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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陈司寇老师往事

 丁东小群 2024-09-07 发布于北京

近日,老同学曹培赠我们自印本著作《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读后颇有感慨。她还曾撰文记述陈司寇老师的“最后一课”,影响很大。现将她讲述和采访陈老师的相关内容展示如下:

陈司寇老师往事

曹培

2014年,我和一零一中学的一些老同学开始编写纪念文集《老三届师生与一零一中学》,采访了当时93岁的陈司寇老师。

我原是初一学生,本不认识陈老师。 只因文革伊始她是全校最有名的“牛鬼蛇神”,在众目睽睽下中受尽折磨凌辱,才在我的记忆中留下难忘一幕:时的40多岁,穿着一身破旧的蓝布制服拿着掏大粪的肮脏工具在厕所的粪池边掏粪,周围围观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人,学生们哄笑着、辱骂着、呼喊着打倒她的口号,甚至有人用树枝蘸着大粪涂在她的脸上。她默默地忍受着,竭力地克制着,只偶尔可见那一双圆圆的大眼中一闪而过的愤怒。转眼48年过去了,93岁的陈老师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按照约定的时间,2014年6月26我和叶增华去访问陈司寇老师。 按了门铃,门一开,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满头银发满脸笑容的祥和老人。叶增华忙叫老师好。她就是陈老师?原来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变成了细长型的,那里面没有了当年的锋芒,却充满了慈爱和温柔。我盯住她看了又看,一时竟难以与心中的旧印象合为一体。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担心对九旬老人的刺激过大。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她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乐观豁达,是位十分可亲可爱又不失幽默的老妈妈。于是我们打消了顾虑,说话也坦诚起来。问她文革中究竟是谁率先剪掉了她的头发“嗨,学生嘛”她倚在桌旁一手托着头,微笑着陷入回忆,却说出那学生的名字,眼角的皱纹里写满了宽容。

左起曹培、陈司寇、叶增华

陈老师却始终很轻松,笑着与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她的记忆力超好,许多事实记得很清楚,说话冷静幽默,不带一点激动。 在她口中,所有的悲剧都已经化成了荒诞剧,付之一笑。 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已到,我们起身告辞准备出门,陈老师突然郑重其事地叮嘱着我们:“记住啊,千万别得脑血管堵塞和脑萎缩,那样就会痴呆

根据陈老师的谈话,我们整理出一篇访谈录, 打印出来送给陈老师过目,并约好了第二次访问,请她谈修改意见。2015年5月10日,我们第二次登门陈老师对我讲述了“最后一课”——如何面对老年、疾病与死亡

司寇老师拉住我的手问:“你今年多大了?想过今后应如何安度晚年吗?”她接着说:

“时间真快啊,我教过的老高三学生都快要七十岁了。 一般来说,人在七十岁以后是很难过的。第一是因为病痛,一身患有多种疾病,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儿疼。第二是因为孤独,人老了活动空间小了,与社会渐渐隔绝了,越来越多地待在家这个狭小空间里。 因此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忧郁症。老人是弱势群体。身体弱,精神也弱。 我们蓝旗营院里,很多老人都是如此,成天可怜兮兮地期待着他人来关怀照顾,变成了弱势婴孩。看到这种情形,我就想,难道人的晚年一定要这样过吗?

我今年94岁了,老公(北大赵宝煦教授)两年前去世了我现在一个人生活得很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除了一个每周来两次的清洁工,生活基本自理我不习惯与保姆同居,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尽量自己做。每周子女们来看望我。我还要儿子不用每周都来,两周来一次就行了。他们也忙啊,而且他的家与我这儿离得太远了。我自己平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读书看报看电视散步做家务,保持着自己不紧不慢的节奏, 最近正在研读易经。 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我没有任何遗憾。现在只求活一天就要生活得有质量,即便明天就走今天也要活得有质量。

我认为人生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有目标。例如年时期的目标就是玩,青年时期是学习,中年时期是工作养家,老年时期也要有目标啊,没有目标的人生特难受那老年人的目标是什么? 认为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要尽量使自己减少病痛,过得健康愉快。55岁退休到今年94岁,已快40年了。我这些年一直身体很好。我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知识就是健康,最好的保健医是自己

人的健康由三个方面因素形成,第一是遗传,第二是锻炼和养生,第三是生活习惯,抽烟喝酒熬夜会损害健康人到70岁以后是老年。老人都一定要注意学习吸收医学保健知识。要看许多书,对于人的人体构造与功能、体育运动、食疗、生活习惯、保健按摩、心理健康等都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此外,要全面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综合分析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摸索其中的规律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一旦认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就要身体力行,一旦认识到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就要令行禁止。并且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有些老年人没有自己健康上的主心骨,动不动就看医生,乱吃药。其实医生不过是听你的陈述。再说各科医生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可能掌握你的全面情况。所以一定要靠自己,而不要盲目依靠医生有些老人一心想依靠什么名医,或者什么灵丹妙药来保健康,经常跑医院,频繁换医生,换药物,结果总是失望,因为他不懂得靠医生不能获得健康,关键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例如我曾经患过皮肤瘙痒症,痒起来钻心,夜不能寐。去看医生,只能给些药膏涂抹,没有效果。后来我自己看书,明白瘙痒症是有很多种类的。我分析了自己的类型,注意改变生活方式,采取适当食疗,保持心里的平静,并学会了按摩相应的穴位,后来就慢慢地好了。

有一天早上我要起床突然发现腰痛得动不了,当时家里只有我自己。就告诉自己要镇定,躺在床上自我按摩一些穴位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起来。若别人早去医院看了我就坚持自己按摩相关穴位配合适当的腰部活动,结果腰痛一直没有再犯。

俗话说久病成郎中。我的体会是,身体是自己的,最好的保健医其实只能是自己。泠暖痛痒只有自己最清楚,运动健身只有靠自己坚持,心理健康也只有靠自己调整。任何企图依靠在其他人身上养老的梦想都要落空,无论是再好的医生、再负责任的保姆,或是再孝敬的子女,都不能去靠。

