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陶叔
发布 | 陶然纪(ID:taoranji2022)
9月9日
既是教员逝世的纪念日
又是他领导秋收起义
开始指挥枪杆子的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重发此文
献上我们最深的怀念
★★★
1927年8月,毛泽东秘密回到湖南,准备发动秋收起义。这时的毛泽东,为党工作已经整整6年,从事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却唯独没搞过军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接触过军队,辛亥革命时他参加湘军,当了半年的大头兵。靠吃的那点军粮,当然弄不明白怎么打仗。所以,毛泽东对军事妥妥是菜鸟一枚。可仅仅过了8年,菜鸟却成了全党唯一的希望,在赤水河畔打出封神之战,成了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这一切的转变,太过迅猛,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但是我们学习教员,就要把这些不可思议背后的必然性找出来。
陶叔认为,从菜鸟到军神的飞升,是因为毛泽东的思维方法太过厉害。
这篇文章就来做一个梳理。
最初安排教员领军,并不是真要他带着队伍冲锋,而是让他把握政治方向,真正负责打仗的另有其人。中央安排的起义队伍,除了工人农民组成的纠察队和义勇队,还有一支正规军——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些队伍共同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总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师长是同期的余洒度,另外核心骨干陈浩、伍中豪、张宗逊、陈伯均等也是黄埔出身,共有黄埔生23人。可以看出,虽然比不上南昌起义时把大半个家底都押上的豪华阵容,秋收起义队伍里也是有着不少军事人才的。接连吃败仗,不仅没实现预定的打长沙目标,在退往井冈山路上还遭遇突袭,总指挥卢德铭因此牺牲。胜败乃兵家常事,更可怕的是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卢德铭牺牲以后,本应由师长余洒度指挥,但此人不服毛泽东和前委的领导,后来还带着一名黄埔生脱队,一走了之。接替余洒度的是陈浩。他更是离离原上谱,和另两名黄埔生密谋带兵投敌。幸亏及时察觉,毛泽东果断下令,枪决了这三名叛徒。等到好不容易把部队拉上井冈山,已经由原来的五千锐减到不足千人,黄埔生则已折损10名。这像极了刚创业的老板,看好了某个业务,自己不懂专业,攒了个队伍就开干。项目干砸好几个,骨干还跑了不少。此时只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收摊,及时止损;要么老板亲自下场,带着员工硬扛。第一个坑,是老板本身懂专业,陷到技术细节里去。对谁都不满意,只能自己盯着干。这样的老板不是老板,不过一个工头而已。第二个坑,是老板非本专业,觉得自己该懂点专业。于是从最基础学起,成功把员工学成师父。这样的老板也不是老板,只是一个好学生。毛泽东非军事专业,踩不上第一个坑,但他也不会踩第二个坑。他要亲自抓军事,但是抓的层次与别人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段对话。对话的双方是刘邦与韩信。韩信说:“你最多能带10万。过了这个数,肯定出事。”韩信说:“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刘邦啐了他一口:“特么你都这个孙子样了,还搁这吹NB呢!”对了,忘了交待一下,这段对话发生在刘邦怀疑韩信要造反,亲自设局把他从封地绑票回长安的路上。韩信嘿嘿一笑:“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虽然不善带兵,却善于带将,要不我也就不会被你抓住了。”(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这段话里,大将军韩信就把军事上的层次之分说得很明白。军事专业人才,他们的层次是带好兵,搞好打仗的技术层面的事。而在这上,需要有人带好将。之前秋收起义队伍接连吃败仗,就是因为带将的工作没抓好。他用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组织下沉到最基层,支部建在连上,各级都有党代表。这个办法不新鲜,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但是后来党代表带头跑,只剩下一个团级指导员陈毅。所以,要跟另一个办法一起用才更配哦。那就是军内民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长不准打骂士兵;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官长,还能管到部队的钱袋子。这是人类军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历来军头喝兵血、打骂士兵都是天经地义。这里翻了天,让士兵组团来监督官长了。这一条让习惯了作威作福的旧军官受不了,纷纷离队。也正是这一条让士兵心情大好,铁了心跟着毛委员干。此后,井冈山上虽然偶有脱队的个人,却再也没有谁能把整支队伍带走。新型人民军队从此起步。军队不怕打败仗,只要能获得充足的补充,恢复力量,总有翻本的一天。关键是力量从何而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带着答案上的山。他之所以要搞农民运动,就是认准了中国革命必须从农民中获得力量。而要让农民心甘情愿拥护共产党,送子弟加入人民军队,就必须“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工作谁来做呢?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担起来,军队打到哪里就要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搞根据地建设。