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周期律

（一）

从世界史的角度，历史总是断裂而又连续，分散而又聚合，这是文明的历史周期律；如果把视角放在东亚，站在这片半封闭的我们历来习惯称为“天下”的角度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天下的历史周期律；对于单一政权，就是盛极而衰，衰极而亡，这是政权的历史周期律；对于家族和个人也是如此。家族——用血缘联系的、不用血缘联系的——总会得势，然后失势，这个道理就像人总是要出生和死亡一样的。人的生与死，是人的历史周期律。

跳出历史周期律，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不断改变其本质的同时，维持现象的同一；时时刻刻杀掉过去的自己，并且以之为乐。

（二）

我出生于公元2004年，甲申年，至今有20年了。60是20的三倍，20年使一代人长大，60年使一代人变老。在那之前60年，公元1944年，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前夕最疲惫的阶段，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警示共产党人吸取李自成的教训，切忌骄傲自满、腐化变质。数年之后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一百年动荡不安的局面。三个100年是300年，100年使革命的传统上溯到了洪秀全，300年则使这传统上溯到了李自成。在那之前300年，公元1644年，大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大顺永昌元年甲申、大清顺治元年甲申，那是一个涵盖了中国政治沿革几乎所有隐喻的年份，三个政权的更迭、三股势力的交锋，再现了以前的一切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典型模板，又预言了未来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全部可能。

于是这里有问题：当代一些学者认为，李自成的失败并不像郭沫若总结的那样，源于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后的迅速腐化变质，而是另有原因。入关后的清军没有腐化变质吗？或者甚至可以说，入关前的清军本来就比起义军腐败。起义军所推翻的大明王朝，本身又何尝不是红巾军的腐化变质呢？但持续了近300年，至今仍有人纪念和崇拜。

国家的本质，就是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统治的方式一定要足够严又足够松，这样统治就足够久。被统治者中可能有一部分人通过造反或者科举的方式变成统治者，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也可能因为派系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变成被统治者。这种转变，小则为时代变迁政局变化；大则为改朝换代。但是无论怎么转变，这两群人的地位是不可能发生彻底逆转的。古往今来，大抵如此。

李自成是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他把在陕北打土豪分田地的策略沿用到了北京，殊不知北京只有土豪，没有田地。所谓帝制，就是世袭权利被垄断了的封建领主制；所谓皇帝，就是垄断了世袭权利的封建领主头子。李自成当不好封建领主头子，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他的光荣。

（三）

所谓帝制，就是世袭权利被垄断了的封建领主制，所谓皇帝，就是垄断了世袭权利的封建领主头子。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始皇最关键的改变并不是赋予了皇帝本身多少权利，而是剥夺了除皇帝以外其他人太多的权利，相当于是第二次“绝地天通”。

在前造纸术时代，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能力一直有限，国家统治秩序的中心只能是在地方。帝制（根本上来讲，其实是县制）的确立，改变了周代以地方世袭领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使之变成了以县乡级技术官僚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正是这种相对先进的政治秩序使得秦王室拥有了统一长城以南广大地区的能力。但是，在这转变背后隐藏的是——或许秦始皇本人都忘记了——秦王室本身也是周制中的地方领主团体，在周秦之际的巨变中，秦王室自身的存在背景也消失了。

秦帝国承继自周代封建制的相对落后的统治团体和其以县乡级技术官僚为核心的相对先进的政治体制的矛盾，是秦帝室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轻松跳出了历史周期律，使这个伟大的帝国仅仅存续了十五年。秦皇创造了秦制却无法驾驭它，能驾驭它的只能是在县乡级摸爬滚打半生的刘邦和萧何。要当好统治团体头子，首先就是能代表统治团体最先进（或者说，最有势力）的一个派系的利益。政变和改朝换代的背后，总是各派系之间的利益失衡和格局变动。同时，这些政变和改朝换代，又会创造出来新的派系，形成新的格局，孕育新的失衡和变动。所谓政治史，大抵如此；沿着时间的流向，它们描绘出了我们所正在前进着的美好图景。

（四）

政权一旦建立，如果不想迅速被推翻，从一个短的周期跳出来到更长的周期中去，就需要及时适应统治集体内部派系的此消彼长。东汉光武帝和清康熙帝都要废立太子，其余王朝则免不了更残酷的斗争。西汉要平定诸吕和吴楚，李唐要经历从武则天到太平公主的一系列政变和未遂政变，辽有耶律倍出走，宋有烛影斧声，元朝哥哥击败了弟弟，明朝叔叔弄死了侄子。即使是近代，斯大林要整合列宁的政治遗产、蒋介石要整合孙中山的政治遗产，也经历了惨重的过程。我们不应当被历史进程上的许多“传承”的叙述所误导，更应当看到这些“传承”的背后埋着怎样的“断裂”。在这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历史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