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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发现和传递不同的未来想象： 科幻译者、学者金雪妮访谈 王侃瑜 / 采访整理 （奥斯陆大学CoFUTURES项目组） 在中国科幻受到举世瞩目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中国科幻的中国性？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小生态圈如何运转？如何在不同密度的语言间进行翻译和转换？性别又如何影响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 带着这些问题，我于2023年春天前往美国采访中国科幻译者金雪妮（Emily Xueni Jin）[1]。她在2024年凭借译作《〈2181序曲〉再版导言》（原作：顾适）成为第一位入围雨果奖的中国译者。同时，她还在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攻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科幻。此外，她在澎湃旗下的英语线上刊物《第六声》（Sixth Tone）开设专栏介绍中国科幻。她将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互相结合，寻求中国性与全球化之间的平衡，在科幻这个场域中探索如何抵达更广阔和丰富的未来。 ”  金雪妮 王侃瑜：你是如何走上科幻翻译道路的？ 金雪妮：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个是科幻，另一个是翻译。关于科幻这一部分，我从小就是科幻迷，这个爱好一直持续至今，科幻与奇幻文学都是我最喜欢的文学类型。至于翻译方面，我小时候跟随母亲在国外生活，常常往返于两个国家，因此我从小在双语环境中成长，甚至最早学习的语言是英语，后来才回到中文世界中学习认字和写作。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就已经接受自己是双语者的设定，使得翻译对我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英文思维和中文思维是有区别的，在沟通和展示自我时也有细微的差异。此外，在与人交流时，我发现自己从小就需要担当口译者的角色，不断地把两种文化中的流行文化和概念转译给新环境中的朋友们。因此，翻译不仅仅是我的职业选择，也是我的人格塑造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接受自己存在于双语之间的分裂状态，不必融合，而是不断地在两者之间进行转译。 至于我如何在狭义上成为科幻译者，这要追溯到2017年春天。当时我刚从波士顿郊区的韦尔斯利学院本科毕业，主修比较文学和心理学。当时，我的导师是著名的科幻研究者宋明炜老师。在我毕业前的一个学期，宋老师开设了一门中国科幻研究的大讨论课，并邀请了科幻作家刘宇昆（Ken Liu）举办讲座。宋老师了解我对科幻和翻译的兴趣，而我也仰慕刘宇昆老师多年，早在2011年就开始阅读他的短篇作品。宋老师介绍我与刘宇昆老师认识，在之后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彼此的兴趣和理念非常契合。在我毕业回国后的间隔年期间，刘宇昆老师成为了我的导师，正式带领我进行中译英的翻译训练。通过他的指导，我开始在《克拉克世界》（Clarkesworld）杂志上发表译作。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与刘宇昆老师合译的夏笳的《心理游戏》。自那以后，我们又合作了几篇译作，后来他认为我已经具备独立翻译的能力，我便开始进行更多的个人翻译作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宋明炜老师和刘宇昆老师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另外，《克拉克世界》主编尼尔·克拉克（Neil Clarke）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克拉克世界》 王侃瑜：你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科幻相关的学术研究？你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什么？ 金雪妮：我是在2017年之后逐渐开始进行科幻学术研究的。尽管在大学期间我已经跟随宋明炜老师学习，但那时我并未完全意识到科幻作为研究对象是如此有趣——我更多将其视为个人爱好。然而，宋老师初次启发了我，让我意识到这项我原以为是小众爱好的兴趣，实际上可以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在申请博士学位时，我开始进行许多自我探索。尽管已经基本确定要读文学方面的博士学位，但我仍在探究如何切入科幻这一领域。我与科幻圈同仁一起工作的时候恰逢中国科幻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接触到了许多有趣的文本和作者，从而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此后，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丰富的实际从业经验，可以从翻译和科幻的第一线视角出发，结合这些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化研究。