二、 要有毅力,要做自己应该做的,而不是只做自己喜欢做的我坚持生活自理,至今自己买菜、做饭、洗碗、散步、自己洗小件内衣。 我当然也累,也不方便,完全可以让保姆为我做。但是只要一开始不做,以后就再也做不了了。 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开这个头。这样我一直坚持到今天94岁了还是如此。

三、 精神要有境界,文化生活要丰富现在老年人太寂寞,盼望儿女回家看望。可是我不需要。我关心时事政治,对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戏剧体育都有兴趣。我建立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和生活规律,每天忙忙碌碌,心里很平静充实。

北大政治系一位教授去世了,她的老伴特别寂寞,老打电话给我一说起来就没完。问我能不能一礼拜给打两次电话。我答应了,转念一想,我一次电话十分钟二十分钟,那其他时间她怎么办呢?我就去找她。我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真正解决问题不能靠外力,只能靠内力。她说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自己有奔头。她问那怎么有奔头呢。我说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尽量把你的时间安排紧一点,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都有完不成的工作。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我每天6:00 – 6:30起床后,就忙着按摩,做操,看电视新闻做早饭。一定要在九点之前吃完早饭。9点以后我就开始看书看报。我一个人订了好几份报纸杂志,每天不抓紧时间看不完。看到我欣赏的地方就摘录下来,或者剪下来,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好几大本了,经常翻看,乐在其中。我还爱看电视剧,看到难过处就跟着放声哭,高兴处就放声笑。有时还想不通编剧为什么这么处理。自己就琢磨要是我做编剧,我就怎么处理。我现在还在研读《易经》,心得也记下了一本。你看,我平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这么多新知识要学,哪里有时间去寂寞呢?此外我还有个办法,就是家里不要太寂静。要经常开着电视,就好像总有人与你说话,向你唱歌,你就不会感到孤独。

三个孩子每周都回来看我。我儿子住的离我挺远的,我不希望他每周都来我说你不用每周都来,打个电话问问就行了他后来就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平时过得很充实、愉快,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老年人要热爱生活,关心时事,心胸开阔,心情舒畅。这样遇到疾病能顶得住。

第二个目标,争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走得快一点”,减少自己的痛苦,也尽量避免给他人造成的负担。 人人都希望晚年走得快一些,但死生有命,这也可以事在人为吗?我认为,要想“走的快一点”,首先要做好“走”的思想准备,该走的时候干干脆脆、无牵无挂、了无遗憾。

其实无论多大年龄都会怕死,死亡总是令人恐惧的,怕临死前的病痛怕与亲人诀别时的撕心裂肺。谁不怕啊?可是怕又有什么用,这是自然规律,只能坦然面对呀。从70岁时我就想,人活七十古来稀何况还有许多偶然因素。 黄泉路上无长幼所以活一天就赚一天。人的生命分为数量和质量。我不在乎数量而看重质量。只要每天的生活都有质量,什么时候“走”就顺其自然。

不怕死,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可以超越死亡,享受生期。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活得自在,活得痛快。解决不好,就终日惶惶不安。我现在就活得很痛快。 好多知识学不完的。我从来也不寂寞。我不喜欢跟街坊邻里的老太太们聊家长理短的事。我觉得不如看电视,能得到很多新鲜知识。我爱看足球、网球、台球。我是丁俊晖的粉丝。对于国际上的一些新闻我也很关注。我心情舒畅,对疾病就能顶住。 

我前年尿血,在三院检查发现我左肾上有个肿瘤,可能是癌症医生和家属都主张要做手术切除。我不同意。我说我已经92岁了。我将来走不一定是因为这个肿瘤。即便是这个原因,动了手术后又会出现其他病。 那何必呢?我就思量,癌症喜欢什么?它喜欢酸性的东西,不喜欢碱性的东西。我就不吃酸性的大鱼大肉,饿死它而多吃蔬菜水果。还吃抗癌食品,例如蘑菇、西兰花等。两年来没有任何感觉。现在我干脆就不去检查了,也不管它变大了还是小了爱怎样怎样已经两年了一直与癌症“和平共处”。现在既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精神负担,每天都生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任何事情只要想得开,就会战胜它。当然如果将来真是癌症发作的话,后期会很疼,我就留一笔钱打止痛针。我对女儿说,将来昏迷了就不用打了,没有知觉了还打它干嘛,走人就完了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精神上只有达到一定境界,能超越生死。超越生死,才能放下生死,轻松享受有限的生期。我现在一个人生活, 儿女说还是找个保姆陪住吧。否则万一哪天犯了病都没有人知道。我说犯了病又怎样,无非是拉到医院抢救呗。 抢救过来又怎样,还不是不死不活地拖着? 人的寿数到了,就要顺其自然,犯了病还抢救他干嘛? 身体功能衰竭了,无疾而终,顺其自然,这是福气呀你说是不是?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

许多老人越是到了晚年,越是锱铢必较,把钱抠的紧紧的。他们真是没想明白呀。我现在每个月几千元退休金,根本花不完。所以孩子们来看我,我都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儿女过六十岁生日,我每人送上一万元。我想,自己也就这几十万元的存款,等我死了儿女们继承,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感激我不如现在拿出来大家共享,弄个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现在很多老人想问题只从自己出发,想来想去总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 或是领导对不起自己,或是同事对不住自己,或是儿女对自己照顾不周,特别是儿媳妇又如何亏欠了自己。内心总是不愉快。这又何必呢。要想得开,就一定要放下自我,换位思维。

你认为自己把儿女抚养大,儿女就应该回报你。儿女都有儿女的事情,哪有那么多时间陪着你?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在世时,你又曾去陪伴了多少?照顾了多少?我从不要求儿女来陪我。 我一个人生活的很有规律,说真的,他们来了我还有点嫌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所以一个人生活是常态,儿女来看你,是惊喜。这样就不会心怀不满,常感落寂了。   

不要回报,只要奉献, 我养大了儿孙,是我的奉献。但我不图儿孙的回报。我一直以助人为乐,若能帮助他人,我就感到快乐。能给周围人带来快乐,我就感到快乐。一位老师经济上有困难,我给了她点钱,她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你甭谢,我这样做自己高兴。   

与人的感情要真挚,但不要太缠绵。 我们院里有位老太太丈夫去世了,长期一直放不下总是悲悲切切的 爱情深厚可以理解,但总不能整日泪水洗面,多愁善感,去当林黛玉 儿女也一样,我爱他们,当然舍不得分离。但是既然分离是不可避免的,我就不愿意他们将来被悲伤所累所以现在就不去和他们太缠绵,不要他们一天到晚总往我这里跑

至于孙子辈儿,哈哈,不用我说,人家早就想也不想了! 这是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总之只有放下自我,才能战胜死亡,充分享受生期。 至于身后之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是我应该费心去想!