这又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创新,军队从来只管打仗,哪里还操那么多心。陈浩带领队伍打下了茶陵县城,他就不想干这些,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还是想不通要投敌,最后落个被枪毙的下场。这是毛泽东铁了心要干的!也是他的思维方法最厉害的地方,后面再详讲。之前两件事,可以看出明显的政治领军的味道。而军队的根本还是要打胜仗,这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问题。第一条,打仗跟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亏本不干。因此,选择目标就得欺软怕硬,有把握打得过再下死手。要向井冈山以前的山大王朱聋子学习,他的经验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抓了三件大事,之后的买卖就赚多赔少,根据地越打越大,队伍人数越打越多,井冈山这支老是冒绿光的股票停止探底,掉头向上。1928年4月,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会师。好在朱老总是个忠厚人。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与根据地建设,他没有意见。本来就是共产党的队伍,按党的要求做就是。不说他从1909年考进云军陆南讲武堂,至此时已经有20年的军旅资历,单凭他保存南昌起义革命火种,转战数省刷出来的威望值,朱德要是想法不同,毛泽东还真不一定按得住。做足了思想准备,听到朱德的答案时,毛泽东依然惊讶不已。原来朱德本就是游击战的高手,早在蔡锷手下当营长奉命剿匪时,他就悟出了游击战的心法。而带领红军辗转数省的实战,更让他坚信该战法的有效。从1928年会师,到1931年打破第三次“围剿”,朱毛紧密配合,仗打得顺手,战略战术也终于成熟。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回顾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第一条,选择弱敌,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绝对优势,打歼灭战。第二条,对待强敌,就通过运动战进行调动。当敌人露出破绽后,再按照第一条执行。其实就是原来的“打圈儿”,不过此时打的圈要大得多,甚至要打上千里。既然战法已经成熟,红军从此就应该是无往而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了。但我们知道实际上历史并不是这个走向,原因是什么呢?第三次反“围剿”以后,毛泽东有很长时间失去了军队指挥权,红军逐渐放弃了这套战法。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在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指挥下,红军跟敌人硬碰硬进行阵地拼杀,连战连败,最终丢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而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出山,“四渡赤水出奇兵”,成功甩掉敌人逃出生天,靠的还是运动战打大圈。既然正确,为什么放弃?就算毛泽东靠边站了,跟他一起创造并实践这套战法的战友们为什么也没有坚持?这些优秀将领,一方面是作为军人被动服从,另一方面是有一种认知让他们主动接受。这种认知是:存在一种飘洋过海而来的战法,这套战法与我们自创的不能说毫不相关吧,也可以说是一点边都沾不上。不能苛责当时的人们,在旧中国长期落后的环境下,“土”的不如“洋”的香,早已是普遍共识。这种认知引导他们,对带着“苏联经验”光环的李德战法认真领会执行,直到最后发现啥也不是,但为时已晚。他从不轻信外来和尚念的经能高到哪里去,他只相信从实践中得出的东西。如果跟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不一致,再强调苏联经验,他也不认。很显然毛泽东是对的。那又为什么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刚愎自用”,只不过让他撞上了?科学如何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旦被证明是科学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推翻的,只会以它为基础继续发展。有人就要大声质问了,牛顿力学是科学,它后来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推翻了呀。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从来没有“推翻”牛顿力学,而是对它的基本原理在不同尺度下的发展。在极大的宇宙尺度下,发展出相对论;在极小的微观尺度下,发展出量子力学。在常规尺度下,牛顿力学依然适用。三者原理相通,形式不同而已,何来“推翻”呢?同样的,要打胜仗,核心原理是要取得对敌的战力优势,这是科学结论,永远不会错。等到了我强敌弱,就像解放战争后期,那还运动个鬼啊,直接“大炮开兮轰他娘”,猛推阵地战,效率多高啊,五万头猪三天就能抓完。然而李德照搬苏军经验,大人衣服小孩穿,完全乱套,能不失败吗?毛泽东用兵如神,真正神在他找准了战争的核心原理,更可贵的是他能把正确的认知坚持下来。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觉得好东西必须跟小伙伴们分享。他对自己的思维方法进行了总结,就是4个字:所谓实事求是,既是实践出真知,更要守住真知、发展真知。实事求是只是毛泽东思维方法中的一种,他还有更厉害的。正是这种思维方法产生了根据地建设的创举,但是它的威力却被忽视,甚至包括那些渴望在战场上战胜他的人。1939年,国共已经再次合作,承担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受命开展一项奇怪的任务:给国民党军传授游击战。