通过对翻译理论、世界文学理论以及双语、多语环境如何影响人类认知的探讨，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以中国科幻为出发点，探讨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形成机制，并进行历史性的比较。如研究科幻题材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当代科幻作品的外译现象。 其次，我对科幻如何影响认知，以及语言如何影响认知充满兴趣，特别是语言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研究相对理论化，因为我有一定的认知科学背景。 最后，我探讨了科技这一概念，在脱离我们所认为的西方当代科技后，是否存在其他探索和表达形式。这种探讨还涉及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如男权社会——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的表达方式。这些研究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环境困境，还提供了新的出路。 王侃瑜：你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科幻的专栏，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成果？ 金雪妮：这个专栏主要在《第六声》（Sixth Tone）上发表，目前已经有三篇文章发布，第四篇文章也将在近日发表。第一篇文章讨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即“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What is the Chinesenes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这个问题在各种会议和采访中多次被提及，令我感到厌倦，因此我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回应这一问题。  《第六声》（Sixth Tone） 在文章中，我首先质疑了这个问题的合理性：为什么中国科幻必须要具备“中国性”？什么才是所谓的“中国性”？对于这个问题，我提出了几点看法。 首先，中国的科幻文学在以英语为主导的主流市场中仍处于小众和弱势地位，因此强调其“中国性”是一件好事，它避免了强迫所有作品进行英语化书写。然而，当我们给作品贴上“中国性”标签时，往往会与东方主义和刻板印象相联系。这种标签可能会引导大多数英语读者产生误解，他们可能会将单一的作品视为中国的整体代表，忽视其虚构和想象的特质。 其次，在进行翻译和输出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读者群体，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出版环境。这些因素对读者的接受度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希望大家在中国性标签带来更多可见性的同时，也警惕其所带来的束缚。例如，作家是否需要迎合外国读者对中国性的预期，才能在英语世界中获得认可？为什么不能因为作品本身的优秀和普世价值，而不仅仅是因其文化代表性而被认可？ 通过这些文章，我希望能够引发对中国科幻标签化的深思，并鼓励更多人关注作品的内在质量和独特视角，而不仅仅是其文化标签。 王侃瑜：你参与编译了中国女性幻想选集《春天来临的方式》，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金雪妮：这个项目源于2019年3月。当时，我与侃瑜在纽约拜访托尔（Tor）出版社，在他们办公大楼下的一家早午餐餐厅，我们与编辑琳赛·霍尔（Lindsey Hall）和陈若熹（Ruoxi Chen）进行了交流，谈及是否有可能进行合作。彼时，刘宇昆主编的《碎星星》（Broken Stars）刚刚出版，我们去取书时，聊到了现有几本中国科幻选集大多由男性编者、学者和译者主导，主题多为汇集当前中国科幻作品进行输出，并且更具个人品位。 当时，我们在座的四位都是女性和酷儿群体，便思考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以更具主题性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科幻。重要的是，将目光从耳熟能详且多次被翻译输出的作家身上移开，展示中国科幻中并非仅由《三体》审美主导的多元性社群，尤其是优秀的女性和酷儿创作者。许多作品本身非常优秀，但由于所谓的不够“硬科幻”或作者本身是新人，未能引起主流关注；也有一些主流文学作家在作品中使用幻想元素，如何使这些作品得到充分展示也成为我们的目标。  《春天来临的方式》 这一构想到位后，我们迅速着手筹备，并邀请彼时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任职的编辑于晨老师与我们一起合作。我的角色类似于助理编辑，负责翻译部分的统筹，联系译者，挑选作品并匹配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中我发现，相较于传统的编辑分配方式——即被动接受所分配的文本——我们更希望强调译者与作者的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译者和作者共同创作作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和专长，所呈现出的是百花齐放的艺术品。因此，我们希望《春天来临的方式》能像是一场以春天为主题的展览，而非单一的理念灌输。 在翻译方面，我们进行了许多创新，我在书中除了翻译外还贡献了一篇自己的议论文。此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些作者和学者，主要是具有学术背景的作者和译者，撰写了有关中国科幻历史和翻译的小论文。