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末政治制度变革的时代背景 我谈了殷朝末期的政治体制变革,这个政治体制变革,无非是人帝要摆脱天帝的控制,建立“人帝至尊”,树立人帝对人间的直接统治权。 从殷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帝”或“上帝”是殷朝时期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及人间的一切活动,都接受着上帝意志的支配。而所谓的上帝意志,则是通过“卜筮上帝同不同意、”获取。而掌握“卜筮”的,是卜、史、巫、祝一类的文化官。这些文化官,做的就是沟通人神的工作。人间诸事,如下不下雨、农业收成好不还、征伐之战会不会得到上帝的保佑、筑城的事,都用通过“卜筮”询问上帝,上帝不同意,殷帝也不能做。所以殷帝实际也是天帝的奴仆。 问题在于,“卜筮”反映出来的上帝旨意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殷帝也不知道,因为“卜筮”结果的解释权,在文化官手中,下帝不是服从于上帝,更多地是服从于文化官。这就是“上帝”和“下帝”政治体制的漏洞所在。对这个政治制度的体系漏洞,最先觉察的应该是殷帝。随着人民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渐深刻,被统治者也会洞穿这个游戏。殷朝的天命观,特别是最高神上帝,已经对奴隶们没有震慑力了。奴隶学会了逃亡和反抗。 朴素的唯物主义“五行”思想,在殷朝末年已经形成,殷朝要维系其氏族统治,就得变革 《尚书大传》记载了一个事实。周武王伐纣到达殷都的郊邑的时候,士兵们欢呼道:“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努力呀不要懈怠,水火金木是老百姓赖以生活的东西,土为万物所出生,为老百姓所使用”。 这个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在殷末老百姓已经有了“水火金木土是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元素”。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五行”说。这种思想的流传,应该具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思想的出现,就说明至少在殷朝末年人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生活与天帝无关,人们就已经不相信天帝了。 《尚书大传》是对《尚书》的解释。旧说是西汉伏生(伏胜)所撰,可能是伏生的弟子记录的伏生关于《尚书》解读的言论。 早期“五行”一词,见于《尚书.夏书.甘誓》。在当今考古出土的楚简中,也见“五行”。《甘誓》中的“五行”,即言有扈氏不遵守洪范之道。楚简之“五行”,指五种德行。 “五行”,在先秦不代表“天道”,而是“地道”。在先秦,地道数五、天道数六。《易经系传》说“大明终始,六位时威,时乘六龙以御天”,这就是对“天道六”的明确表述。中医“五脏六腑”,就是以藏象地、以腑象天。 “五行”之说,原本没有“相胜”“相克”的含义。在春秋时期,有“五行必有胜”的观点。墨家提出“五行毋常胜”(交相胜)。邹衍提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宋金以后,五运说被逐出了儒家政治学说而存在于中医及易学占、堪舆学之中。 殷人的政治学说集成:洪范九畴,核心在“建用皇极”,帝王集权 洪范九畴,出自《尚书.洪范》。洪范九畴,是天地法则,安邦治国大法。在分析了殷末形势,就明白了政治体制变革的必要,也就理解了帝武乙的“射天”,也理解了帝辛的“四罪”。都是君权要挣脱上帝的束缚的变革举措。再读《尚书.周书.洪范》,就不会认为《洪范》是伪作了。只有经过了政治变革的殷人,才能总结出“洪范九畴”。箕子,正好具有这个资格,所以武王才会问政于箕子。正是因为武王问政,箕子提出了“洪范九畴”。所以“洪范九畴”,是殷朝贵族总结出来的殷朝的统治经验。“洪范九畴”的基本思想,就是“五行”,经验总结呈“九宫格”布局,以五为中。九畴,前四畴和后四畴,都是为中(五)畴服务的。 从帝武乙→帝文丁→帝乙→帝辛,特别是帝辛,要达成的目的就是摆脱天帝的束缚,建立人帝至尊的政治格局,人帝至尊,就是“建用皇极”,达到号令自人帝出,一切权力归帝王。这实际就是在秦始皇时代才建立的“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在周朝同样没能建立起来。其中原因,就是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五帝到夏商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国家权力在氏国;秦朝及秦朝后,实行的是郡县制,国家权力在中央。 黄饮冰20240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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