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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中左右带有“周原铸史”标题及说明的照片、图片均为本人原创拍摄制作，如非商业需要，可随意引用，无需版权授权） 齐家村的“它”氏或“天”氏 1958年及1963年，在扶风县齐家村分别发现了两处窖藏，分别称为“齐家二号窖藏”与“齐家五号窖藏”。但奇特的是，这两处窖藏中所埋铜的主人却是同一个。 1958年齐家窖藏位于齐家村东南，共出土铜器4件，包括鬲2件和盂2件。两件鬲的口沿上各有一个“它”字。1963年齐家村窖藏则出土铜器6件，包括方彝1件、方尊1件、觥1件、匜1件、盘1件、盉1件。但这6件铜器却可根据铭文分为两组，其中3件水器（盘、匜、盉）应为一套，其中在盉与盘上都有铭文“它”，另外3件酒器为一套，铭文末尾都缀有族徽“天”。 图32：周原遗址内村落分布图：齐家 
图33-35：陕西历史博物馆：它盘 
历史上关于“它”氏铭文的铜器所见数量很少，在《殷周金文集成》中收录有一件“它”鼎，此器的年代与齐家窖藏相当，有可能为同族人所作之器。但“它”氏铜器未见年代更早的器物，有可能“它”氏是西周晚期时从别的族氏中分划出来的。 而关于“天”氏的铜器却相对较多。“天”氏是殷商时期的大族。年代最早的“天”器大约能早到殷墟一期，而在齐家发现的“天”氏铜器的制作时间约为西周晚期，这就可以说明，“天”氏一族延续的时间横跨商周两朝。而有明确出土“天”氏铜器的地点则分布比较广泛：晚商时期有出土于殷墟西区墓地的天爵、出土于灵石旌介商墓的天爵、出土于河南罗山蟒张墓地的天卣，以及出土于陕西长武刘主河的天簋等。而时代进入西周后，则有1967年张家坡M16中曾出土的一件天爵，此外两袖清风有杨家村窖藏中的天盂等。 目前来看，“天”氏铜器都是零散的分布在其它氏族的墓地中，例如灵石旌介是为丙族墓地，而罗山蟒张为息族墓地，晚商时期尚未发现集中出土“天”氏铜的地点，而1963年于齐家窖藏出土的“天”氏铜器则为最多的一个地点。从这个现象来看，“天”氏至少在西周晚期时当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周原，其居地可能就在齐家附近。此外，铭记的“天”字明显是属于族徽性质的铸刻，而在铭文中还出现了日名，所以“天”氏应为殷商旧族。 图36-39：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天盂 
齐家村的“中”氏与“丰井”氏 1960年，扶风齐家发现一处青铜窖藏，其后被命名为“齐家三号窖藏”。这处窖藏位于齐家东南约100米。窖藏上小下大，深2.54米，口径0.8米，底径1.25米。内部未作细致修理，器物系杂乱放置。 此处窖藏共出土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编钟在内的青铜器39件，其中的作器者根据铭文所示有：中友父、中义、幾、柞、屖、伯邦父、仲伐父等。其中中友父、中义应是属于“中”氏家族。 图40-42：陕西历史博物馆：柞钟 
而在同一窖藏中出土带有“屖”铭的铜甗铭文最后有“丰井”的铸刻，而且在多件铜器上可见，所以可以认为是“丰井”氏铜器。由此可见，此处窖藏中出土的器物至少属于两个家族，其中绝大部分为中氏家族铜器，极少数属于丰井氏。 郭沫若先生认为12件有铭文物年代均在西周中叶之后，而其他器物有的或可能早到西周初年。关于此处窖藏铜器的年代，讨论比较多的是柞钟和幾父壶两件，虽然部分专家有歧义，但时间基本上可以认定为西周晚期之物。 图43-46：陕西历史博物馆：幾（几）父壶
齐家村的“琱”氏 1961年，在扶风齐家村东南约120米处发现齐家四号窖藏，出土铜器3件，均为失盖的琱我父簋。1984年，在齐家四号窖藏以南30余米处，发现了齐家八号窖藏，共出土铜器7件，其中3件琱我父簋盖刚好与1961年窖藏的琱我父簋相配，此外还有方座簋4件，其中2件失盖。 关于“琱”氏的铜器，除了此次齐家出土之外，在1870年前后与1933年，在上康村还出土过著名的函皇父为琱妘所作之器，此组器物目前可知的有鼎2件、簋2件、盘1件、匜1件，均为函皇父为琱妘所作。 图47-48：琱我父簋及铭文
关于“琱”氏的姓氏来源历来都有争论，有认为“琱”即为“周”，是为姬姓；也有认为其为“妘”姓。 在西周中晚期之时同时存在两个周氏，其一为“妘”姓之周氏，发现过周棘生簋和盘；其二则为周公之周氏，姬姓。但无论认为琱氏为姬姓或是妘姓的学者，都同意“婤氏”和“周氏”是可通的。在上康村窖藏中函皇父匜中的琱妘就写为周妘。但究竟此“琱”氏当与哪个周氏相通则有不同意见。 2006年，在扶风五郡西村发现过一处青铜器窖藏，其中的两件大口尊铭文可以与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连续，此大口尊上明确表明琱生称召伯虎为宗君，故其应为同姓，召氏为姬姓，则琱生应为姬姓。张亚初先生认为其所述“某生”，应为某氏外甥的看法已被学术界广为认同，因此，作为琱氏外甥的琱生为姬姓的话，其舅家琱氏应不应为姬姓。因此，也就有学者认为，琱氏为妘姓的可能性比较大。 图49-51：扶风县博物馆：琱生尊
