历和高维魏非常相似。何况，高维魏看过徐定戡文章和诗词，颇为满意，于是就进入面试环节。徐定戡舅舅带着外甥和高维魏喝茶，高诵芬母亲带着小儿子坐在另一张桌子，暗中偷看。徐定戡面貌清秀，性格又带着少年的天真，高维魏越看越满意。于是进入了议亲的下一环节：男女双方交换照片。徐家和朱家（徐定戡的母家）对高诵芬很满意，觉得女孩子下巴很大，有福气。双方开始请庚帖，请杭州当时最有名的算命先生去算命，排出了“龙马八字”，是桩好姻缘。当时杭州风俗，流行用桂花糖做喜糖，糖果店里也有现成的桂花糖出售。高家嫁女，自然精益求精，这桂花糖也绝不将就。品类上桂花糖准备了六种，黄桂花糖，白代代花糖，红玫瑰糖，绿薄荷糖，黑乌梅糖，蓝靛青花糖。制作过程考究而繁复。采集桂花，要整支带花剪下，再将花朵摘下，去蒂去芯，放入白磁盘中。倒入纱布袋中，再浸在酸梅干的水里。“桂花在大玻璃瓶的酸梅水中要浸三小时以上，这样桂花的色泽就会永远不变了。”冰糖磨粉，与浸泡过酸梅水的桂花放入捣臼，舂成浆糊状，加入磨细的冰糖粉。拌匀，舂捣。用印板印上吉祥花纹，用石灰吸潮。直到糖变干、变硬、入口不化。再用白棉纸包好，三十粒一包。当时普通人家一包不过四粒，考究人家也就一包六粒。高家三十粒一包的桂花糖准备了几万包。送完宾客后，还多余了一百多扎，高诵芬婚后二十多年还没吃完。高诵芬嫁妆中的绣件，上妆货（送给男方家长辈、平辈）请专职绣娘绣了四年；下妆货（送给男方家男女佣人）绣了两年。高家精心准备的不仅是女儿的嫁妆，还有女儿安适的一生。高诵芬嫁到徐家后，太婆为人宽厚，徐家的家庭氛围很好。她很喜欢高诵芬这个和自己一样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的孙媳妇。新婚后的高诵芬可以和丈夫一起游西湖、看电影，出门看风景，也是太婆体贴她新婚未久，怕她拘束。高诵芬丈夫是遗腹子，太婆婆和丈夫的外公外婆极为盼望下一代。偏偏高诵芬月经不调，一直不孕，中医各处求医问诊也没有效果，后来去看西医，发现是卵巢瘤，需要手术。当时高诵芬父母远在内陆逃难，徐家长辈一律主张需要高家父母同意才能手术。毕竟，她是父母的独生女，手术有个差错，徐家担不起这个责任。丈夫则陪她前后看了十位名医，最后决定去上海私人医院虹桥疗养院开刀。手术很是顺利，水瘤被取出，八天后即可出院，徐定戡怕妻子恢复不好，又特地住到医生的私人门诊去住了一个月，并请了特别看护彭云庆。手术后高诵芬身体很快复原，六个月以后就怀了孕。抗日战争时期她随夫家逃难，借住在杭州青年会躲避日本人。生活不安，精神紧张，重感冒拖成肺炎。后来，杭州秩序好转后，徐家三叔公给一个在日军那里做翻译的汉奸送红包，弄到一节铁篷车，逃到上海租界。1965年高诵芬丈夫中风，情况稳定后出院回家，“除了日夜请两位特别护士看护、照料以外，还请了一位男佣人老李来帮助我丈夫活动手脚、练习走路。除了护士和老李，每天还有三位医生轮流上门来诊治。”这些普通人难以逾越的困难，对于他们那个阶层来说要轻松许多。正确判断，善用金钱，外加相当的社会关系，这些难关也都过去了。她经历的最大的苦是在1966年后，抄家、挨批、物资困难。那时候，她50岁，大儿子已经工作，小儿子正在读高二。居斗室、遭批斗、想尽办法节俭开支并保证营养，这位大家闺秀在素菜和便宜的荤菜上开动脑筋“妙手回春”。高诵芬和丈夫相互扶持，熬过了艰难的十六年。再后来，他们随儿子移民到了南澳。在异国，这位暮年的老人在儿子的帮助下讲起了从前那些事，出版了《山居杂忆》。这位民国时代的江浙沪独生女幼时听从父亲教导，长在深闺，缔结美满婚姻；婚后与夫君夫唱妇随，生儿育女；暮年在儿子和夫君的提议下书写往事，成功出版。似乎正是理想版的三从四德啊。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