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关中大劫,生者陷于战火,地下世界也不得安宁。 赤眉军入关中,大肆掳掠,西汉诸陵几乎全被盗掘。西汉讲究“事死如事生”,流行厚葬,要求死者所用如同生人。帝陵之中尽是奢靡景观,死者穿金缕玉衣,陪葬之物不可胜数,从金钱玉帛,到车马人偶,乃至珍禽异兽。 《晋书·索靖子綝传》里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耗天下三分之一财力,只为营建一个死后居所。武帝的茂陵,修筑时间长达53年,光是这里面的财物拿出来,不知可以让多少人成为巨富。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不少人赌上身家性命,也要盗掘陵墓,博取富贵。因此,盗墓活动屡禁不绝。 关中沦陷之后,赤眉军不仅发掘帝陵,洗劫宝物,还有人看见玉匣里的死者栩栩如生,心生淫邪之念,污辱尸体,连吕后也不能幸免。当然,这可能是史书的夸大之词,但足以让人感受到现场之惨烈:玉匣被扒开,王侯将相的尸骨暴露于野外;珍宝散落一地,遭人哄抢。这一刻,汉室威严荡然无存。 建武五年(29),刘秀下诏修复长安园陵。西汉帝陵的惨状,在刘秀心中留下了极大的阴影。等到给自己修建寿陵时,刘秀不由得忧虑起来,他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一切从简,不起山陵。或许,这样才能让自己的陵墓永远安宁,不被打扰。 ▲刘秀画像。图源:网络 建武二十六年(50),刘秀来到邙山给自己的陵墓选址,在临平亭东南处,只见“河水洋洋,舟船泛泛”。此处地势高敞,襟山带水,实乃风水宝地。倘若死后能长眠于此,那么子孙万代都将因此而受益。将作大匠窦融说:“园陵广袤,无虑所用。”也就是说,空间足够宽裕,适合大兴土木。 继东周之后,北邙山再度迎来了长眠的王者。 东汉即位有14个皇帝,其中两位少帝被废,因此仅修建十二座帝陵,除献帝禅陵位于今焦作市修武县境内,其余均在洛阳附近。 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东汉帝陵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洛阳城西北方向有5座帝陵,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灵帝文陵,又被称为“邙山五陵”;东南方向有6座帝陵,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 ▲东汉帝陵分布图。图源: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 唐人王建诗云:“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古时的洛阳城是一个热闹而又巨大的名利场,世人在其中享受着荣华富贵,也追逐着功名利禄。而洛阳城附近的台地则埋葬着无数帝王将相,不论他们生前多么显达,死后都归于沉寂。 如今,我们站在邙山之上,看到的也不过是几个小山丘。而且,由于盗掘严重,加上文献散佚,人们对于哪座陵冢归属哪位皇帝,都无法下一个确定的结论。 关于刘秀的原陵就有一个疑问。在孟津老城西八里,黄河南岸的白鹤乡铁谢村,有一个叫“刘秀坟”的地方。传统观点认为,刘秀坟就是原陵。此地有陵冢、光武祠,还有历代的石碑,时代最早者为北宋开宝六年(973)的《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记载了宋初重修光武帝祠之事。 极有可能是宋人把原陵的位置搞错了。刘秀坟距离东汉洛阳城址13公里,即汉代约30里,远远超过了典籍记载的15里。而且,铁谢村海拔太低,不符合“风水”。在邙山上,人们发现了三座独立大冢,自北向南依次为大汉冢、二汉冢和三汉冢,其中,大汉冢封土直径约 156米,规模最大,距离东汉洛阳城约6.2公里。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大汉冢才是原陵。 与西汉帝陵相比,东汉帝陵面积缩小,设施简化,结构减省,大量随葬瓦器。这些都要归功于刘秀的提倡。刘秀死时,曾下遗诏:“朕无益百姓,皆如汉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他希望能像汉文帝一样实行薄葬。 在西汉诸帝中,汉文帝是一个异类。他修陵墓,用瓦器,也不起封土,开创了皇帝薄葬的先河。西汉末年的刘向曾说过一个故事。一日,汉文帝来到霸陵,大概是感到生命无常,于是交代起后事:“以北山石做外棺,用苎麻丝絮堵住缝隙,再用漆粘起来,这样还能破开吗?”有人回答:“假如棺里有诱惑,即使用南山做石椁,也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诱惑,即使没有石椁,也不用担心。”言下之意,只要没有金银财宝,就不会有盗墓贼惦记。刘秀推行薄葬,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严格意义上说,两汉的薄葬其实并不薄。