庄白村“微”氏与“伯（冬戈）” 庄白村地处周原遗址南侧，是周原地区发现窖藏最为集中的村落，建国至今发现了总数达到6处的青铜窖藏与1处的西周墓葬，发现青铜器总量120件。根据这些窖藏与墓葬中出土铜器铭文所示，它们来源于三个家族，其中最主要的则为“微”氏与“伯（冬戈）”。 “微”氏家族的窖藏铜器主要来源于1976年12月15日发现的庄白一号窖藏，总计发现铜器103件，其中有铭文者74件，这也是建国以来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多的一次。这些微氏家族青铜器的制作年代涵盖了西周早期至晚期的百余年，涉及的作器者有商、折、陵、丰、墙、兴、孟、白等8人。 从发现的“墙盘”铭文中可知，微氏第一代称高祖，原来信在商畿之内的“微”地，因此有专家认为这位微氏高祖极大可能就是传说中纣王的庶长兄：微子。微氏高祖在武王伐商之后派遣他的儿子烈祖觐见武王，武王后来赐予其在周原定居，铭文中有： “雩武王既哉殷，微使烈祖乃来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俾处......” 而后在铭文中又叙述自烈祖之后的微氏各代先人不断辅佐周王，历经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厉诸王，在西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200年。 *（关于庄白窖藏铜器解读及微氏家族的发展历史，请见后继章节的《青铜窖藏之庄白发现》） 图52：周原遗址内村落分布图：庄白
图53-54：周原博物馆：墙盘
“伯（冬戈）”青铜器则是在1975年3月15日于庄白村被发现，来源于一座墓葬，共出土铜器18件，其中有3件鼎、2件簋、1件甗、3件壶、2件爵、1件觯、1件盉、1件盘以及兵器4件，共有铭文者11件。这座西周墓根据器形、纹饰及铭文字体判断，约是为穆王时期之物，墓主即为作器者“伯（冬戈）”。 从铭文分析，（冬戈）家四代侍奉周王，可能历经了成、康、昭、穆，家族之人世代为将。此外，再根据带有（冬戈）之铭的器物除了在此墓中有发现外，还有其它地区出土过此族铜器，包括录卣、录尊、录簋、录伯（冬戈）簋等。依此现象来推测，（冬戈）应是“录”国的一个族支，而西周时期的“录”国根据学者推论，其可能就是春秋时代被楚国所攻灭的“六”国，其地望就在今天安徽的六安。 图55-56：扶风县博物馆：伯（冬戈）饮壶
“录”国非姬姓，曾接受周天子赐予的“子”爵之位，在周成王时期的大保簋上的铭文有载： “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 说明在周初成王之际录国曾有过叛乱，之后成王下令太保召公前往平定。而在录伯（冬戈）簋上也有铭文载： “王若曰：录伯（冬戈），系自乃祖考有爵于周邦，右辟四方....” 这说明王在追述录伯先祖曾受周王朝册封，而后“录”之家族之人为周王服务并征服四方。 在庄白村发现的伯（冬戈）墓，从西周时的丧葬习惯来看，墓葬所在之处应与居所不远，所以可知伯（冬戈）的府邸也应在近处。而从庄白村正处于周原遗址核心区的近南侧来看，伯（冬戈）的身份应较高，而且来自墓中铜器铭文也显示，（冬戈）族在西周中期之时地位也非常显赫。 图57-58：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冬戈）甗
任家村“华”氏 扶风任家村西距著名的庄白村仅数百米，这座村落也是周原地区重要的窖藏发现地之一。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据传任家村农人任志远曾在村东南土壕一个窖藏中发现了青铜器120余件，其中就包括闻名遐迩的小克鼎、大克鼎、禹鼎、梁其壶等。此后1940年3月9日（民国二十九年），任家村村人任登肖与本家任玉又在村西南土壕中再次发现一座窖藏，据说出土青铜器百余件，但留传至今仍能见到著录的仅有不到30件，其中大部分则被军阀及古董商贩卖至国外。 根据这批器物中的铭文显示，它们均来自一个称为“华”的家族，作器者包括：中义父、善夫克、克、梁其、伯梁其、善夫梁其、善夫吉父等。李学勤先生认为，善夫梁其与善夫吉父为同一人，“梁其”为名，“吉父”为字；克与义父也同样为一名一字，则梁其则为克之子。这一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如此，则任家村出土的这两处窖藏，应当为父子两代人所拥有的铜器。 图59-61：上海博物馆：大克鼎
上康村“函”氏 上康村出土的青铜窖藏，目前所知共有两批，第一次出土于1870年前后，共出土函皇父簋2件、函皇父匜1件；第二次大量出土于1933年夏季，当地村民康克勤父子在村东100米处掘土时发现，此次发现的铜器叠压在一窖之内，共有百余件。当时为便于倒卖，康克勤父子将其中一部分贩卖，另一部分则被埋于地下。但后因消息泄露，康氏父子被闻讯而来的土匪逼杀，被其埋藏的铜器便下落不明。这批出土的青铜器中的六件后被陕西省博物馆收藏，其中为2件鼎、2件簋、1件甗及1件盘。1972年，上康村再次掘得一尊会妘鼎。 这批铜器根据铭文所示，应为函皇父家族所有，其中除了有函皇父为其妻子所作的铜器外，还有函氏家族成员函交仲的铜器。 函氏铜器现今仅发现于此处，其它地区未见。其中函皇父之妻名为琱妘，说明函氏曾与琱氏联姻，虽然函氏之姓不甚明确，但也据“同姓不婚”的原则，函氏当非妘姓。根据扶风齐家村发现的琱氏窖藏推测，这两处今天相距不足2公里村落，在西周时的函氏与琱氏当有联姻之举。 关于1972年发现的会妘鼎，其中“会”即为“郐”，是西周册封的封国之一。另外，在《左传 成公八年》中有载： “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推测会妘可能为琱妘之媵，来自同姓的郐国。这一推测能合理的解释为何会妘之器出现于函皇父家族所属的窖藏之中，会妘鼎很可能是同为妘姓的会氏在琱妘出嫁时一同陪嫁的媵妻之物。 虽然上康村这两次的窖藏铜器的大多数并未存留至今，但根据传说中出土百余件来数量来看，函皇父应是西周王朝重要的公卿之一，地位应当较高。郭沫若先生曾认为，函皇父可能就是《诗经 大雅 常武》以及《诗经 小雅 十月之交》中处于西周末期厉、宣时代的皇甫。 图62-64：陕西历史博物馆：函皇父鼎