陈老师一席谈,如醍醐灌顶她那冷静与深邃的理性令我深深折服。她那彻悟后的诙谐幽默又令我忍俊不住,时不时地与陈老师一起开怀大笑。陈老师凭着她的大彻大悟的智慧、乐观豁达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的战胜了生老病死的所有困难,成为了晚年生活的大赢家,也为天下老人树立了一个楷模。

2017年4月底陈老师已经满了96岁。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先是肾癌发作,伴随而来的尿毒症、贫血性腔梗。加上中间一次跌伤和小中风,身体脏器衰竭得很快。起初生活还能坚持半自理,终于在9月份两腿发僵,浑身难受,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子女们都竭力动员她去住院,可是陈老师一直坚持不去医院就诊。她没有吃药,也没有注射和打点滴,只是坚持每日自己做些按摩和腿部练习,希望还能下地步行。女儿也为她问遍了家庭的医生朋友,他们都很坦诚地说:“这么大年纪了,恐怕病情是不可逆的了。”

子女为她请了保姆,24小时轮流守护她。这正是陈老师最不想要的没有质量的生活。她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来到了,只希望自己能够“走”得更快些,尽量不要拖累别人。她请女儿帮助她,女儿难以答应,何况我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安乐死。于是,她果断地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2017年10月17日,陈老师开始断食。当女儿把精心烹饪的饭食端到她面前时,她推说吃不下,并掩住口不准别人强行喂食。 看着她坚定的眼光,女儿只好含着眼泪把食物端开。由于肾癌开始引起腰部疼痛,她睡觉时总是用双手抵住腰部,但没有打止疼针,她说不需要。

18日,陈老师继续断食,只饮水。

19日,女儿冲了芝麻糊端到已经饿了三天的妈妈面前。陈老师居然一口气吃完了。但是当女儿再次把食物端到她面前时,她又坚决拒绝了。

20日,陈老师已经既不能吃饭,又不能饮水了。她的头脑还很清楚,口不能言,就写下自己的要求,如请人帮她翻身、解手等。

21日,陈老师继续水米不进。 清早尚能在保姆的帮助下起床解手。下午5时13分,陈老师终于安详地合上了眼睛,时年96岁。

陈老师圆满地实现了自己晚年的两个目标,终于下课了。她的最后一课不仅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她的经验总结,还以自己的生命做出了见证。听到陈老师的女儿讲述她最后的日子,我不禁感到震惊。以断食的方式来结束生命,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啊!我立即联想起她的话“要不怕死”,“要争取走得快一点”。她老人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既不拖累别人,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这是她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最后结局。

据陈老师的女儿说,老人的最后安排是:病中不要让人来探望,去世后不要通知亲友,不搞遗体告别等任何仪式,一切从简。 此外还特别叮嘱说,保姆这些日子照顾她很辛苦,她去世后要女儿把保姆的老公也接到北京来住在家里,并陪着他们夫妻参观一下北京的主要景点。 等到我得了消息打电话去询问后事的安排时,得到的答复是“都办完啦,你们不用来了!”他们已迅速地办妥了火化和与父亲的合葬,只有少数家人参加了送行。 而此时的她已经在陪着保姆夫妇参观故宫了。这就是陈老师的处世风格! 活着时自立自强,充满爱心,只要奉献,不图回报。 在辞世时坦然无惧,自主自尊,从容安详。真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虽然有很多人对陈老师用断食的方法结束生命的做法表示赞同,争议依然存在。 有人认为,留恋生命是人本性, 这样做不够人性化。更有信教者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受造物,所以人无权处置自己的生命。 当然这属于个人选择的范围,本不应该要求一律。

近年来有个概念正在引起关注,就是“死亡质量指数”。简单说就要令临终者的生命自然地走向终点, 周围人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他的肉体与精神上的痛苦,即不做过度治疗,仅仅采用缓和医疗,即止痛措施来减少病人在临终过程的痛苦。同时在心理上做好临终关怀,让他能够有从容安详、有尊严地辞世。这就是高死亡质量指数的标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死亡权”, 即临终者在头脑清醒时,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亡方式和过程。即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这个权利目前在世界某些地区的法律已经予以承认。

我国的死亡质量指数目前在国际上排名比较靠后,因为我国的临终者大部分死得很痛苦,没有尊严。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主要是由于我们传统观念中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忌讳。 大多数人还是不敢直面死亡,说出来怕“晦气”,“不吉利”, 也不敢告诉病人,怕他因恐惧而崩溃,因此宁愿用假话来安慰他,宁愿把无效治疗的煎熬过程尽量延长,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 而对于死亡来临的恐惧,使我们忽略了病人在临终的痛苦。 所以大多数临终者在死亡过程中只有痛苦和煎熬,而毫无尊严、安详和慰藉可言。  

陈老师在“最后一课”中曾说:“我希望我将来是靠自己走着进入天堂的,我要走得有尊严,而不是浑身被人插满了管子,被人拖着拽着送入天堂的。”其实,她是高死亡质量在的早期觉悟者,是死亡权的早期践行者。她在有限的条件下选择了个人特有方式,有尊严的辞世。 陈老师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既然垂暮之年死亡是自然规律,那么死亡就不是那么狰狞可怕和不能面对。 当人们直面死亡时,死亡就可以是安详的,圣洁的和美丽的,如同秋天的彩叶那样自然而然地随风飘落。陈老师已经为提高“死亡质量做出了表率。

附:

