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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网易历史频道独家联手《战争史研究》，以网文推送+每季纸质出版+线上直播的全媒体模式重新启航，继续回馈老读者，也期待更多新读者的关注。有旧文精编，有新文开坑，阎京生和刘怡依然与战研读者同在。 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 1945年12月20日，来华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左二）抵达上海江湾机场，在魏德迈（左一）陪同下检阅国军仪仗队 2017年11月，笔者在北京与来华访问的史迪威外孙、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有过一番长谈。在提及外祖父的军旅生涯时，伊斯特布鲁克驳斥了有批评家提出的史迪威精于案牍工作而钝于大兵团指挥、因此是一位“办公室将军”的论调。他激动地指出：作为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的前战术部主任，即使没有“知华”背景的加分，史迪威在1941年也已经被内定为未来的集团军司令。如果不是他主动接受了来华助战的使命，本来可以被派往欧洲，全权指挥1942年反攻北非的“火炬”作战。真正应该被称为“办公室将军”的是史迪威的继任者、中国战区（USFCT）第二任参谋长魏德迈，因为他从未指挥过任何一线部队的作战。 与史迪威经历丰富但又毁誉参半的使华之行相比，魏德迈的军旅生涯无疑要平淡甚至惨淡的多。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只是陆军部战争计划处的一名中校，并且几乎因为自己的德国血统而前途尽毁。出掌中国战区后，由于驻印军的指挥权被转交给索尔登中将，不必在一线督师的魏德迈大部分时候待在重庆，制订中国军队的整编和改革计划，而这些计划只有很少一部分获得落实。战争结束后，他跟随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任务以全盘失败而告终，1947年再度使华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则同时受到左右两派的质疑，一度被束之高阁。40年代魏德迈主导和倡议的一系列宏大计划，无论是由中国军队在东南沿海实施大规模反攻，还是四国共管东北，乃至在1947年继续为前景堪忧的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结局无一不是彻底落空。 但关于这些蓝图的幻灭，真正可以归咎于魏德迈本人才智或操守的因素委实不多。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参谋军官，魏德迈在战争计划处和东南亚司令部的工作业绩曾获得马歇尔、蒙巴顿等盟军高级将领的交口称赞。1948年他在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任内，力主向遭遇封锁的柏林实施空中运补，又显示出不凡的政治远见。甚至连多次遭受其正面批评的蒋介石父子，也视魏德迈为诤友，对他的评价远高于其前任史迪威。1951年退役后，魏德迈曾六度受邀访问台湾；他也对蒋氏父子投桃报李，始终婉拒北京方面发出的访华邀请。 史迪威与蒋介石夫妇一度故作亲密，但最终关系彻底破裂，魏德迈的来华遂成为补救之策 归根到底，战时美国在华军事政策的出发点，是以严重受限的资源投入，要求中方承担尽可能多的牵制任务。而蒋介石的战略考量，则是在战争中后期避免消耗硬实力，保存物质力量用于他的战后“建国”大业。在如此南辕北辙的目标下，无论是汲汲于赢得战场胜利的史迪威，还是企图达成折衷的魏德迈，结局都只有失败一途。至于1946～1947年的种种波折，同样可以归结于美方的战略算计：尽管在西太平洋维持存在确有重要性，但在已经控制具备现代工业制造能力的日本之后，继续在中国赌局上加码将变得十分不经济。马歇尔希图单凭口舌说服国共和解，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而魏德迈那个上限无法度量的援助方案，同样不会讨任何人的喜欢。作为一名圆滑低调的“办公室将军”，魏德迈最终接受了他的使命已不可能达成的现实，因此全身而退。而由他首倡的“靠右行驶”的美式交通规则，则作为一项意外的遗产留在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学渣”参谋长 在1943年时的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参谋长阿尔伯特·科迪·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少将的德国口音是不少英籍同僚调侃的对象。这主要源自他的血统——魏德迈的祖父出生于汉诺威，1848年为躲避服兵役迁居美国佐治亚州，南北战争时期当过邦联军的军乐队长。魏德迈的父亲阿尔伯特·安东尼·魏德迈子承父业，1902年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堡基地军乐队长任内退役，那里也是魏德迈本人的出生地。 