通过对各处不同窖藏中铜器时代的划分，以及所处不同居地的家族，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的一些社会及政治变化。 通过1960年齐家窖藏出土中氏铜器可以看出，中氏是从同氏中分出的小宗，其分出的时间大概在厉宣之时，没有见到更的中氏铜器。同氏的铜器，尚未在周原遗址内发现，因此，中氏很可能是从同氏中分出之后才开始到周原定居的。而上康村发现的函氏窖藏，虽然至今我们对函氏之姓不甚清晰，但是我至今也未见到比函皇父窖藏年代更早的函氏铜器，而通过对铜器的年代推断，函氏出现的年代也应在宣王之时。 此外，还有一些世族在年代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他们并不是居住在周原遗址之内，大致在西周晚期才迁居于此： 琱氏出现的年代大约在恭王之时，但周原发现的琱氏窖藏却主要是西周晚期所铸，所以周原琱氏应当是在厉宣时期迁居周原； 散氏则是更为长久的一个族氏，它的铜器在西周的早、中期均有发现，但出土地点不详，一般认为散氏的封邑当在今天的宝鸡以东、凤翔一带，因此发现在召陈附近的这支散氏成员也是西周晚期迁居于此； 华氏是在师华父以后分出的，因此华氏出现的年代大约在夷厉时期，但华氏开始到周原居住的时间似乎要比这更晚，窖藏中只有克和梁期两代人的铜器，推测华氏开始在周原居住的时间大约应在宣王时期。 图65：周原青铜窖藏及建筑遗址分布图
通过以上种种时代分析，可以看到很多周原窖藏家族均在厉王前后时代有过一次重大的变化：在西周早中期，周原遗址曾居住着很多累世之家，但其中一部分家族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却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在此生活、并将铜器埋入地下。在宣王即位以后，周原生活的世家大族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那些旧有大族已经不见，新兴世族则开始显现，它们中即有一些是从大宗中分化而出的小宗，也有一些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世族。 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如果与史料相联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厉王奔彘”“国人暴动”的事件。通过对不同窖藏的时代划分，可以大致认为1976年发现的庄白一号窖藏，即微氏家族与1974年强家发现的“师”氏窖藏，他们的消失很可能与厉王事件有关，此外，其它多达8个窖藏所代表的8个家族却同时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则很可能是宣王复辟之后新兴的王室公卿，随后，在宣王后的幽王末期，这些新兴的家族则遭受到犬戎入侵影响而再次消失。 关于“厉王奔彘”“国人暴动”事件的实质，近年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其实质上是厉王与贵族（尤其是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的世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国人不过是大族操控的工具。周原遗址窖藏铜器年代“两段式”的出现 ，正是贵族家族变迁与厉王奔彘事件的体现。 与此同时，这种政治变化也能够通过其它方面来显现，其中比较明显的是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变化。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周原遗址的手工业生产应与贵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原遗址目前经过大规模发现掘的三个手工业作坊遗址都在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发生过重要变化，例如齐制玦作坊的产品原料发生了重要变化、李家铸铜遗址的产品种类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云塘制骨作坊则逐渐停止了生产。 图66
敬请期待：《周原铸史》第九集：青铜窖藏之庄白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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