我的从教经历

陈司寇口述,叶增华、曹培整理

一 我的个人经历

1.家庭与早期教育

1921年出生在江苏泗阳县一个地主资本家家庭。我家在农村是个大家族。我5岁时母亲去世。我爸窝囊着呢,不管我。当时我大姐已经结婚,二姐三姐都到了淮阴上学,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多可怜呐。我从小就跟着一个老保姆长大,每天到外面找小朋友玩,饿了就回家找口饭吃。我二姐比我大12岁,正在淮阴城里上师范学校。她回家来对我爸说,应该让我去上学。当时农村没有中小学,只有私塾,上学就要到城里。二姐就将我带到淮阴,让我住在她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家里。那老两口雇了个佣人,管着五六个孙子孙女一起上学,我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我爸爸出钱,当时钱在我们家不成问题。所以我从7岁离开老家, 寄人篱下了。当时一年级没有插班生位子,我就被放到二年级。我几乎一个字也不会写,在班里被人瞧不起,说我是农村来的“乡巴佬”,受人歧视。第二年我又上了二年级,才算跟上了。早年的遭遇,对我性格的影响很大,从小就特别自尊、自立和自强。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表哥带他的两个妹妹到城里上学,找了个保姆照顾她们。我就与她们一起住在我外婆家,我们三个女孩子差不多大。我在外婆家一直住到上中学。在农村,家里有钱就必须有人继承家业,我没有哥哥弟弟,而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父亲的遗产将来就只能给叔叔家儿子继承。我的堂嫂子特别厉害,当我在老家时她常指着我骂:“小狗扒墙头咬,将来哪块砖瓦是你的?”我二姐一气之下,就在淮阴城里给我爸爸找了个老婆。父亲再婚后就搬到淮阴住了。我就又从外婆家搬到了我后妈家。 我后妈也很厉害,把我爸在农村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把资金挪到城里开轮船公司,这样农村的亲戚们就不好来争了。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就是“地主资本家”。

在后妈家没住多久,七七事变了。江苏的所有中学合并成两个中学:省立第一联中和省立第二联中。我和我的表姐妹就转到江苏省第一联中(在临水)上学去了。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第一联中要从临水迁移到四川重庆,每人需交50元钱,今后的学费食宿就由学校包了。我当时上初二,在临水交的学费已存有45元,只差5元钱了,我就向我爸去要。我爸特窝囊,说要去和我后妈商量。当时我站在窗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后妈说:“不能让她走,别人会说我这后妈不心疼孩子。我担当不起。”听到这话,我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父亲了。

临出发前一天,我去我表姐妹家,她们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还不赶快准备,我说我没有钱,她们就让我去找比我大20多岁的大表哥商量。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大表哥,他慷慨地给了我10元钱,还承诺今后担负我上学的零花钱。就这样,我瞒着父亲和后妈,和表姐妹们一起去重庆求学了。我至今记得那是1938年的4月16日,我们与许多第一联中的学生一起,乘船离开淮阴到重庆。岸上好多送行的家长都在哭,唯独17岁的我没有人送。从此,我与父亲断绝了关系,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2.从中学到大学

我们随学校到武汉,又乘船到沙市,最后到达重庆。我在重庆上了四年中学,学校供给吃穿,零花钱大表哥给。1942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我从小喜欢养蚕,就先报考了蚕桑学校,一下就考取了。该校位于杭州,校园很漂亮。后来西南联大到重庆招生,我又考上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地点在成都歌乐山。上师范学院可以不收学费,每月还发6元钱生活费,我就决定到西南联大上学。离开中学那年暑假,我没有地方住,幸好江苏省政府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专门收留参加高考等待发榜的流亡高中生,我就搬到那里去住。省政府还帮助流亡学生找便车,从江苏到成都去上学。

大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当时有很多流亡学生,学生一般都搞半工半读。我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如给学生会磨豆浆,卖早点,每周几个晚上在图书馆卖书等。还要做家教,一个月才5元钱。如果雇主不肯涨工资,我们就辞了旧家另外再找新家。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家境略好, 家里每月寄钱来她就请客, 约我们四五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吃一顿, 或者吃饵块,或者吃米线,这就算是打牙祭了。

大学期间,我与同学赵宝煦恋爱了,毕业前一年结的婚。当时结婚就在《大公报》上发个启示,不需要登记。1945年,西南联大迁到北京改名北京大学,我到北京继续上了一年学,就毕业了。

3.早期教书生涯

1946年我从北大教育系毕业,我主修的是教育,副科是语文和历史。毕业后,我一时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铁路小学招小学教师。我爱人的一个亲戚在铁路局里当个小局长。我们当时很穷, 就送了他两瓶虾油,他帮我报上了名。考试通过后,有后台的人都分到了北京、天津等交通枢纽城市,我没有很硬的后台,就被分配到塘沽新港教小学三年级的语文、数学,工作负担不重。

1948年国共交战,平津吃紧,我爱人匆匆忙忙赶到塘沽把我接回北京。没有多久天津失守,北京被围城了。我当时已经怀了老大,就没有再工作了。老公在北大是地下党员,认识北大很多地下支部的人,我也跟着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学习活动。1949年2月,北京解放,我老大3月份出生。后来我老公找了当时在教育局任局长的同学谭某,请求给我分配个工作,我被安排到南长街第五区中心小学教书。当时的区团委书记老找我们开会,要发展我入团。我说我已经28岁超龄了。他说没关系,小学教师与孩子打交道,思想比较年轻,可以放宽到30岁。于是我们几个二十八九岁的教师,就在1949年加入了共青团。

解放后很多中学缺少大学毕业生,有朋友介绍我去了私立的崇实女中(即后来的女11中)。刚去时,我教初一语文;第二年教高一政治,讲社会发展史。崇实女中是教会学校,讲社会发展史很不容易,例如我讲从猿到人,学生非常抵触。当时组织我们听党课,但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愿意老老实实做人,不愿意受约束。例如我在西南联大时,就一直没有参加三青团。当时大学生参加三青团很时髦,就像今天入党似的。二来我出身不好,我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党支部书记找谈话,我讲了我的想法,支部书记就给我做工作,动员我入党。我于1953年入党。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抽调去负责整理材料。反右运动后,我离开了崇实女中。本来是调我去93中教初一语文的,我很高兴,因为我是学教育的,副业是语文。这时101中的政治老师路开被打成右派后不能上课了, 副校长文方就在教育局查档案找老师。 他看到我是北大毕业的,又在女11中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就非要我去101中教高三政治。他扣住我的档案不放,最后93中也没办法了。当时我家住在中关园,离101中比较近,但是我并不想去,因为任务太重了。101中的干部子弟多,有的来自农村,都结婚了, 不好教。加上我从没学过政治,来101中之前,我只教过高一的社会发展史。一下子就教高三,压力太大了。我曾要求从高一教起,让原教高二政治的老师教高三。但文方不同意,说教高二的教不了高三,非要把这个重担给我压上。 

