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门：中轴线上的“遗落明珠”

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如同古都之脊，串联起众多门式建筑。它们排列有序，形制各异，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魅力。其中有一座城门，虽不为人所熟知，却有着极高的建筑规格，那就是端门。

明清两代的皇家仓库

端门位于天安门与午门之间，其建筑规模、风格与天安门基本相同。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顶样式，上覆黄琉璃瓦。东西侧连接朝房，是中轴线上唯一一座两侧没有与城墙连接的城门。

明代南京故宫即有端门的建制，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明成祖营建北京宫殿，亦保留端门。永乐十八年（1420），端门与紫禁城一同修建完成。清承明制，于康熙六年（1667）重建端门。据清《国朝宫史》记载：“天安门其北相直榜为端门，康熙六年重建，制与天安门同。南立华表二，左右两庑各二十二楹。”

绛色缎金银丝绣花叶纹御用撒袋之弓囊、箭囊、绦袋 故宫博物院藏

看似没有存在感的端门，实为“天子五门”之一，是等级和礼仪的象征。乾隆帝曾因端门等处唾沫痕迹甚多，处罚了一批侍卫，并申斥领侍卫内大臣和硕简亲王丰纳亨等“平日漫不经心”，“乾清门台阶及端门等处，理宜洁静，以昭慎重”，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根据《礼记注疏》记述，“天子五门”为皋、库、雉、应、路。紫禁城与之对应，从“皋门”天安门至“路门”乾清门的五道门中，端门是第二道“库门”，主要作为储藏军械、祭祀用品的库房。端门原由步军营看守，后因人手不足，于乾隆年间增加“下五旗护军参领一人、护军校二人、副护军校二人、护军十六人”看守，打扫工作仍令步军营管理。城楼内存储有军械，包括腰刀、撒袋、箭枝等，且需定期抖晾、查验。除军械外，部分祭祀用品也会在祭礼期间存放于端门，如皇帝祭天时，前三日由太常寺官员捧斋戒牌、铜人等物送至端门暂存。

此外，因端门两侧连接朝房，咸丰年间（1851—1861），内务府曾多次传令参与拣选的举人在规定日期赴端门外本部朝房听候拣选。举人拣选为落第举人补选知县、州同，规模较小、职官较低，且无定期和定额。因此，并未安排在乾清门等更为正式的场所。举人拣选虽在流程上没有形成定制，但明确了拣选查验条件，常于拣选前查覆“有无升迁、出差、告假、丁忧、终养、治丧、告病、除革、捐升、改捐”等事项，并提前梳理出身履历信息，即“旗分佐领、清汉、姓氏；亲年若干岁，是否七十、七十五以上，有无次丁在家侍奉；有无应行回避，是否原任或现任一二品大员子孙，及现任一二品大员兄弟”等。

皇子亲查军械失窃案

因端门存储大量军械，曾多次招致偷窃，嘉庆七年（1802）便发生了一桩“端门行窃大案”。犯人徐喜儿，大兴人，是正白旗汉军闲散包衣，曾在西华门内南花园当差，家住后门外水窖胡同。嘉庆五年（1800）十月，因误差被革退，后去南城做厨工，贪图路近，经常从阙门、长安门行走。经查，嘉庆七年（1802）七月初一日，徐喜儿趁太庙祭祀，由端门内西马道栅栏门缝钻入，偷出梅针箭2捆；十四日，趁四下无人，又偷出箭2捆。之后的一个月，先后3次偷盗箭600枝和腰刀10把，至八月十五日，徐喜儿再次行窃，偷得腰刀3把、箭2捆，被当场拿获。

此案因犯人胆敢于禁地之内，屡次白日偷窃官造军器，且一月内所失箭枝均未被查出，引起嘉庆帝震怒。其传谕留京王大臣永璇会同刑部严讯徐喜儿，并将端门该班及该犯经由门径的章京护军等人，按照被窃失察日期，分别革职枷号。最终，“此案犯人徐喜儿判斩立决，买赃之五人判枷号一个月及杖一百”，偷窃之日涉及官员、兵役人等分别处以枷号、杖责、鞭责、革职、赔偿等刑罚。

一桩涉案金额3000余文的盗窃案，因发生于端门禁地，前后共有60余人受罚，甚至牵连多位宗室、世袭佐领等。此案之后，又发生过几起盗窃案件。为更好地清查所存军械数量，同治年间（1862—1874）梳理了《端门楼收存军械章程》，希望建立收发印册和专司档案管理，然而却收效甚微。

端门与“八千麻袋”事件

端门与“八千麻袋”事件的源流关系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清帝被迫逊位。根据《清室优待条件》，逊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而象征国家政权的外朝部分，即乾清门以北区域收归北洋政府所有，端门也在其中。虽然改变了所有权，但它作为仓库的使用性质仍被延续下来。而在档案学史和明清档案研究中必然会提及的“八千麻袋”事件，也与端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4年，北洋政府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在国子监成立筹备处，存放于此的内阁档案自然成为藏品之一。这批内阁档案原藏于紫禁城内阁大库，共两部分：一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帝嗣位之际，醇亲王载沣因无法从内阁大库中查询到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档案，下令焚毁大库中“无用之旧档”。当时，共挑出乾隆朝至同治朝红本1.6万余捆，后经时任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和学部参事罗振玉的多重努力，才保留下来，置于国子监南学。二是因维修内阁大库迁至文华殿的档案。

1917年，因原有馆舍较为狭小，北洋政府教育部将筹备处迁至端门，内阁档案也随之移往。历史博物馆派人进行清理，将比较完整的档案存放于午门城楼上，其余则装进麻袋，存放于端门门洞之中，约8000麻袋。1921年，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历史博物馆资金短缺，各机关往往不能按时发薪，遂将存放于端门的8000麻袋档案，以4000大洋的价格出售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次年2月，罗振玉偶然在市肆中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认出是原内阁大库档案中的罕见史料。经与同懋增纸店交涉，以3倍的价格购回7000麻袋档案。此事传出，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这些档案历经多次转手，散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奉天图书馆等处。之后，史语所收拢仍属于历史博物馆的内阁档案，开展了初步整理工作。1936年，史语所迁往南京，共选取重要档案100箱一同迁移，几经周折，最后迁至台湾。而其余未运档案，则被集中存放于北海蚕坛和午门西翼楼。1937年北平沦陷后，约有5万斤共1700麻袋档案迁回端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组织人员进行整理，重新拣选出300余袋有价值的档案，其中包含明崇祯年间（1628—1644）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郑成功抗清的敕谕等。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被存放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经百余年风霜，几经政权更迭，端门依旧伫立在中轴线上，守望着紫禁城的人来人往。1999年，端门经修缮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如今，它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游览体验馆，成功将故宫这一历史悠久的建筑与文物宝库，提升为数字化的人类建筑艺术殿堂。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端门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