1948年，担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时的魏德迈与其祖父威廉·魏德迈夫妇的照片合影 1897年7月出生于奥马哈的魏德迈，早年有志成为医生，但在1914年大战爆发后兴趣发生转移，决心报考陆军军官学校（USMA）。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为他出具了推荐信，但魏德迈的中学毕业成绩太差，一度被西点拒收，不得不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高中补修了一年，直到1917年才获准入学。在西点，他依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棒球和赛艇上，专业科目的成绩几乎都排在285名同级生中的垫底。然而阴错阳差，美国参加“一战”并实施总动员后，陆军中出现了大量基层军官缺额。1917年入学的西点生因此紧急将4年的课程压缩为两年，在1919年提前毕业并分配到一线。“学渣”魏德迈也就此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 魏德迈的岳父斯坦利·恩比克中将，30年代曾任陆军副参谋长及第3集团军司令 结束在欧洲的短暂打酱油生涯后，魏德迈在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进行了一年进修，随后被派赴驻菲律宾的第31步兵团。1923年，在开往马尼拉的陆军运输船上，他结识了20岁的伊丽莎白·恩比克小姐；后者的另一个身份是前陆军部战争计划司参谋斯坦利·恩比克（Stanley D. Embick）上校的女儿。在马尼拉不大的美国人圈子里，两个年轻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于1925年2月在科雷吉多尔要塞礼堂结婚。1929年，魏德迈奉令调赴驻中国的第15步兵团，在天津服役两年。这支自1912年起常驻中国、以确保山海关—天津段铁路线畅通的美军部队，在两次大战期间曾是一众高级将领的暂厝之所；马歇尔、史迪威、沃克、李奇微等8位未来的四星上将都在该团服役过。魏德迈在这次中国之行期间，也曾学习中文，并与顾维钧、溥仪等人有来往。 驻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高级军官与其著名的“Can Do”金龙纹章盾 真正令这位“学渣”改头换面的是1934～1935年在莱文沃斯堡陆军指挥参谋学院（CGSC）的进修。当时美国陆军对未来战争的形态尚未形成定见，学员们各执一词，课堂讨论的气氛极为热烈。而魏德迈敏锐地觉察到了航空兵、装甲兵、空降兵等新兵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陆战模式，遂对此悉心加以钻研，并提交论证报告。结果当进修结束时，他的成绩出人意料地名列前茅，并被推荐前往德国国防军战争学院（前身是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学院）做交换生。 1936～1938年魏德迈就读的德国国防军战争学院 1936～1938年，许多未来的德国陆军师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都在柏林和魏德迈同堂就学，初具雏形的“闪击战”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基本概念。作为美国陆军观察员，魏德迈还近距离旁观了纳粹吞并奥地利的“鲜花进军”，以及1938年秋天的德国陆军大演习。当不少美军资深将领还沉迷于“一战”以及干涉墨西哥的陈旧经验时，这位曾经的“学渣”已经是思维一新的机械化作战专家了。 马歇尔（右）与魏德迈（左）都曾在第15步兵团服役，后者对德国机械化战术的精通使其获得了马歇尔的着意栽培 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岁月毕竟不是加官晋爵的良机。到1939年为止，魏德迈依然只是驻本宁堡的第29步兵团的一名上尉，负责组建美国陆军的第一个反坦克营。然而他的第二位伯乐适时地出现了——1939年波兰战役爆发后，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少将把魏德迈召到华盛顿，要求他总结“闪击战”模式的特征以及欧洲装甲兵作战的新经验，后者对此对答如流。欣喜不已的马歇尔随后发现魏德迈还曾在自己的老部队第15团服役过，且其岳父恩比克正在担任第3集团军中将司令，遂有心对其加以栽培。1940年魏德迈升任少校，次年又被借调到陆军部战争计划处，参与制订美国介入欧亚大陆战事的“胜利计划”。在该计划的草案中，这位年轻中校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德国第一”，要求把大部分兵力和技术装备投送到西欧、优先用于对德国的战事，并估算出了需要动员的兵力和产业工人的数量。日后美国的战争总路线果然依此计而行。 不过，德国血统也曾给魏德迈惹上过大麻烦。1941年12月3日，《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披露了“胜利计划”的一些细节，引起舆论哗然。