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特务组织的演变(李安庆)

中国抗日战争中，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和平运动”及其伪政权，除了靠日军的刺刀保护以外，作为它本身的重要支柱，就是汪伪特务组织。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它追随日本侵略者，甘当鹰犬，破坏抗战，残害人民，干了无数罪恶勾当，它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危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最肮脏、最黑暗的一页。

一、特工总部

“特工总部”的全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指挥部”。“特工总部”于1939年9月初在上海成立。因为所在地是上海市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七十六号，故又称“七十六号”。它比汪伪政权成立得要早，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时，它已经发展为一个完备的庞大的特务机构。

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上海。日本侵略者为了扫清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决心建立一支汉奸特工队伍，作为扑灭全国和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按照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意见，最好拉出国民党的特务干部来主持。事实上也是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方面的投敌分子，在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原国民党特务，先后投入了这个特工队伍。

“特工总部”的主任委员是丁默邨、副主任委员是李士群。丁默邨、李士群原系国民党“中统”特务。丁在1934年曾任陈立夫主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工总指挥部下第三处处长，与第一处处长徐恩曾和第二处处长戴笠地位相差无几。抗战前他曾在上海主持编辑出版《社会新闻》杂志，进行反对共产党的罪恶活动。而李士群是奉命“潜伏”在南京的少校特务。据说，李士群在川岛芳子引诱下，投靠日本侵略者，从汉口到上海，被介绍给日本的“梅机关”领导人晴气庆胤和日军沪西宪兵队长，任该队侦缉队长。丁默邨是由李士群拉来的。李、丁于1938年先后在上海拉起了特工队伍。李士群最早拉拢在上海的杨杰、唐惠民、余百鲁、夏仲明、马啸天、黄敬斋、张鲁、吴四保等十人结为把兄弟。其后有王天木、陈恭澍、陈明楚、贺行健、刘少奎、李国华、苏成德、胡均鹤、鲍君甫等人先后进入“特工总部”。如苏成德是在1939年9月出卖了“中统”东南督导区全部组织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胡均鹤就是被苏成德出卖后投敌的。可以说，他们多数是“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人员。它们上有日军土肥原特务机关指挥（1939年3月“土肥原机关”撤销，这个组织由晴气庆胤负责，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8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来指挥）。下面依靠上海沪西地区大流氓吴四保、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包探长、流氓头子陆连奎，及以潘达为首的在公共租界当特别巡捕的“十弟兄”（如戴昌龄、宋源、孙照北、陈中芳等人），收罗了一批亡命之徒、地痞流氓。此时“特工总部”有了一定发展，在上海的原国民党特务、党棍、恶霸、马路政客、失意军人、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纷沓而来。

1939年4、5月，周佛海、汪精卫先后到上海。在日军的撮合下，丁、李与汪精卫集团合流。汪精卫、周佛海以及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全国人民面前装出一副“独立”的姿态，不要日本宪兵的保护，由丁、李负责全部警卫工作。

“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组织机构，从1939年8月汪伪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至1940年3月底汪精卫“还都”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几经变动，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特工总部”刚成立时，组织机构还比较简单，正副主任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之下，设有主任秘书、秘书、外事秘书、会计主任以及总务科、交际科、警卫大队、三个行动大队、租界警卫队、直属行动组等。没多久，就增加了三个委员会，即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和抚恤委员会。到1939年9月，又进一步调整为四个厅，分别由王天木、林之江、何天风、苏成德任厅长。随后，又将各委员会与各厅取消，改为四处四室。1940年3月底，汪精卫“还都”南京粉墨登场时，“特工总部”的规模已相当大了。具有八处四室了，八处则为第一处、第二处、第三处、第四处、机要处、总务处、电务处、情报处；四室则为督察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随着组织机构的扩大，其行动实力大大增强，共分二支：一支为“行动总队”，另一支为“警卫总队”。

