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秦汉时期：汉武帝（下）3.实行新的选官制度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景帝以前"吏多军功"；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侍从。
汉初，郎的出身主要有两途：(一）任子，二千石以上官员任职满三年，可举荐子或弟一人为郎；(二）赀选，不是有市籍的商人，拥有财产10万钱(文帝时减为4万），可任郎官或做一般官吏。 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就从郎官中补授。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难于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不能适应日益加强的封建专制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后，除继续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实行了新的选拔官吏制度。 一是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公元前134年，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举荐的对象有吏有民。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成为定制。到公元前128年，武帝又针对郡国察举不力的情形，诏令各郡国必须按规定举人。郡守、王国相如果"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以此督责察举制度的实行。岁举孝廉制比任子、赀选制度有所进步，在这种制度下，官僚的选举突破了官僚阶层，可以从较大范围内选择有能力的人来充当官吏。此外，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举茂材、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擢选了一些人才。这类选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 其次是征召制。对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武帝下诏召见，如确有才能，即授予官职。与此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的制度，天下吏民上书言事有可取者，也授予官职。 第三是博士弟子制度。秦朝以来的太常博士各有受业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还没有定制，也没有共同的受业校舍。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公元前124年规定：博士弟子名额50人，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赋役。这是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设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若干人，由郡县官吏选择优秀少年充当。正式弟子和旁听生都是每年考试一次，合格者按等第录用，一般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异者可以做郎官。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行，大官僚子嗣和大富豪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途径较以前宽广，皇帝在较大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史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专制皇权。
4.设置刺史秦朝在每郡置监御史一人，以监察地方。西汉初省废。公元前192年，相国曹参奏请惠帝派御史监察三辅，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时，丞相常遣属官到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任务完成即撤消。 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个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为六百石官，秩低而权重，代表中央政府出巡，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乃至诸侯王。刺史于每年秋冬到所属郡国巡察，按诏书规定的六条问事。六条中的第一条是督察豪强田宅逾制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横征暴敛、滥用刑罚、选举舞弊和勾结豪强等。刺史受御史丞统辖，职在司察，除"断治冤狱"外，不能干预地方具体行政事务。刺史年终回京师奏事，其考查结果是地方官升降的重要依据。 公元前89年，武帝为加强京师的治安而置司隶校尉。因率领1200名中都官徒隶组成的武装队伍"捕巫蛊，督大奸猾"而得名。初置时能持节，表示受君命之托，有权奏劾公卿贵戚。除监察朝中百官外，司隶校尉还负责督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七郡，作用和刺史相同，但地位比刺史高。 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使地方官吏不敢违反中央政令，限制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收到了"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效果，具有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5.张骞通西域西域一词是我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惯用名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 西汉初年，西域的概念主要是指今新疆地方。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绿洲大则国大，绿洲小则国小，大国二三万人，最大的龟兹(qiú cí）有8万人，小国几千人，最小的依耐仅670人。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发展水平不一。在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有莎车、于阗、且末、楼兰等南道诸国；在塔里木河以北有疏勒、龟兹、焉耆、车师、姑墨等北道诸国。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有乌孙、且弥、蒲类等，这里水草丰美，人们多半从事游牧业。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在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设立了僮仆都尉，掠夺人口，索取贡税，把西域作为匈奴向西汉进攻的军事据点和经济基地。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从投降的匈奴人口中了解到，原来居住在今甘肃敦煌一带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攻击，被迫西迁于妫水(今阿姆河），时刻想回来报仇。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于是募人出使大月氏，想联络他们夹攻匈奴。
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在西行途中被匈奴人抓住扣留。匈奴人为他娶了妻子，迫使他变节投降。张骞坚贞不屈，始终保存着出使的凭证——"节"。在匈奴十余年，后来乘机率众西逃，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生活安定，又与汉相距太远，不愿共击匈奴，再回旧地。一年后，张骞沿南山(昆仑山）东归，至羌中又为匈奴扣留。第二年(前126年），张骞乘匈奴争位内乱逃回长安。张骞出使西域13年，历尽千辛万苦，出使时同行100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他和匈奴侍从堂邑父两人，匈奴妻也跟着到了长安。 张骞此次西行虽然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却传播了汉朝的情况，把西方诸国的地形、物产和风俗等介绍到国内，使汉人闻所未闻，开阔了中国古代人民的眼界，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以击匈奴，并与西域各国联系。乌孙原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与大月氏为邻。西汉初，乌孙为大月氏击败，西迁至伊列水(今伊犁河）流域建国，人口约63万。 张骞率领300多人的庞大使团，携带大量金币丝绸牛马，并有许多副使随行。张骞至乌孙，乌孙王因其地近匈奴，受匈奴的威胁严重，不敢和汉朝联合。张骞没有达到目的，乌孙派使者数十人陪他回长安，这是中亚使者第一次到达汉朝都城。 张骞派出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地，后来也由各国使臣陪同，相继返回长安。 从此以后，中西交通贸易频繁起来，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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