4.执教101中

1957年下半年,我离开女11中来到101中,开始教高三政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没正式学过,旧大学也不开马列主义课程啊。中学的政治课,自解放后开始上政治常识课,后来改为政治课:初中讲政治常识,高一讲社会发展史,高二讲政治经济学,高三讲哲学,主要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由于高考要考政治,各个学校都不敢忽视。

101中教书的第一年,也就是1958年,那年101中的高考,政治排名在全北京市是第58名,语文排在第60名。作为高三的把关老师,我和汪瑞华都在全校大会上被文方不点名地批评了。随后我就不要命地追求高考成绩,一切为了高考。那时我很少高兴,很少与人说闲话。王一知还问:“是不是给陈思寇压力太大了,怎么她总是愁眉苦脸的?当时高三都是农村来的干部子弟,期末都给老师写小字报提意见,有的同学就说,“陈老师上课讲得很好,很活跃很生动。一下课就一脸严肃,愁眉不展的,对同学的影响不好。”没办法,当时的压力太大了。

我开始教政治课主要靠自学。后来人民大学办了个夜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课,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前后共两年。学员都是在职的干部和教师,一开始有四百多人听课,但大多数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硬是坚持了下来。最后参加毕业考试通过的只剩下我们二十多人。我上了夜大学之后,才感到有点本钱了。我备课非常下功夫,教案都要写三遍,最后背下来,讲课不看稿子。我基本没有业余时间,节假日也从不休息,力争做一个好的政治教员。我上课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也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当然首先是我自己必须以身作则。比如我要求学生打预备铃时,一定要在教室里坐好,那我自己打预备铃时,就一定要站在教室门口等着,预备铃一打,我就推门进教室,从来不迟到。当时团支部经常在课间操时召集团干部开会,这一开会就会影响到第三节课,而这恰恰就是政治课。我要求迟到的同学不要喊“报告”,打扰上课,而是要在教室门口等我讲了一段课后,同学们看书时, 我再开门让他们进来。这样对老师学生都没有影响。我记得1959年高考时,政治成绩的排名就上来了,成了全北京市的第二十几名。后来排在第几名就不清楚了,反正再也没有被领导批评过。

19581960年时,我一直只教高三,压力确实太大,而要求高二学生马上适应我的要求,也不容易,所以我就要求从高一教起,逐年带到高三。我说再让我光教高三我就垮了,我就只好请求调走了。1961年,领导同意我教高一,可是学生不干了,他们要参加高考,要挑老师啊。就又让我教了两年高三,直到1963年我才退下来,开始教高一,也就是1966届的高三1班。当时学生对政治课不重视,一般第一年(高一)我要求不多;第二年就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不许在上政治课时学外语做数学;到高三时,就要求他们全力以赴,准备高考。

我做班主任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一生对我感情最深的三个学生,一个是1962年毕业的,现在加拿大,回国还经常来看我,给我带来很多他们自制的鱼松。 他说:“老师,你都不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初中在101中时调皮捣蛋,后来就干脆破罐破摔,搞恶作剧。高中考上101中时,谁也不要他,就分到我的班里了。我只当不知道他过去的事,开学时对他说:“我不看过去,只看以后。你过去怎样,我不去打听,我对大家一视同仁。”我让那个学生做化学科代表,信任他。他后来进步很大,入了团,考到哈军工了。

还有一个女同学曾找我谈话,说感到路人都对她吐口水,班里女生也在老师面前说她的坏话,因为她觉得她们说话时眼睛都看着她,使她思想负担很重。我立即感到她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就联系她的家长带她去医院检查, 果然她患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于是休学一年治病。后来她的病治好了,考上北大化学系,毕业留校当了教师,现在也退休了。她认为是我当年挽救了她,所以每年教师节,她都要给我寄一张贺卡,50年了从未间断。

当时学生,包括我们班的和高三其他班的学生,都爱找我谈心,排队都排不上,需要事先“挂号”。他们连家庭问题、个人生活的问题、同学之间的关系等,都愿意和我谈。我理解学生,能抓住他们的心理, 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或批评。学生曾说:“找陈老师谈话,哭着进去的笑着出来,笑着进去的哭着出来。” 其实这里面也有辩证法,我让哭的同学看到积极的一面,我让自满的同学看到自己的缺点。通过做班主任工作,我体会到: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灵魂的塑造,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高中阶段。

1963年,我接高一1班班主任, 当时学生三分之一来自农村,比其他班级成绩差很多。刚入学的时候,许多同学跟不上,考试净得2分。同事一见面就问:“你们班这次又有多少只鸭子啊?”弄得学生自己也没信心了,对我说:“老师,怎么办啊,我们大概好不了了吧?”甚至有人要打退堂鼓,回农村去。我设法鼓励他们的信心, 激励他们刻苦学习。第二年,这个班达到了同年级的中等水平;到高三时,他们就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了。

二 我的文革遭遇

我不是学校领导,只是个教研组长, 本人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但我是文革中全校第一个被“打倒”的人。1966年6月初,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突然遭到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被群众定为“三反分子”、反革命分子。我立即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批斗、毒打、剃阴阳头、强制劳动。我从一个平素有威望的优秀教师,瞬间变成了猪狗不如的人民罪人。

群众的批判与怒吼,皮鞭和拳打脚踢劈头而来 如同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所以。回想起来,当时揭发批斗的所有理由,现在看来都非常荒诞。

1.我被揭发批判的主要“罪行”