汉武帝时,就有人从霸陵盗取钱币,将大量货币埋入地下,显然是厚葬的行为。刘秀之子、中山王刘焉死后,调来河北各郡的名贵柏木和黄肠石,征发六州十八郡的劳役,大修陵墓,极尽奢侈。 到了曹魏时期,帝陵规模继续缩小,不封不树,帝陵无地表标识,陵寝建筑也少,也没有珍贵的陪葬品。正如曹丕在《终制》里说的那样:“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 从长安,到洛阳,不知上演了多少厚葬致祸的惨剧。无论多么显赫的权势,总有消散的一天。 ▲曹丕。图源:影视剧照 刘秀自然无法想象两百年后的场景。在他的时代,新王朝正冉冉升起。若要奠定万代之基业,必须解决一个名分问题:再建汉朝,究竟是中兴,还是创业?到底是尊崇汉统,还是别于汉统呢? 当时,长安被攻破,宫室遭焚毁,帝都成废墟,典章图籍不知所踪。汉家制度,无从传续。旧典不存,也无旧臣。刘秀的身边,基本上都是豪族强宗。他起家时,得到了南阳豪族的支持。平定河北,又拉拢了巨鹿、真定、渔阳等地的豪族。同时,他又与扶风窦氏、安定梁氏、扶风马氏等关陇人士联合。可以说,豪族就是东汉王朝的支柱。 或许,东汉陵墓规模的缩小,也与此有关。在西汉,国家掌握了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刑徒,他们是修建宫室陵墓的主要劳动力。到了东汉,很大一部分人口要给豪族吃掉,国家能够役使的劳动力减少,如何能完成西汉那般规模宏大的工程? 地下世界还有许多变化。西汉时期,皇帝和皇后虽埋葬于同一陵园,但位于陵园内的不同位置,但在东汉,帝后葬于一室。这很可能是受南阳豪族墓葬传统的影响。刘秀的舅舅、南阳豪族樊宏死时,遗言要求与夫人同坟,光武帝十分赞同,还推广这种墓葬方式。 再比如,西汉承秦制,陵寝坐西朝东。王莽由儒生而皇帝,附会周礼,托古改制,陵区逐渐有转为南向的趋势。到了东汉,刘秀以及诸功臣,多半习儒术,因此,东汉帝陵采用死者头向北、陵墓朝向南的周礼。 这些变化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汉制,已然走上了另一条路。所谓刘氏天下,是刘秀的刘。 当然,刘秀不可能公然宣扬此事,为了收拢人心,他必须坚称自己是“中兴之主”。而洛阳的确还存在着一个群体:他们忘不了旧日的辉煌,同情前汉,思念长安。 建武十八年(42),杜陵人杜笃上书建议迁都长安:“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 《论都赋》。”一时间,身居洛阳的长安耆老都动了怀乡之情,纷纷怅然伫立,向西边望去。在《论都赋》中,杜笃先夸耀秦朝武功,之后“天命有圣,托之大汉”,高祖斩白蛇,文、景二帝守成,武帝讨伐四方。这绵延不绝的天命,只有在长安才能延续。而定都洛阳,只是天下未平时的权宜之计,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罢了。 这群“遗臣”因乡情旧谊联合在一起,试图通过亲近太子刘彊来达成回归长安的愿望。刘彊是郭皇后之子,生于建武元年,建武二年被立为太子。后来,郭皇后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被废为中山王后,刘彊被废为东海王。因此事敏感,史书于刘彊着墨不多,多写他被废之后的恭顺。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建武七年(31),扶风平陵人张湛为太子太傅,辅佐太子长达十年之久。等到郭后被废,他称病不上朝。 建武十一年(35),刘秀召见扶风茂陵人郭伋,与太子诸王设宴款待,郭伋趁机进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郭皇后被废之后,刘彊自知地位不保,以退为进,主动辞让。废为东海王之后,挑选扶风茂陵人杜林作为王傅。杜林是前汉名儒杜邺之子,声望极高,还曾举荐过不少京兆人士,比如范逡、赵秉、申屠刚。 建武初年,刘秀对于这些“遗臣”十分重用,大概是因为他们出身大族,在地方极具势力,又熟悉前朝典制,可以让新王朝走上正轨。然而,刘秀是一个开创基业的君主,不可能活在西汉正统的阴影下。况且,他要依赖南阳、河北的豪族,必须坚持关东本位,那么洛阳就是最好的选择。 后来,扶风安陵人班固写下《两都赋》,高度赞美洛阳,文中还说,汉祚中缺,光武帝的出现拯救了天下,堪比“天地革命”。 长安已然远去,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班固画像。图源:网络 刘秀去世之后,汉明帝继续为东汉“正名”。 按照薄葬的要求,刘秀的原陵要和汉文帝霸陵一样不起封土,但《帝王世纪》却记载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相当于今天的149. 98米,在东汉帝陵中规模最大。正如刘秀所害怕的那样,如此豪华的原陵在东汉末年就被盗掘一空了。曹丕对此评论道:“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原来,明帝为了尽孝,不听父亲遗愿,在原陵大兴土木。 