在汪伪政权成立前，“特工总部”的活动范围，伸向其他沦陷区，已在杭州、南京、蚌埠等以及沪杭、沪宁、津浦路南段各铁路线设立“区”和“站”。如“特工总部南京区”在南京颐和路二十一号，又对“南京区”称“二十一号”；“镇江站”是在镇江正东路九十四号，又称“镇江站”为“九十四号”。它们采用勾结、收买、敲诈、离间、明捕、暗绑、酷刑、投递恐吓信件、安置爆炸物，以及实行暗杀等各种手段，拉拢和发展汉奸势力，破坏抗日组织，镇压抗日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特别是设在上海的“特工总部”，它们公开抢劫绑票，包庇赌场、舞场、球场，抢劫汽车……因此人们称“特工总部”所在地区为“歹土”。“特工总部”院内设有各种刑具，以及地牢、水牢等牢房，只要抓进“特工总部”，就难于出来，所以人们把“特工总部”比做“魔窟”。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为了搬用蒋介石搞特工的做法，由最高机构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伪中央特务委员会来领导特工机构，由周佛海自兼主任委员。周佛海极力想控制这支特工队伍，但被架空，全部特工力量都在其下属的汪伪“特工总部”掌握之中。为了加强特务机构，又把特务和警察结合起来，在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机构下设警政部，也是伪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佛海兼任部长，李士群为副部长。由于丁默邨、李士群二人相互倾轧，丁默邨被李士群有计划地挤出“特工总部”，而担任汪伪国民政府社会福利部部长，其实社会福利部在汪伪时期也是一个变相的特务机构。这样，李士群就当上了“特工总部”主任委员，至此，“七十六号”特务势力遂完全为李士群一手掌握。

1940年4月，汪伪政权推行“中储券”，当时上海租界内曾拒绝使用，在市面流通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钞票，以交通银行抗拒为严厉。“七十六号”出动一批特务在一个夜晚到了交通银行宿舍，把已经入睡的该行职员拉起来，集体枪杀了十余人；因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论抨击了“中储券”，又以同样方式杀死了《大公报》工作人员。银行、报社惨案连接发生，全上海舆论哗然，“七十六号”声名狼藉。

1941年夏，日、汪协议成立清乡委员会时，李士群不仅掌握上海“特工总部”全部特务，还收罗了句容方面军统游击队长（即忠义救国军）张瑞京，宁波方面军统游击队长谢文达，当上了“苏浙皖赣四省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士群以特务、武装为资本，当上了执掌“清乡”实权的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随着反共反人民“清乡”的开展，李士群不但把“七十六号”势力扩展到浙江、苏北、安徽等地，他还当上了汪伪统治中心的江苏省省长。由于日伪的“清乡”是依靠特务势力，“七十六号”的特工势力在汪伪政权管辖区内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成为汪伪政权中一股最凶恶的势力。

李士群利用在“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中，低进高出，大发横财。1942年6 月25日，上海、南京等地禁止法币，李士群借口以情况特殊，电请汪伪中央，将苏州“清乡”地区以及镇江等地，酌量当地情况分别延长到7月15日和8月1日。仅苏州“清乡”地区，李士群就赚得“中储券”2000万元，其中500万分给了汪精卫了事。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所以能在市面上流通，除了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还依仗着“七十六号”遍及各地的特务统治。

其次，“七十六号”还为日军搜刮沦陷区人民物资等罪恶活动卖力。日军利用日益成灾的“中储券”，通过“七十六号”在各地的“区”和“站”的协助下，由粮食、棉花、食油等统制委员会，拼命搜刮苏南、杭嘉湖、芜湖等地的大米，以及苏淮区小麦、江苏棉花、浙东盐场的食盐等等。从1942年起，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就地取粮”，并大量掠夺华中粮食运往日本，多数是用“中储券”来“购买”，在特务“协助”下完成的。

1941年8月，由于群丑争权夺利，李士群和周佛海、丁默邨之间，以及李士群和苏成德之间矛盾激化，警政部被撤销，而另外设立汪伪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由李士群任部长，“七十六号”全部特务仍为其一手掌握。