这些信息是秉持孤立主义立场的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从他在陆军部的线人处得知的，随后披露给媒体，目的是证明罗斯福总统为了英国的利益、企图将美国拖入欧洲战事。对泄密者的调查很快在陆军内部展开，而魏德迈被列为头号怀疑对象——他不仅有德国血统，还和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林德伯格上校过从甚密。联邦调查局为此对魏德迈进行了长达近半年的盘查，最终证实他与泄密事件无关，并因马歇尔的担保而重获重用。但出于对魏德迈的德国血统的忌惮，罗斯福始终拒绝批准他前往欧洲前线。 1942年7月，魏德迈升任参谋部陆军作战处（OPD）战略与政策组组长，军衔为准将。该小组的主要工作是参与英美联合参谋部对欧洲反攻计划的制订，并在国际场合向英国领导人直接说明美方的意图。自1942年春天起，魏德迈先后飞往伦敦、卡萨布兰卡、魁北克、开罗等地，参与英美领导人峰会，并向丘吉尔面陈美国对开辟欧陆第二战场的考虑。从尽快摧毁德国武装力量的考虑出发，他坚决主张1943～1944年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反对丘吉尔的“欧洲软下腹”巴尔干战役计划；但在面谈中，他又能以循循善诱的姿态劝导对方，从而大受马歇尔的赞赏。到了1943年8月，当英美联合参谋部决定在新德里组建东南亚司令部（SEAC）、并以蒙巴顿勋爵为总司令时，两国几乎一致同意任命魏德迈为司令部参谋长，并晋升其为陆军少将。 这实在是一个吊诡的笑话：在1940年，正是魏德迈率先确定了美国将以欧洲战场作为主攻方向、不会在太平洋地区投入过多资源的战略方针；三年过后，他却不得不困坐在锡兰岛的康提，制订一些永无希望获得支持的反攻计划。整个1944年春天，魏德迈和蒙巴顿都在竭力游说丘吉尔，待诺曼底战役结束后允出部分登陆艇以及海军舰只到东方，实施在仰光登陆的“吸血鬼行动”，但不出意料地无功而返。恰在此时，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落到了他头上：飞往重庆，接替史迪威出任东南亚司令部下属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在华美军司令。 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任职时，魏德迈（右一）与蒙巴顿（左二）相处融洽，但其制订的两栖反攻计划完全得不到伦敦的物质支持 漩涡中的魏德迈 1958年，魏德迈在回忆录《魏德迈报告！》中曾坦言：得知将被调往中国的消息后，他的心情相当低沉，原因是美军将领中素有传闻，“中国是一切军事和外交官员的坟场，无数优秀官员的前程在那里毁于一旦”。仅以军事而论，此言实属不虚：第一位被内定出掌中缅印战区（CBI）的美军中将休·德拉姆在面试阶段就遭陆军部“退货”，随后在东海岸防卫司令的闲职上蹉跎至退休。自告奋勇前往远东的史迪威则在中国的政治漩涡中搞得狼狈不堪，最终在1944年10月被罗斯福召回。以资历论，魏德迈远不及德拉姆；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又不及史迪威。更何况他深知该战区资源分配受限的状况，自己在当地根本没有一展才干的可能。 所幸在史迪威事件参谋部军陆中，已经发现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胜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中缅印战区参谋长乃至中国驻印军司令的三重角色，在一线主官和幕僚的定位之间左右摇摆。因此在1944年10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专诚致电魏德迈，对其使命做了澄清：此前由史迪威兼任的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一致，现由雷蒙德·惠勒（Raymond Wheeler）中将接掌，负责继续完成利多公路的修建。任务过于庞杂的中缅印战区被重新拆分成较小的印缅战区（USFIBT）与中国战区（USFCT），由史迪威的副手丹尼尔·索尔登（Daniel Sultan）中将出任印缅战区司令兼缅北前线司令部（NCAC）总指挥，指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魏德迈本人则专任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在华美军（主要是陆航）司令，不再直接负责缅北反攻。他的纸面任务有三项：作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帮助国军继续遂行对日作战；指挥下属美军各单位、尤其是航空单位在中国战区直接打击日军；训练并装备能为在华美军空中力量提供支持的中国陆军。同时严禁卷入一切形式的国共党争。 1944年，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参谋长时的魏德迈（后排）与中缅印战区副司令索尔登（前左一）、蒙巴顿（前中）及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右一）交谈 10月30日，魏德迈偕随员自新德里启程，经“驼峰”航线飞抵昆明，次日转赴重庆，于11月1日首度拜谒蒋介石。