运动刚开始时,有位同事在全校大会上揭发我,说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陆定一是当时的中宣部长,文革中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我成了这条黑线上的人,那可不得了了,原来101中还有这么个大黑线上的人物啊!当时一下子在学校里就轰动了,学生对我的揭发批判,就此一哄而起。第二天,高三5班几个同学曾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解释给他们听的事实是:陆定一的老婆严蔚冰,是我丈夫赵宝煦(时任北大政治教育系主任)系里的老师。文革前,有一天晚上九点,陆定一去党校不知干什么,他老婆顺便搭他的车到中关村我家找老赵谈工作。到晚上约好的时间,她又搭车离开了。这事本来跟我没有关系,只因当时我是政治教研组的党小组长,有天临时安排党小组晚上开会。有同事抱怨,说晚上家里有事不愿意开会。我随口就说:“咱们知足吧,看人家中央领导陆定一,晚上九点了还出来工作呢。我们也就难得在晚上开这么一次会,一两个小时就完事了。”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的证据。这不是捕风捉影吗?就此引发了全校师生对我的揭发批判,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有同学对我课上课下所讲每一句话都做详细记录,不幸,这些记录后来就成了文革中揭发批判我的“罪证”。一次,我在讲课中说:“你们不能光死记硬背语录,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这是当时一种很常用的止疼片)一样。将来你们毕业了上山下乡工作,遇到有些情况,毛主席没说过,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还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工作吗?所以你们主要应该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方法。这样无论将来遇到什么问题,即便主席没有说过,你们都可以处理得很好。”文革中,有学生大字报里揭发我这段话时,就截去了后半段,只揭发我说过“背语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像吃索密痛一样”,可是我后面还有哇,他们就不提了。这样的断章取义后,就说我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林彪曾说过,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我也说过:“如果那天是大阴天没有太阳,立杆不见影了怎么办呀?我们要掌握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不论晴天阴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就都可以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了。”结果在批判会上,原话的后半截被删去了,我被批判为“反对活学活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这在当时确实是个天大的罪名。

我当时为了追求高考升学率,要求学生刻苦学习。高三学生都要面临高考“备战”,争分夺秒。而当时条件又不是很好,冬天教室炉子生得不暖和,有学生要求早点回宿舍睡觉; 夏天没有空调,有同学说:“老师多热呀,早点结束晚自习,让我们到室外凉快凉快吧。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才能真正把学习搞上去。冬天嫌冷,夏天嫌热,那你们每年就只剩下春秋两季了。那春天又困,秋天又乏,你哪一季就都别学了,你还考什么大学呀?回家待着去吧,这连高中毕业都困难了!” 我的这段话,在文革中被学生们揭发出来,批判为“大搞智育第一,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实那时候哪个学校不搞智育第一呀,每年高考的成绩,全北京市要排名的呀,我又有什么办法?

“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这是我的另一大罪状。曾有学生揭发我说:“当时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比党支部还要高,你的威信高于党的威信。”那可不得了啊!所揭发的事情是:一次,高三4班在黑板上写毛主席语录的栏目里,有学生写成“陈老师语录”,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一次,我去上课时发现了,对学生说:“这地方只能写毛主席语录,不能写任何其他人的语录,快把它擦了!”

第二件事是:1965年,我带高三毕业班备战高考,我凭经验押了几道题,让学生准备,不想竟基本全押对了。有个学生从考场出来后,因考得比较好,就把手一举,说:“陈老师万岁!”当时我不在场,高三老师是不能参加监考的。后来听监考老师告诉我了,我说:“是吗?这可不合适。当时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也成了我“搞个人崇拜”的罪状。

工宣队进校后,还曾专门开了一次批斗会,一定要逼我交代是怎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的”。我解释说:一个老师要上好课,必须要有一定的威望。但威望的形成,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学生感觉这个老师可信,愿意听他的。我自己要求学生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不让学生做的事,也一定要讲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无论酷暑严冬,我总让学生坚持学习不松懈,我自己也以身作则,每天早出晚归。这不是什么“树立个人威信,搞个人崇拜”,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使得学生信服我。

但当时人们都疯狂了,头脑简单没有理性,只知道乱扣“帽子”,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

工宣队进校后, 有一次批斗我恶毒攻击”。事实是: 文革前我曾对一个矮胖的学生半开玩笑地说:“某某呀, 你不能再胖了,你要加强锻炼。胖子有三种: 第一种是可爱型的,第二种是可笑型的, 第三种是可怕型的。你现在还是可爱型的,你要不注意锻炼,将来就成为可笑型的了,你快加强体育锻炼吧。”这话,当时我只对这一个同学说了,没有别人听到。另一件事是1966年春天,我参加全国政治工作教育会议,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大家问我毛主席的健康如何。我说:“还可以吧,就是人比较胖一些。”这两段前后互不相关的话,文革中被揭发,并被拿来推理成,我说毛主席 比较胖一点,就是暗指毛主席的胖是“可笑型的”,甚至是“可怕型的”。这就构成了“恶毒攻击”的滔天大罪。

为此,我曾多次遭受批斗,也没人肯听我的辩解。一次批斗会,我被“坐飞机”。一名粗壮的女工宣队成员上来,一把将我的胳膊整个向后扭转过去,筋骨被严重扭伤,整个膀子都青了,会后疼痛不止。 后来经过多方诊治敷药,许多年之后才慢慢好起来。

2.同事之间

政治教研组有个同事,本来我俩关系很好。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粮票都紧张, 她总说她家粮食如何不够吃,我和另一位邹老师每月就从自己口粮中省下一二斤给她。万没想到文革中,她率先揭发我是“陆定一黑线上的人”,一下把我推入深渊,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青年同事,文革前那年夏天,我看他脚上凉鞋已经穿烂了,就说:“你该买双新鞋子了。”他说:“陈老师,我实在没有经济实力买鞋。我家在农村,工资大部分都寄给我妈妈了。”我想那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两个儿子,脚都长得挺快的,家里有几双他们穿不下的鞋子,我就找了一双比较新的,拿来给他一试,正合适,就送给他了。结果文革中,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买了凉鞋,腐蚀贿赂拉拢”他。他还揭发说,我把他“当孙子使唤”。文革前,我是教研组长,他是组员,又年轻,我就让他去首都钢铁厂联系参观的事,他就说我拿他“当孙子使唤”。那个批判会我没参加,这事我也不知道。后来有学生问我:“陈老师,你有孙子吗?”我说:“没有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不,你有!”“谁啊?”“某某就是你孙子啊!”我问:他怎么成我孙子了呢?这学生才把某某的揭发批判告诉了我。这件事后来成为笑谈。