调查统计部设在南京，李士群经常活动在上海、南京间。调查统计部是对外公开的政府机构，部下设四个厅，厅长由“特工总部”的四个厅长兼任。该部形同虚设，实际上工作由“特工总部”来搞。该部掌握的几个特工区和无线电台、感化院、政治保卫学校等单位，也是“特工总部”原有的单位。这时有五个区：上海实验区，辖上海市包括浦东各县；江苏实验区，辖江苏各县；杭州区，辖嘉兴、诸暨等县；南京区，辖南京市、句容、六合等县和安徽的蚌埠、芜湖等地；广州曾设区，因工作不能展开而撤销。上海区长万里浪、江苏区长胡均鹤、南京区长马啸天、杭州区长谢文潮、汉口区长姚筠、无线电总台长晋辉。

李土群自恃有日本主子为其撑腰，对建立汪伪政权有功，一手统辖汪伪政权管区内特务工作，还握有“清乡”大权，不可一世了。李士群在汪伪内部，到处树敌，成为众矢之的。就连汪精卫本人也觉得难于掌握，就是在日本主子眼里，他也是一个势力过大、不易驾驭的走狗，大有尾大不掉之感。日本军部先在1943年夏初，由林柏生为首组织七人组成一个“政治委员会”，隶属于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会。这个“政治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付李士群，对外要求绝对保密。由林柏生兼主任委员，实际上是汪伪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黄自强负责，代号用“成和通运公司”，下面设一个“政治局”，由苏成德担任主任，代号用“东方杂志通讯社”。这是负责具体行动和准备接收李士群的特务组织的班子。

过了二三个月，1943年9月8日李士群被上海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设计毒毙了。

二、政治保卫局

李士群被毒毙后，1943年10月29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撤销调查统计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黄自强为政治部部长，杨振宇（杨揆一的胞弟）为副部长。政治部下设情报局和政治保卫局。情报局的人事，大都是黄自强的黄埔同学或亲信，正副局长都是不懂搞情报工作的外行。实际工作都是政治保卫局搞的。

“政治保卫局”则由原“特工总部”的6000多人经审核后留下3000多人组成。正副局长则由“特工总部”的实力派万里浪、胡均鹤担任。“政治保卫局”下又设第一、第二两局，下设分局、支局、县组。第一局局长由万里浪兼，辖上海分局和杭州分局。第二局局长由胡均鹤兼，辖苏州分局、扬州分局、芜湖分局和蚌埠分局。而南京市分局直属政治部，分局长为晋辉兼。汉口分局直属政治保卫局。

“政治保卫局”成立后，万里浪、胡均鹤将局本部设在南京灵隐路八号，作为汪伪特务实际行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以代替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原“七十六号”则为上海分局。而“七十六号”所辖各区、站，则归入“政治保卫局”的分局、支局。

三、政治保卫部

1944年11月，汪精卫毙命于日本，引起了汪伪政权的大改组。

汪精卫生前特别指定由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仅代理行政院院长一职。除伪行政院院长一职由周佛海升任外，陈公博几乎囊括了所有党、政、军的头号伪职。

陈公博就任伪代主席后，也将手伸向特工组织。而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部长黄自强并非陈公博亲信，在“政治部”内，黄自强又不断受到“政治保卫局”的万里浪、胡均鹤的挤轧。在内外攻迫之下，黄自强不得不向陈公博提出辞职。陈公博立即批准。并于1945年1月，将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伪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署，后又改名为“政治保卫部”，由陈公博自兼“总监”，丁默邨、周学昌为副总监。不久周学昌辞职，由万里浪任秘书长，胡均鹤任副秘书长。

陈公博尽管将特工组织抓到手，但这时日本军部已濒临投降前夕，也很少过问，伪特工势力已是气息奄奄，仅时隔七个多月，就随南京傀儡政权的覆亡而停锣息鼓地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