比如，我的导师、耶鲁大学教授石静远也参与了这一项目，撰写了关于中国女性科幻的历史阐释。我和另一位译者王艺霖（Yilin Wang）分别讨论了翻译中的取舍斟酌，我主要从性别角度切入，艺霖则探讨了如何在英文和中文之间翻译非二元性别的代词问题。  王艺霖（Yilin Wang） 这本书最终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帮助许多人看到中国科幻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打破了对中国性的固有印象。人们通常将大国气韵与工业、科技、奇观联系在一起，并进而与硬科幻绑定，但这本书以一种与中国主流科幻截然不同的方式，使得中国女性和酷儿作者更加可见，并展示了科幻作品的多样性。书中不仅包含硬科幻作品，还涵盖了对生老病死的讨论、对神话的再书写、对古典文化的追寻，以及个人角色在社会中的状态描绘。这些内容呈现了多方面的思考，不仅是科幻，更像是中国几代女性对社会、文化的深思，具有强烈的当代性。 王侃瑜：当我向读者介绍《春天来临的方式》这本书时，经常被问到在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什么挑战。由于我并非真正的译者，我想向你请教，在中翻英的实践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挑战？ 金雪妮：这个问题非常适合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回答。在书中，我翻译了沈璎璎的《屠龙》，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这篇作品有一个背景设定——即云荒大陆的世界观——其中提到一种神话生物叫鲛人。鲛人其实出现在《搜神志》和《山海经》等古籍中，尽管它被描述为半人半鱼的存在，但其习性、历史等方面与西方的美人鱼有很大区别。 翻译《屠龙》的过程中，我为如何翻译“鲛人”这个词进行了不少思考。当初向英文编辑介绍这个故事时，我下意识地将其称作“美人鱼”，这样便于理解，但在翻译过程中，我深思为何会如此轻易地使用这一西方概念。这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在翻译涉及中国文化符号的内容时，我们很容易借用西方已知的概念来进行阐释，尤其是那些被迪士尼等流行文化塑造过的符号。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导致误解，还可能使中国文化符号被扁平化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以及“凤凰”与“phoenix”，它们在文化内涵和形象上有很大区别。同样，“鲛人”也不是“mermaid”。因此，在翻译《屠龙》时，我最终决定使用拼音“jiaoren”来保持其文化独特性。同时，为了让读者理解鲛人的概念，我与作者商量后，在文本中添加了许多关于这种生物的解释。  尽管如此，小说的标题还是被翻译成了“Dragonslaying”，这看似与我先前不希望混淆中西方文化符号的初衷有所矛盾。然而，这个选择其实与小说的主题和剧情发展紧密相关。故事中的屠龙少年最终变成恶龙，这又与某种西方式的宿命轮回感有着一致性。换句话说，虽然“Dragonslaying”这一标题有西方意味，但其背后蕴含的宿命与循环的主题却是普世且深刻的。因此，我在翻译《屠龙》时，既试图保存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要平衡和维护中西文化之间的微妙差异。 总体来说，这种翻译过程中需要平衡和取舍的挑战是最为困难的。一方面，我们希望避免使中国文化符号被西方的流行符号同化；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作者大多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的作品虽然富有中国色彩，但其内核可能是西方式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既要忠实于原文的文化背景，又要尊重作品的普世价值和多元性。 《屠龙》这篇作品不仅表现了轮回和因果的宿命感，还与尼采、爱伦·坡等西方思想家与作家的深刻人性探讨相呼应。尽管它的文化符号和人物构建深深扎根于东方神话背景，但其内核却有着世界性的悲剧色彩。如果将部分元素替换，这个故事也能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成为一篇优秀的作品。 综上所述，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在维护中国文化特质和尊重作品的多元性之间取得平衡，是让我感到最具挑战的部分。 王侃瑜：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关于如何处理中国幻想作品中独具中国特色文化元素的问题。我记得之前与一位科幻作者交流过，他居住在德国，想将德国的科幻小说翻译成中文。因为他翻译的德国作者在写作时大量引用典故，因此他在翻译过程中添加了许多注释。如果不进行注释，中文读者很难理解原作者在德语中传达的意义。然而，我们知道英文读者不太喜欢阅读带有大量注释的文本。在你提到的处理方式中，与作者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但如果无法与作者沟通，你会如何处理那些隐藏在每一个字词中的高密度文化内涵呢？ 金雪妮：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我可能会提出一些冒险性的观点。其中一个关键点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尤其是在大众心目中，如果译文不成功，译者往往会受到更多的指责，而原作者可能会被认为并无过错，人们会认为是译者破坏了原作的美好或是高估了原作的价值。