文革前,王一知校长一直独自住在荷花池边的一所小房子里。一个60多岁的独身老太太当然害怕,就让学校里的单身女教师轮流去陪她睡觉。当时大家还争着去呢。文革中批判王一知时,某女教师揭发说:“你那时候还摆谱,还让别人去陪你睡觉。”王一知说:“真对不起,你也陪过我。”

总之,文化大革命使原来很好的朋友同事关系被破坏了。这两位“揭发我的同事,真让我伤心透了,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很好的朋友。文革后,我恢复教课,曾做过一段教导主任,负责全校班主任的工作。我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打击报复过任何人。工作上我秉公办事,该干嘛干嘛。但工作之外,我与同事不再有私人往来,因为我把人际关系、世态炎凉看透了,再也不相信同事中能有什么朋友了。许多年后,我也不愿意再面对某些同事,不是我记仇,而是只要一看见那张脸,就下意识地想起那个可怕的年代,内心就难以平复,我只能选择逃避。文革中所有揭发批判我的人,我都可以原谅。包括一些工友,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就谩骂你。我也无所谓,因为他要跟你划清界限嘛。有一位教化学的于老师,文革后向我道歉,说他曾在会上发言批判过我。我说你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因为如果我当时不在劳改队,是个革命群众,为了表示“划清界限”,也会去参加批判斗争呀。我不记恨人们批判我,但我很反感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革命”,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而不惜歪曲事实。

我后来终于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阴影,在那个同事生病时去她家探望过她。我的那两位同事,后来自己也被学生整得很惨,留下浑身病痛。其中年轻的那位,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现在想一想,觉得当时大家就像是被罩在一个大网里的鱼儿,身不由己,其实大家都挺不幸的。

3.被关押、毒打和劳改

6月初,全校就只我一人是“牛鬼蛇神”,失去人身自由,被关押监视,但还没被劳改。我被剪了“阴阳头”,名字写成“陈死狗”,还倒过来打上红叉子。我被押到各班去轮番批斗,红卫兵们用皮带抽打我,打得我皮肉发麻,都不觉得疼了。后来看守带我到海淀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屁股被打得一大片青紫,说:“怎么打成这样啊?”给我打了消炎针。当时一个看守我的高一女生给我打饭,我那时候烦死了,哪里吃得下饭?那学生说:“你还是要吃饭,不然人家说你绝食对抗,罪加一等,他们还要打你。”我一想对啊,就说:“那我就喝点稀饭吧,可别对别人说我没吃饭啊。”那个学生还是很好的,能凭着良心做事。

后来,让我一人到工厂劳动,开车床打眼。师傅挺好,基本上不管我。机器一响,声音很大,我就乘机唱歌,谁也听不见,唱完一首又一首,直到师傅说:该下班了,回家吧。第二天早上,一开机器,我就又开始唱歌,用这种方法排解心中的郁闷。

8月份,老师和学校领导陆续受到冲击,劳改队才成立起来。高三(5)班学生王Y搞恶作剧,用皮带乱打我们,命令劳改队的人,包括我、文方、赵兰坤、刘占武等人,全部跪在地上爬着走,从喷水池一直爬到后面的大操场。我穿的一条新裤子都爬破了。很多老师的膝盖、手掌都磨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一边用皮带驱赶我们,一边为这种恶作剧而兴高采烈。当时我们还经常在校园里被游街。我曾被挂着牌子,敲着破脸盆,唱着“牛鬼蛇神歌”,被一大群学生前后簇拥着,一路被鞭打责骂、被吐口水和往身上扔脏东西。除了王Y,还有一个外号叫“黄毛”的初中学生,打人也很厉害。

在劳改队里, 一些学生任意夺取我的个人财产。一个初中生强行夺走了我唯一的一块手表。手表在当时可是最大的个人财产了,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买不起。后来高中的一位学生帮我要了回来,对我说:“你以后就放在家里,不要戴了。”没想到我走回家的路上,又被这个学生拦住,再次抢走了我的手表,从此就再也没有找回来。这个学生还向我要钱、要饭票。在我打扫厕所的时候,他竟然把自己的内裤扔给我,让我给他洗。文革后期落实政策,登记自己损失的财产,规定是哪个学生拿走的就由家长赔。但是我一直弄不清这个学生的名字,就无法把手表找回来了。

文革中我的家也被抄了,因为我爱人在北大也受到了批斗。但是家里除了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为我家是牛鬼蛇神,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查抄一番。记得曾有两个五六岁的“红小兵”,大概是当时北大幼儿园解散了没处去的孩子,也跑到我家来抄家。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电匣子”(收音机)。一个孩子说:“咱们把这个拿走吧。”另一个说:“你拿吧。”结果两个孩子谁也拿不动,只好空着手走了。

1966年8月,社会上很多人自杀了。例如北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在西山上吊自杀了。我们区教育局的书记马力(原来101中的党总支副书记),也自杀了。受不了啊,一辈子革命,现在挨你们这些人的整,实在想不通,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 一位看守我的高一女生曾对我说:“现在很多人都死了,你怎么没去死啊?” 我问:“怎么死啊?”她说:“想死还不容易?”我说:“我不想死。”她问:“你为什么不想死? 我没有对她解释。当时我就是不理解,我平时勤勤恳恳,一心一意地工作,忙得常常连家都顾不上,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了?究竟是怎么变的? 我得等着组织的正式结论,让组织上告诉我,为什么我成了反革命?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我既然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要对他们负责任。如果最后组织的结论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得告诉我的孩子:这条勤勤恳恳当教师的路不能走,这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不能死,就是再苦再难再受辱,我也得活下去,我要一直等着看到最后的结果!