这是毛泽东主动向蒋介石提出的建议,以游击战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缓解国军节节败退的局面。正愁找不着对你们游击战的破解办法呢,你们主动来教,学会以后就不怕了。等到游击干部训练班开课,这帮国民党的军官却傻眼了:课程设置里除了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外,还有几乎一半的政治教育,讲中共的群众工作搞法,动员老百姓,组织基层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一直盯着讲课内容的蒋介石亲信汤恩伯勃然大怒,找叶剑英大吵一架:退!退!退!后来,虽然政治教育课照开,但是学生们私下都被严格要求绝不能被中共“蛊惑”。训练班结束后,国民党军派出大量部队,效仿八路军深入敌后,试图建立游击区。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有近60个师,加上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但这些部队没过两三年就陆续失败。有的越打越少散架了,有的被日寇包围后投降成了伪军,有的专心跟中共搞摩擦被消灭。到1943年总共就剩下2、3万人。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把游击战与群众工作割裂开,但它们是拆不得的。游击战不是军队单独就能完成的战法。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战损得不到补充,敌人来了没人报信,躲到山里就有带路党要馋你的身子换金条……而要得到老百姓支持,就必须为他们谋利益,这是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要让老百姓有能力支持,就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基层政权建设的必要性。游击战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系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充分运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战争,是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决定因素。作为原本的军事外行,毛泽东能够领悟出人民战争的真谛,在于他是以政治家的眼界来思考军事问题。加上政治这个维度后,从高维看低维,战争的面貌变得更全面、立体。然而并非所有政治家都能同时成为军事家,毛泽东成为军神的秘密在于他的思维方法是“系统性思维”。我们都明白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不过有的人只能看到简单的、机械的联系。就好比小孩搭积木,许多的积木搭成房子,搭成汽车,相互之间存在联系,并靠这种联系组成一个结构。如果把它们拆开,虽然联系断了,并不影响它们各自单独存在。但是事物之间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联系,存在这种联系的事物会受对方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叫做“反馈”。比如大脑与手之间的联系,大脑发出信号驱使手做各种动作,而手将触觉信息反馈给大脑,供其判断并做出调整。事物之间以反馈联系而形成结构,就叫做“系统”。属于系统的各部分是不能脱离于系统存在的,因为反馈机制被破坏,系统也就失效了。系统性思维就是能够发现、建立、优化反馈机制的思维方法。系统性思维的科学依据是“系统论”,由理论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于1932年创立。这一年,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正在探索建立由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组成的系统。系统论与信息论、控制论一起被称为“三论”,是现代科学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当时不可能了解到世界最新的理论科学进展,但他却早已在实践系统性思维的科学方法。毛泽东慧眼独到发现了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之间的反馈关系,又将他们组织起来,建成一个精密高效又威力无比的战争系统。国民党反动派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这个系统,把复杂的、有机的联系当作简单的、机械的组合,刁蛮任性把“游击战”这只手从人民战争的躯体上砍下来,成了杨过的断手,能有用才见鬼了。毛泽东曾经说过,他的战略战术无密可保,甚至他还主动教给敌人。你们只管学,要学就得学全套,不学全学不会,学会就成了共产党,一起为人民服务!这是在拥有思维层面的绝对优势,俯视那些营营苟苟的小心思时,自然而生的霸气。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不久,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发出感叹:毛泽东的“独立意见”从何而来?就来自实事求是与系统性思维。他的思维方法太过厉害,让他从军事菜鸟一跃而成军神,更使得他带领党走向独立自主,并最终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世界剧烈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错综复杂一团乱麻。面对复杂的世界,很多人无所适从,既不能理解也无法破解。系统性思维让你既看到整体,又看到部分,更能看到事物之间的反馈关系,其中就藏着破题的线索。实事求是让你从实践中获得信心,用实践得出的真知判断花样百出的新思路,合则用,不合则弃。不犹豫,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