因此，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被给予了过多的责任却拥有较少的自主权。 假设我是处理这样的文本，很难与原作者沟通的话，我会倾向于在文本中进行一些直接的改动，把自己当作编辑来处理这些内容，并与编辑意见进行协商，以呈现出最佳的阅读效果。当然，我很幸运，能够与很多合作作者进行直接交流，这使得翻译过程更像是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创作。在这种双向交流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因为这不仅是译者对文本进行调整，作者也会考虑译者的修改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也会被拓宽。 比如，我会与作者讨论哪些细节会引起文化误解，或者解释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有时候作者会同意我的修改建议，有时候他们则会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种互动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在权衡文字时的考虑。 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向成长的过程，译者和作者形成了一个小生态圈，互相影响、共同进步。遗憾的是，人们很少讨论这一点，大多数人认为原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两条不相交的线，认为作品出版后就与作者无关，译者仅需完成交稿即可。实际上，这更加像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双方在共同成长。 王侃瑜：在你的翻译实践中，你和作者的关系显然非常紧密。很多时候，这种合作可以被形容为精神的交融，译文就像是一个双方共同孕育的孩子一样，对吗？ 金雪妮：是的，确确实实。科幻作家余卓轩曾用“精神交媾”这个词来形容译者和作者间的这种关系，这确实十分贴切。尤其是在与双语作者合作时，更为明显。例如，我在翻译你的小说《冬日花园》时就有类似的体验。尽管《冬日花园》是我从头翻译的，但在翻译过程中有一段特别值得讨论。具体来说，接近结尾的部分，当两位女主角的叙述线汇合，来到冬日花园时，有一段景物描写。 在这段描述中，从进入房间的那一刻起，开始有了超现实的感觉，环境描写、花朵的形状等细节也在呼应两位女主角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纠葛。在这种抽象和具象交织的非现实场域中，我必须用英文文笔体现这种中文原文中突如其来的抽离感。这包括描写她们如何吃冰淇淋，如何一起行走，如何把围巾塞进衣领等细节，从这些触手可及、鲜活的细节，突然切换到了一个气氛迥异的世界。在此时，我需要通过译文传达出，两位主角不仅在物理意义上走进了一个公寓，更是在精神上走入了高潮场域。 在英文译文中，我需要进行相应的转译。我意识到，这种转换类似于进入一种高度同步的心境——就像是“精神交媾”时突然改变呼吸频率，从平稳呼吸至深度呼吸的那一刻。因此，在这段翻译中，我不仅需要捕捉文字层面的细节，还要理解并表达那种瞬间的转变。 这段翻译使我深刻感受到了文本、作者和我自己的紧密联系。我需要把这些多重感受全部摄入，再通过英文合理地表达出来。这种转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情感和氛围的再创作。而在此过程中，我并不是简单地将词汇一一对应，而是在用自己的理解与创意进行再创造。  王侃瑜：在翻译众多不同的中文科幻作家作品时，你如何处理不同作家的独特声音，使其在英文中得以体现？ 金雪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译者和作者之间的紧密合作和相互了解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强调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小生态圈的原因。这种关系在翻译理论中虽然不常被提及，但其实占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个人的经验是，有些作者与我合作时，我们的契合度可能不够高，导致我虽然能够完成译文，但始终感觉缺乏一种深度的共鸣。然而，对于那些与我契合度较高的作者，我们之间的合作就会更加顺畅，使我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其文脉。 在多次合作之后，我会逐渐为这些作家找到一套适合他们的语言体系，这使得翻译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例如，我会理解他们的每一个转折意味着什么，明白其中未明确描述但隐含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直接从他们的文脉中提取出适合的语言表达，就像演员在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能够迅速拿捏住角色的细节。 就像演员一样，译者也要适应不同的角色和风格。有些译者擅长某些类型的作品，虽然他们也可以翻译其他类型的作品，但对于特定类型的作品，他们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可以立刻体现出细节的把握。 事实上，即使是同一个作者，他们在不同作品中也会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声音。因此，译者对作者作品的理解，不仅限于某一部作品，而是对其整体作品和个人特点的全面了解。例如，作者的用语习惯、倾向于使用什么样的隐喻等，都会影响到翻译的呈现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训练的AI算法，接收的数据越多，我就越能在不同的语言语境和情态下模拟出作者的声音。