《后汉书》记载:永平元年,“(明)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两汉时期,每年元旦都要举办一个大型庆典——“元会仪”。公卿百官、皇亲国戚、四方来朝者、各郡国计吏都要参加。明帝即位之后,将典礼搬到了原陵,史称“上陵礼”。 上陵之礼开始于早上六点半左右。参礼的宾客基本上从夜间就要出发,赶赴原陵。等到众人到齐,仪式开始。先是百官恭立。接着天子乘舆出场,到东厢下,向西而拜,群臣立于南北两侧。这是因为刘秀的灵位在西边。皇帝拜完,百官再拜。祭拜之后,上贡食、奏乐、起舞。这时,恐怕已经到了中午。最后,各郡国的计吏向刘秀的神坐汇报工作,主要是各地的粮食价格、百姓疾苦。 可以看出,明帝有意把这个典礼还原成朝政场景。或许,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父亲勤政的画面,如此折腾就是为了光武帝的神魂看看这大汉天下。这种情绪折磨了汉明帝很多年。永平十七年(74)正月,明帝在上陵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了父亲和母亲阴氏,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梦醒之后,悲从中来,再也无法睡下。第二天,明帝看见了母亲阴氏生前曾用过的镜匣,顿时泪流满面。 东汉末年,蔡邕参加上陵礼,体会到一种至切的孝心,不禁发出感慨:“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 如此盛大一个场合,原陵要是太过寒酸,怎么让光武帝的神魂感受到天下盛景,怎么能唤起参与者心中的尊崇感? ▲汉明帝画像。图源:网络 当然,明帝选择违背刘秀的遗愿,大起封土,也有别的考量。明帝即位后,为光武帝另起一庙,与安置西汉诸帝的高庙分立,后来又下遗诏,不为自己立庙,而把牌位置于光武庙中。再加上极度庄严的上陵之礼。 总而言之,通过对光武帝顶礼膜拜,构建东汉王朝的法统。 明帝为自己修陵墓时,同样也遵循这一原则。他有意把自己的陵墓建在洛阳城的东南处,不与刘秀一起葬在邙山。之后,章帝敬陵、和帝慎陵与殇帝康陵都安葬在这里。正常情况下,此后东汉所有皇帝应当都葬于洛南。独留刘秀一人在邙山上,如太阳般照耀着洛阳。 然而,汉殇帝早卒,当时掌权的邓太后决定迎立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汉安帝是东汉第一位“外立”的皇帝,在邓太后死后努力地扩张着自己的权势。他要为自己“正名”,便顾不上什么祖宗之法了。他追尊自己的父母、祖母,自比西汉宣帝,标榜自己是“中兴之主”。安帝比殇帝年长,不愿意葬在洛南,而是选择葬在原陵旁边,打破了多年来的礼制。 正如混乱的法统一样,东汉王朝也陷入了困境之中。豪族依然是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再没有像汉光武帝、汉明帝这样的君主能够抑制他们了。 很不凑巧的是,东汉屡屡出现皇帝早卒,幼帝即位的现象。除了汉献帝之外,汉章帝以后的所有东汉皇帝都活不过40岁。 皇帝幼小,不得不依赖母后,外戚势力坐大,史称“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外戚操纵废立,扶持年幼者上位;而“外立”的皇帝缺乏根基,又不得不依赖外戚。等到皇帝亲政,不甘心大权旁落,利用宦官打压外戚,宦官也步入权力中心。等到下一个新君即位,又再次开启一轮外戚、宦官专权,如此恶性循环。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士大夫奋起反抗,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等到袁绍消灭宦官,才算终结这一循环。不过,士大夫的崛起并没有破坏豪族政治,只是取代了外戚宦官的位置。东汉已是名存实亡。 景初二年(238),魏明帝曹睿得知原陵被损毁,牧童践踏其上,大帝之冢残破不堪,于是下诏封禁山陵。这时,洛阳已经从董卓之乱中走了出来,重现当年繁华。而北邙山上,高墓大陵萧条依旧,只有参天古柏无言地诉说着历史。 参考文献: 钱国祥:《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 刘尊志:《两汉帝王陵墓反映的丧葬思想浅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梁云、王璐:《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考古》,2019年第1期 李继鹏:《洛阳邙山东汉帝陵再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5期 徐卫民、曾丽荣:《东汉帝陵制度研究》,《秦汉研究》,2021年第1期 王尔:《“长安系士人”的聚散与东汉建武政治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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