此时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美国陆航第14航空队在广西的两大基地柳州、桂林均遭敌军威胁，并于11月10日和11日相继沦陷。魏德迈在上报马歇尔的材料中称：“中国军队的缺乏组织，与其计划的毫无章法，着实出人意料。”为避免战略崩溃进一步扩大至云贵川后方，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魏德迈批准将缅北前线的新22师、第14师两个美械师紧急空运回国，驰援贵阳，最终稳定住了战线。当时他甚至建议蒋介石：若日军取道贵阳进逼重庆，应考虑进一步迁都至昆明，以继续组织抵抗。 1944年底，魏德迈在座机上与中国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左）及在华美军训练与作战司令部负责人多恩准将（中）交谈 1944年，美军参联会在规划未来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时，曾经提出过一种设想：在杭州湾附近实施两栖登陆，建立沿海航空基地群；随后从当地起飞中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实施1～2年的战略空袭，使其工业基础彻底被摧毁。登陆开始之前，中国军队应在华中方向发动大规模反击，以牵制日军的注意力；待基地群巩固之后，则要配合美军保卫机场。魏德迈使华的首要任务，便是编练和装备用于该项任务的部队。但在“一号作战”的冲击下，此项计划未及实施便已落空：当年夏天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后，B-29型轰炸机已经能从中太平洋直抵日本本土，无须再以中国为跳板；豫湘桂惨败之后，美国陆军高级将领对中国继续作战的能力和意愿都产生了重大怀疑，无意再令中国战场扮演重大角色。是故魏德迈的使命，可以说已夭折于襁褓。 1945年初，魏德迈（右一）在云南前线与中国远征军正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左二）和黄琪翔（左一）交谈 然而在1945年初，即使是美国军方也未曾料到战争将在不到一年内结束。参联会在当年4月制订的“没落作战”框架预估：美军主力将于1945年9月和12月分别在九州、本州两地登陆，1946年暮春在关东平原实施决战。换言之，中国战区至少也须维持至1946年夏天。魏德迈决心利用好这一年半的窗口期，完成对中国军队主力的美械化改造，并争取打几场胜仗。1945年4月26日，他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国军现有约300个师之众，美援装备绝不足以兼顾如此众多之单位。故第一期整军计划应立足于编练和装备36个一线师（含驻印军提前回国的2个师，不含尚在缅北前线的3个师），第二期再扩充至50个师。”换言之，魏德迈计划在1945年底之前将39个师（13个军）的国军改为全部美械化，随后投入战略反攻。 1945年初，魏德迈（右）在缅北前线与美国陆航第10航空队司令戴维森（左）及缅印战区司令索尔登（中）交谈 与1942年史迪威制订的在云南编练30个师（含24个新式攻击师）、外加驻印军5个师的方案相比，魏德迈的整军计划在规模方面增幅不大。区别在于，1942年时的美国国防工业刚刚开始加速运转，尚不可能充分满足中方对美援装备的需求，“驼峰”空运线的高损耗率也降低了运进物资的速度。而在1945年，军工产业急速膨胀的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冗余分拨中国，并可以经利多公路和“驼峰”航线两线输送。整个1945年，抵华美援租借物资总额达11.07亿美元，系此前三年之和的5.5倍。为避免浪费和贪污，魏德迈下令在昆明和重庆各建立一个后勤补给中心，由中心统一采购军粮，陆运至各单位驻地再行分发。如此不仅避免了指挥官中饱私囊，还使部队不至于就地征粮扰民。在他的要求下，美国陆军还派营养学家来华，研究中国士兵的日常膳食，最终决定统一向其发放维生素药片，并为士兵加薪一倍。迁台后国军的联勤制度即系以此为蓝本。 在与中国军政要人及官僚机构的交往中，魏德迈也渐渐察觉了当初令史迪威不胜震怒的原因。1945年3月，他在返美述职时告诉陆军部长史汀生：“蒋介石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老练战略家。他在对抗军阀和共产党方面相当成功，但对现代军事战术和科技所知甚少。”“蒋被儒家思想强调的忠于家人和朋友的哲学所束缚，不愿疏远身边那些腐败无能的下属，因此和中国真正的有识、有才之士背道而驰。”吊诡之处在于，蒋介石当初与史迪威视若仇雠，对魏德迈的直言进谏却颇能接受，甚至盛赞后者“直谅坦诚”。这首先是因为魏德迈足够识大体——在军事事务上殚精竭虑，但坚决不置喙国共之争，对中国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更是敬而远之。此外，魏德迈对编练新军的看重，也合于蒋介石借抗战实现“建国”、积蓄武力优势用于战后政治竞争的总体方略。