有一次斗争会上,一位青年教师批判我,说:“你就是反革命,三反分子,你承认不承认。”我说:“我现在还不能承认。”“你为什么不承认?”“组织上还没有做结论呢。”他说:“什么组织上啊,现在搞革命运动,群众专政,群众说了算。群众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我心想:“你知道什么呀?”我始终相信群众运动难免偏激,而且终归会过去,而最终的组织结论才是最重要的。

劳改队的劳动非常繁重。有一次,是让我们用一个老大的箩筐抬砖,我和赵兰坤一起抬,由学生给我们装筐。他们都是初中小孩,拼命给我们装,根本不管我们是否抬得动,我们在旁边只好不说话。结果筐子装满了,我们一抬,很粗的一根棍子都给压断了。

夏天,劳改队负责绑葡萄上架,整天在太阳下暴晒,老师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胳膊一直举着,都酸了,弯不了了。负责看管我们的初中孩子,还捉了许多毛虫,强行塞到老师的脖领子里面。我们还负责掏全校的厕所。当我们抬着装满大粪的粪桶走过的时候,看守的初中生,就用柳条沾上恶臭不堪的大粪,依次抹到每个老师的脸上身上,甚至撒到了我们的口鼻里。王一知后来也进入劳改队了。她当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特别辛苦。我们雨后到菜园里拔草,她把鞋脱了,光着脚蹲在泥地里拔。我问她为什么不穿鞋,因为当时天气还很冷。她说因为怕滑倒。她特别不容易,多亏了汪瑞华老师一直照顾她。

受到这样的打击迫害和侮辱,我一度很悲观。有一次在劳动中与汪瑞华聊天说:将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处理品”了,不知道会把我们处理到哪儿去。我猜想:运动后期,我们会像右派分子那样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去。当时我脑子一刻也没停,心里一直在分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怎么成了这样子的?实在想不明白呀!最后就横下一条心,就是再苦再累、再受辱,也一定要活下去,非要等着看到最后的答案不可!后来我们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改和经常被批斗的生活,彼此还相互调侃。有一天,我的班(当时我是高三1班的班主任)的学生揪斗了汪瑞华老师,回来后我问她:“今天又到哪儿挨斗去了?”她说:“今天在贵班。”我们都笑了。劳改时,每天休息20分钟,在没人看管时,一群“牛鬼蛇神”还说说笑笑的,讲一些文革中发生的荒唐笑话。我们说自己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文革后期“吐故纳新”与重返课堂

1968年夏天,“清队”运动开始了。我因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处境相对好了一些,不被批斗了,但还在校办工厂劳动。当时社会上两派武斗很严重,学校中也分成两派。其中一派的学生来动员我“站出来闹革命”,说我不应该“不打自倒”,还说:“现在是你站出来闹革命的时候。”我考虑再三,认为我不能站出来。我的想法是:除了“言论”,我没有任何其他问题。第一,我的家庭出身,入党时交代了;我的社会关系,除了有个弟弟在台湾,没有其他反动的社会关系。第二,我自己历史清楚,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我就是有些“言论”,情况比较简单,将来组织上做结论很容易,不需要再到处调查找材料。如果我出来参加某一派,谁知道将来是对还是错?搞不好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所以我要保持自身的清白,这个“革命”我绝不能卷入。当时我丈夫还不理解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参加“革命”,他自己参加了北大的“井冈山”。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果然,1969年搞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我第一个通过审查,恢复了党籍。而我丈夫因参加了“井冈山”,被另一派“新北大公社”揪住整个没完。文革后期,他又因为文革中曾卷入一派,迟迟通不过“政审”。

支部大会宣布恢复我党籍的第二天,我就被安排进教室上课了。从1966年6月我被打倒,到1969年我被“解放”重返课堂,前后一共有三年时间,我被迫害和劳改。这与学校大多数老师相比,还算时间短的。1969年时,大多数老教师或因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压着,或因文革中的派系而纠缠不清,没有通过审查,不能恢复工作。1972年,大批干部和老教师去干校劳动,只留下一批中青年教师继续上课,我也被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可能是当时军宣队的人认为我问题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东西。学校大多数干部和老教师,直到1973 1974年才逐步恢复工作。

1969年重返课堂时,101中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由于文革中“停课闹革命”,101中已经没有高中了,只有初中。学生也不是考进来的,而是就近入学招来的。上课的第一天,我见黑板上写着:“欢迎'陈老师’”几个大字,其中“陈老师”三个字还打着引号。这说明学生不承认我是老师,因为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学生还认为我是“反革命”。当时我脑子转了一下,一想不行我得表个态,就说:“不管怎样,冲着欢迎这两个字,我就很高兴,不管你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至于这个'陈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我说了不算,你们现在说了也不算。过去的事情已经有了结论了,今后的事情,从今后的工作中去做出结论。”就这样,开始上课了。

文化大革命中长起来的这批初中孩子非常不好教,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思想上已受文革荼毒不浅,特别是那些出身工农家庭的孩子,尤不听话。这是因为文革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过冲击,唯有工人农民,一直是革命最忠诚的“依靠力量”,所以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学会了在政治上有自我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最“革命”,最“纯洁”。我虽然已恢复党籍,但在他们眼里,仍是可疑的“二等公民”,所以我一开始找他们谈话时,他们都躲避我。只有知识分子子弟和干部子弟比较理解我、尊重我,因为他们的家庭也受到过冲击。我就依靠北大清华知识分子子弟和一些干部子弟来做班里工作,干脆先不理那些工农子弟,把他们“冷挂”一段,就当他们不存在。这一招比“热批”还厉害,过了半个学期,他们主动来找我,检讨了开始时对我态度的不对。

我后来做101中的教导主任,一直工作到1976 年,我55岁时退休。

我解放前参加过北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本来可以办“离休”,但是需要找许多证明人。当时我们北大学习小组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市里的领导,但我不愿找他们。我想,离休不离休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名,听起来是老干部;二是利,退休待遇好一些。但我实际上不是老干部,何必要这个名呢?有多大本事吃多少饭,我对名利没有太多要求。我爱人说,要不然我给谭某打个电话,你去找一趟他。我说我才不去呢,为自己的名利奔走,我不愿意。多年后,当遇到当年和我一起学习的人时,有些人已经办了离休,并问我为什么不去找找人,不去白不去。我说我不想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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