同时，这种过程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我与作者的合作也会反过来影响到作者的写作风格。特别是对双语作者来说，作者会逐渐受到我翻译方式的影响，在创作时也会参考我给出的英文译文。这种互动使得创作不断地流动和互相改变，就像两颗围绕对方旋转的天体，影响彼此的轨迹。 事实上，到后期，当作者知道自己的作品需要被翻译成英文时，他们的中文稿本身就已经开始融入很多英文语法和词汇。这使得他们的原稿不再是狭义上的中文原稿，而是包含了多重语言影响的产物。 王侃瑜：你同时从事中翻英和英翻中的翻译工作。这两种翻译方向上有哪些不同之处？ 金雪妮：这两年我做英翻中的工作明显少了很多。严格来说，我还没有翻译过中篇或长篇的中文作品到英文，主要以中短篇为主。在中翻英的过程中，我会花更多时间在打磨和细节处理上。而在英翻中方面，我基本上处理的都是长篇作品，这使得翻译过程更为连贯和流畅，通常每天可以稳定翻译几千字。因此，两者的工作状态不太一样。 在中短篇翻译中，我需要仔细揣摩每个词汇和句子的微妙含义，而长篇翻译则需要保持连贯性，先完成初稿，再进行大范围的修改和细化。总体而言，这种差异更多体现在作品长度和最终呈现效果上，而不仅仅是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不同。 王侃瑜：你提到在《春天来临的方式》这本书中写了一篇关于翻译和性别相关的文章，能否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金雪妮：这篇文章主要探讨了现代汉语的口语表达与书面汉字之间的一些微妙关系，虽然文章篇幅有限，无法详尽展开，但其核心观点是，语言中的性别表述和翻译如何处理这些表述的一些复杂问题。 例如，当《花木兰》电影上映时，电影中关于“理想新娘”形象的英文描述提出，需要具备的特质之一是“quiet”（安静）。电影中这个词被巧妙地与主人公在战场上的表现交织在一起：当媒婆提到“quiet”时，画面闪回到花木兰在草丛中偷袭敌人的场景。英文里“quiet”的双关不仅指新娘的文静，同时也暗示了成为优秀士兵的特质，这是一种明显的去性别化的表达，传递出女性不应被固定身份所束缚的信息。  《花木兰》电影 然而，这种双关在中文字幕中的翻译却引发了争议。字幕将“quiet”翻译成“娴静”，“娴”字由女字旁和休闲的“闲”组成。这种选择将双关的表达局限在了一个狭义的、形容女性安静的层面。为什么我们看到“娴静”就会联想到淑女？这是因为“娴”字天生带有女字旁，这种构成方式本身就能只用来形容女性。 进一步思考，汉语中还有其他形容人的词汇，比如“文静”，虽然可以用来形容男孩，但通常用于形容女孩，也不会用来形容猫或狗，这些词语带有未被说出口的语境和隐藏的信息。翻译过程中，如果翻译“娴静”到英文，只能用一些像“quiet”或“serene”这样的笼统词汇，但这些词无法展示出“娴静”中所含的女性化、专有的安静。 在文章中，我讨论了如何把一个高密度的词汇如“娴静”转化成一个低密度的英文词汇。高密度词汇，因为其在文化和文学中被反复强调，已经形成了非常丰富的隐喻和语境包袱。译者的工作之一就是解压这些包袱，把其中的多个指向翻译出来，在英文中是否需要添加各种修饰语和定语来体现其复杂性。这是文章的主要讨论内容——如何在翻译中处理高密度语言与低密度语言之间的转换，以及反向如何处理低密度词汇的翻译问题。 王侃瑜：你曾经撰文讨论过“丝绸朋克”，能否详细解释一下你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金雪妮：这是我在《第六声》专栏中的第二篇文章提到的内容。[2]丝绸朋克是由刘宇昆创造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他在《蒲公英王朝》中构建的世界观和美学体系。我们可以将这个词拆成两部分来看：首先，“丝绸”代表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主流奇幻与科幻审美的新体系，它着重于亚太地区的文化符号及其再创作和再想象。这种美学体系与《指环王》或阿西莫夫、《沙丘》这些西方主流的奇幻和科幻作品有着显著的区别。 另一方面，“朋克”代表一种对主流文化的反叛。这种反叛并非只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来自作为一个美国华裔作家的刘宇昆对于种族、文化之间强势和弱势地位问题的深刻观察与思考。通过丝绸朋克，他试图以独特的少数族裔叙事方式来反思和解构主流文化的认知框架。 丝绸朋克不仅仅是一个受到亚洲文化启发的奇幻故事，它实际上是在用亚洲的审美体系、语言符号以及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讲述美国的建国神话。在这个过程中，刘宇昆不仅是构建一个异质化的幻想世界，更是在美国文化语境中发起了一场去殖民化的文学革命。他质疑和挑战了为何只有西方主流文化可以阐释美国的故事，认为移民社区也理应拥有通过自身文化符号来重新叙述这些故事的权利。 此外，丝绸朋克还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纯粹性已不再存在。无论是美国作家还是中国作家，都在一种多重语境下进行创作。比如，侃瑜你写到自己的家乡上海，就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中国故事，而是展现全球化视角下的多元文化交融。  《蒲公英王朝》 丝绸朋克在多重意义上代表了这种柔韧灵活的、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语境。如今的作家不再单纯地被定义为美国作家、英语作家或中国作家，每个人都是在多语言和跨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这种趋势只会愈加明显，将来的文学创作必然是多语言和跨文化的融合。 