因此俟抗战胜利，魏德迈与陈纳德、史迪威、马歇尔四位美军将官共同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6月，魏德迈（左二）前往绥远视察，在傅作义（左一）陪同下观摩第35军的实弹演习 至1945年底，魏德迈的39个美械师整备计划基本告成，兵力约占当时陆军总人数的1/8。尽管美械师所需的大口径炮弹、火箭弹、无后座力炮弹以及大口径机枪弹仍须仰仗进口，但相较豫湘桂惨败时的窘况已是天壤之别。然而这位“办公室将军”终究不曾实现亲临一线的夙愿：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计划中的反攻无疾而终。蒋介石曾提议由已经升任中将的魏德迈作为自己的代表，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呈递降书，但为后者所婉拒。最终，在9月9日的南京受降仪式上，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主持典礼，在华美军参谋长罗伯特·麦克鲁（Robert B. McClure）少将则作为魏德迈的代表列席。之后几个月里，“办公室将军”回到了他熟悉的文牍工作中，安排中国战区下属各机构停止运转，并调配船只以遣返滞留在中国境内的日军。然而他很快发现，内战的阴云正在郁积，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漩涡。 1945年7月，魏德迈（后右）陪同来华的第9集团军司令汤普森（后左）视察利多公路东段 无法公开的报告 在战时来华的美方军政要人中，魏德迈是较早对中共表现出戒心的一位。1945年8月25日，日本投降后10天，美军战略情报局（OSS）驻华官员白约翰（John Birch）上尉奉命率一支中美混合小分队前往徐州，为中央军进驻当地做准备。一行人进至安徽萧县黄口镇附近时，遭到驻当地的八路军115师士兵的拦截，白约翰被击伤殉职。魏德迈闻讯大感愤怒，在重庆谈判期间亲自向毛泽东提出抗议，称“这是一起严重事件”，“我决不能容忍美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被共军或其他势力杀害”。国共双方随后为白约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然而更棘手的问题来自东北。11月20日和23日，魏德迈两度致电新任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明确指出：尽管他已经接到参联会的命令，由在华美军航空兵和第七舰队的两栖舰艇协助国民政府将中央军运往东北；但由于华北的八路军已经提前向东北开拔，且苏军有推迟撤离的意向，承担运输及港口守备任务的美军舰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随时有可能陷入与共产党军队甚至苏军的正面冲突。他本人倾向于由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中苏两国领导人发出倡议，暂由中美英苏四国共管东北，待国军巩固对华北的控制后再行进驻。另外，倘若美方决意无条件维护国民政府的地位，则应反过来强化在华美军的兵力，做直接参战的打算。 这实在是两条太不合时宜的建议。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已经有意限制苏联从雅尔塔会议中获得的战略红利，其首要措施便是协助国民政府尽快收回东北。所谓四国共管方案，显然与此背道而驰。在大战刚刚结束之际卷入新的中国内战，更是有违白宫的全球战略方针。因此在11月27日，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陆海军两部部长经过密谈，推出了一个和魏德迈的建议截然相反的方案：要求蒋介石与中共谈判，以政治妥协一揽子解决东北和中国问题。由于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国务院矛盾激化、愤而辞职，这项艰难的调停任务被交给了刚刚离任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考虑到魏德迈和他本人的私交，马歇尔还寄希望于能获得魏氏的支持。 1946年元旦，何应钦（前右一）在南京为马歇尔举办欢迎宴会，魏德迈（左二）和天主教会南京总主教于斌（左一）作陪 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乘坐的C-54型运输机降落于上海江湾机场，受到魏德迈和何应钦的欢迎。当天晚间，两位美国将军在华懋饭店长谈，但话不投机。魏德迈坦言：国民党挟抗战新胜之利，绝不可能让出任何权力；而共产党同样志在全国政权，在东北又有苏联介入，几无可能长期甘当配角。“单靠斯斯文文的外交辞令是没法让他们达成和解的；只有英美苏三国立场一致、各自对两党施加压力才能迫使他们让步，但目前做不到。”这一论调令马歇尔颇感不悦。随后的3个月里，当马歇尔频繁地飞往中国各地、遂行调解使命时，魏德迈依然留在上海，安排华北日军的遣返。不过1946年2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军队整编方案，依然是以魏德迈1945年的整军方案为基础：该方案规定，1947年3月以前，全国陆军应整编为国军90个师、共军18个师；至1947年9月，进一步缩编为国军50个师、共军10个师。而国军此前已获得可装备57个师的美械。 1945年12月，马歇尔（左）与魏德迈（右）在上海华懋饭店交谈。两人私交甚笃，但在战后对华政策上存在重大分歧 随着遣返日军工作告一段落，1946年4月4日，魏德迈返美述职，结束了18个月的中国之旅。当时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已经初显疲态，为了分担压力，他向杜鲁门建议以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任者、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但当这一安排征询中国方面的意见时，中共代表做出了强烈抗议，理由是魏德迈在制订整军方案时表现出了偏袒国民党的立场。最终，杜鲁门于7月10日提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新任驻华大使。饶是如此，经过前后长达一年多的调停，马歇尔的使命依旧以失败告终。1947年1月8日，他抱憾离沪归国。 归国之初的魏德迈一度被任命为驻巴尔的摩的第2集团军司令，但在1947年7月初再度受到已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的征召，率一个小型调查团重返中国。根据马歇尔的指令，调查团的11位成员应对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做出评估，检讨华府是否应当恢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尤其是军火补充（在马歇尔使华期间一度停运军火9个月之久）。另外，他们还应敦促蒋介石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实施全面改革，以确保美援不被浪费。换言之，魏德迈此行的使命是做国民政府的“考官”。而在蒋介石看来，派遣这样一位与他私交不错、又持反共立场的军人来华，显然是美国即将恢复全面援华的先兆。双方从一开始就分歧甚大。 1947年7月22日，魏德迈调查团飞抵南京，次日与蒋介石会面，随后陆续前往上海、北平、天津、沈阳、抚顺、青岛等地，与白崇禧、李宗仁、胡适等军政要员以及社会名流做广泛接触。尽管距离上一次离华仅有短短15个月，国统区经济濒临崩溃、军事一筹莫展的窘境还是令他大感吃惊。在7月29日呈递给马歇尔的电报中，魏德迈发出了不祥的预警：“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在精神上已经破产。他们不明白为何而死、或牺牲有何意义，对军政领导层已失去信心，预计将全面崩溃。”对他最念兹在兹的东北战局，他更是直言蒋介石任用的熊式辉、杜聿明等人皆属无能之辈，除去勾心斗角外毫无所长，应当一并罢黜。 8月22日，在调查之旅结束之际，魏德迈对蒋介石夫妇、国民政府委员以及各部会首长共60余人做了一场严肃的内部演讲，极言政府在知识分子和民众心目中的恶劣印象，呼吁立即实施政治、经济改革，以和共产党争夺人心。在场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坦言：“余投身国民革命36年，从未感到如此羞愧。”8月24日转赴东京之前，魏德迈再度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不客气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多见冷酷无情与麻木不仁之状，（政府）对眼前问题不求解决，却将大把时间和精力用于寻求外部援助，或谴责所谓'外来影响’。”“单凭军事力量不足以消灭共产主义。政府应立即实施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以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魏德迈与蒋介石交谈。1947年魏德迈调查团离华后，蒋介石一度对其严厉的批评心怀不满 这番不留情面的批评，在中美两国都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舆论反响。为了回应魏德迈的指责，从8月底到9月中旬，国民党要人王世杰、吴铁城、张群、孙科等陆续通过媒体发声，宣称“中国的问题不能用西方的政治经济尺度来衡量”，“有很多事魏德迈并不知情”，甚至暗示魏德迈的看法“受到共党及其外围分子宣传之影响”。在美国，当魏德迈在9月19日向白宫和国务院呈递完他的完整调查报告之后，同样遭到了质疑。原因是尽管报告悲观地预测，“国民政府的总体军事形势正在恶化，中共即将建立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并可能宣布组建新政权”，“国民政府的控制正在逐渐崩溃，最后可能出现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但同时依旧认定，“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并无好感”。