因此，丝绸朋克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更是一种全球化式的写作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刘宇昆的作品影响了英语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进行着持续的转译与碰撞，产生出新的文化符号和叙事方式。这是一种极具世界公民意识（cosmopolitan）的创作模式，反映了当代文学创作的趋势和方向。 王侃瑜：你提到中国科幻、中国性、丝绸朋克。那么，这些年有没有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家主动寻求中国风格的科幻作品？是否有相关作品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 金雪妮：在尝试构建中国风格的科幻作品时，中国风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类型的表达。比如，吴霜有意识重新讲述神话故事，并以此来探讨现实问题。我的第三篇专栏文章中提到她的小说《捏脸师》。早在2018年，我就翻译了这部小说。尽管当时翻译技巧还不够纯熟，花费了很多功夫来诠释其笔下的神话内容。这种体验也影响了我作为译者的一些主张，希望在去殖民和当代语境下，通过建立一个神话经典的词汇列表，帮助更多译者更好地思考和运用这些符号。 首先，解构一下你所说的中国风。中国风有许多种类型。比如，吴霜的作品是追根溯源到神话，是一种尝试；另一些作者则是从自身的经验或是少数民族背景出发，展示地方性的、具有民俗基础的故事。这些地方性或民俗性的表达，同样代表了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大而化之的概念。 那么，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是否就没有中国风呢？当然不是。转而描述当下、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同样是一种中国风。比如，修新羽通过她的作品探讨生育问题以及其在北京求学和生活的经验。这些真实的表达，也是一种中国风，因为它展示了现代中国女性的真实思考与体验。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风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并不存在单一的、统一的中国风。以狭义的方式来看，一些人探寻神话，结合古风或道教元素，这是对文化符号和经典的解构和沿用。他们追寻的是中国的元素，但又在重新想象中避免将其简单化或刻板化。 因此，中国风格的科幻作品展示了多种可能性，不论是神话背景的想象，还是现代社会的实际体验，都是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重点在于，每一种尝试都在探索和表达中国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而为中国科幻注入新的活力和多样性。  吴霜 王侃瑜：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在全球范围内，许多文化正在探索民族未来主义，如非洲未来主义、原住民未来主义和海湾未来主义等。他们会将自己的神话和文化元素与未来的表达相结合。然而在中国本土，似乎这种关于未来的结合还不多见。中国作家更多地是在历史背景下进行创作，把科幻元素引入过去的历史舞台上。你能否详细谈谈这种现象？ 金雪妮：你提到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中国科幻中，许多作家倾向于创作历史科幻，或者说是“或然历史”，例如梁清散和E伯爵的作品，他们的故事往往设定在过去的历史舞台上，注入科幻元素。吴霜的作品是一个例子，她较早探寻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与中国风，尽管她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时空相结合。 在谈及未来的想象时，诸如《中国2098》更多的是一种视觉化的呈现，想象社会主义未来。然而在小说中，涉及未来的中国依然相对较少。中国作为一个多样化的文化范畴，不同的未来设想系统仍在探索之中。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流浪地球》为例，与其说它展示了一个未来的中国，不如说是一个包含中国元素的未来。这两者有显著区别。我们需要从全局来看，中国在未来的语态下，不可能与全球其他部分完全脱节。更多的是需要考量中国文化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位置，国家的相对感逐渐增强，而绝对感逐渐减弱。 这让我思考了对科技的定义及其在不同文化未来主义中的体现。比如，非洲未来主义倾向于回顾历史，从中延展并创造出未来。如果历史轨迹不一样，未来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与文化符号和神话紧密结合。相比之下，中国的未来主义在探索时可能会碰到更多的叙事冲突。 一方面有《中国2098》这种非常绝对式的工业化未来，这是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多年，特别是梁启超时期开始形成的思潮。在我专栏的第四篇文章中，我探讨了梁启超心目中的中国未来，他认为中国应当照搬现代西方的模板。回到百年前，梁启超看到西方人已经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未来。他的观点不同于我们现在的共识状态，而是认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进程各不相同，中国明显落后。中国在自顾自发展的过程中，突然遭到入侵、抢夺，这些事件直接切断了中国的时间进程，使得中国无法自然地走向未来。