美国应继续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并派遣顾问团使华，敦促和协助国民政府实施全面改革。必要时甚至可重提由联合国托管东北，以争取时间上的缓冲。 1948年，担任陆军副参谋长时的魏德迈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力主维持对柏林的空中补给 显然，以国民党的诤友自居的魏德迈，尽管并未像其前任史迪威那样贸然置喙国共党争，却犯下了性质与之相仿的错误。他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出于遏制苏联扩张的必要，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亟需恢复；同时却又给出了更多证据，暗示这是一笔极不划算的投资：国民党的腐败和专横已经导致民心背离；中国的经济产值已衰退至战前的五成左右，华北和东北的失陷还将令政府的自给能力进一步下滑；财政资源的七成以上正被军费占用，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军事反攻都须以数十亿美元的无条件援助作为前提……相比在欧洲推行的效果立竿见影的“马歇尔计划”，这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获得白宫支持的概率可想而知。 1950年，担任驻加州第6集团军司令时的魏德迈 最终，1947年9月底，马歇尔决定将魏德迈的报告存档搁置，不予公开。其中的大部分内容，直到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对华关系白皮书时才以附件的方式公之于众。籍由这种方式，马歇尔推迟了对1945年以来完全失败的对华政策的审判，而魏德迈囿于他和马歇尔的私交，对此亦无可奈何——尽管他在1948年4月力促国会通过了总额4.63亿美元（含军援1.25亿美元）的援华法案，向国民党展示了最后的友情。1947年秋，“办公室将军”回任陆军计划与作战处处长，次年升任陆军副参谋长。在柏林危机期间，他曾力主维持对当地居民的空中运补线。1951年8月，54岁的魏德迈在第6集团军司令任内退役，最终军衔为中将。 1955年，退役后的魏德迈（右）与前总统胡佛（中）及新泽西州前州长爱迪生（左）参加已故的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的纪念活动 “冷战”趋于全面化之后，魏德迈报告的价值重新获得了美国军政两界的认可。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称赞说：魏德迈要求继续援助国民政府的计划极为明智，只是被国务院里的“邪恶天才”所破坏。英国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则称他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智识和远见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与此同时，魏德迈本人继续活跃于公众视野中，为对苏遏制政策和援助台湾摇旗呐喊。1954年7月19日，美国国会批准将魏德迈的最终军衔特晋一级至上将（四星）；1985年，里根总统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当初对魏德迈的批评颇不以为然的国民党当局，在退守台湾之后也恢复了和他的交谊。1968～1980年，魏德迈曾六度访问台湾，与蒋介石父子相谈甚欢。出于对蒋氏父子的尊重，直到1989年最终逝世为止，魏德迈再也没有重新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 位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内的魏德迈夫妇合葬墓碑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办公室将军”在中国还留下了一份意外的遗产。中国自古以来的道路通行规则均为靠左行驶；进入近代，因为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汽车为英国制造的左舵车，故旧习得以延续。及至抗战中期，美援物资逐步抵华，其中的机动车辆均为右舵，中国司机驾驶不惯，在昆明、重庆等地造成了一系列交通事故。魏德迈遂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将道路行驶规则统一改为靠右。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为维护本国汽车的在华市场，一度向国府提出抗辩。1946年元旦，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正式在全国实行，一路延续至今。这或许是魏德迈给中国带来的最深刻、也最始料未及的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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