面对这种状况，梁启超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措施。 梁启超以及后面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认为打败入侵者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习他们的长处，而这些长处包括科学和科技，这些科学和科技直接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全国之力进行科学普及和发展，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完成西方几百年才完成的进程，确保国家的生存。这种赶超战略在百年来逐渐蔓延，导致西方现代科技和科学进步在中国的发展史中成为一个急速进化的过程。 现在，中国已经在科技、军事等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这使得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是否仍要继续沿用西方的模板，继续在文化层面上沿着线性的赛道继续走下去，和欧美竞争。 另一方面，有了思考和喘息的空间之后，新一代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回归更早的神话寻找新的道路。有别于当下这种单一的未来观，是否能通过中国神话和文化汲取灵感，找出新的解决方式。例如，如果当时梁启超有足够的时间完成科学普及的梦想，而不是被战争打断，那么中国的未来可能会截然不同。 这种反思和探寻已经开始萌芽，比如吴霜和《春天来临的方式》中许多女性作家的尝试。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承认，当人们谈到中国科幻时，他们对中国科幻的印象往往还是像《中国2098》那样，偏向硬科幻式的大工业叙事。这种叙事模式与梁启超等人的科幻梦有着明显的脉络连接。 《中国2098》 因此，我认为中华未来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没有，而是其实已经存在，只不过这些不同的叙事正在争夺话语权。我依然乐观地认为，现在这些多样的声音会引起更多的关注。我的工作也是尽可能地发现和传递不同的未来想象，不论是通过翻译帮助作者传递这些声音，还是作为学者挖掘这些脉络，鼓励作者们从过去展望未来。通过与作者的讨论和交流，听取他们的想法并提供反馈，我相信未来会更加美好。 王侃瑜：你对于中国科幻作品当中的女性形象有什么样的观察？ 金雪妮：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不得不承认，在上一辈的四大天王式的女性描写和当代80后、90后科幻作者的女性描写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断层和鸿沟。这导致了一个颇具年代感的问题。有人批判刘慈欣老师和王晋康老师作品中的女性描写，其实从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当代女性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和刻板印象。例如，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附庸出现，或被描绘得过于感性、不够理性。 但同时，我认为对他们进行无差别的抨击，以至于把作品本身全盘否决也并不公平。看他们的小说就像听我家里的男性长辈在讲话，他们有很强的时代感和认知局限。另一方面，现在有许多年轻作家有意识地在书写更加完整、更加立体的女性形象。比如说，顾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她注重不将女性形象刻板化，也不因为书写女性就把女性描绘得过于夸张。她用一种很自然流畅的方式描写未来，而在这个未来里，女性角色正好担当重任。举例来说，《〈2181序曲〉再版导言》是由十几位女性共同写成的近未来史诗。 《2181序曲》 因此，要分两部分来看：一是女性作家的写作，二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女性作家写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不一定就具有革新性或是在追求平等。我们也看到，女性自己也可能成为父权气质的帮凶，所以并不是所有女作家的作品都能呈现出我们想要看到的性别平等的世界。 王侃瑜：近年来中国科幻作品当中有没有什么在性别议题上比较有所创新，令你印象深刻的作品？ 金雪妮：我觉得可以说回到我刚刚提到的顾适。她的几部作品都是通过她独特的方式，非常明显地展现了女性在科幻中的多元、立体和鲜活形象。她不仅突出了女性在未来中的重要位置，还常常选择女性角色来讲述故事。例如，有一篇近作沿用大禹治水的神话，但将神话中的关键人物全部进行性转，所以你会看到，她展示的是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被暴风雨袭击的城市里，如何应对种种挑战（《择城》）。在《山海经》和上古神话中这些角色通常是男性，比如三皇五帝，但她把这些角色都变成了女性，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想法和考量。她的这种写法是润物细无声的，让中国科幻作品，甚至广义上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得到了更详尽的呈现。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作家强调自己作品的女权主义立场。但我目前对顾适的写法印象非常深刻，她的作品自然、有效，也充满独特的主张。 除了顾适，修新羽的作品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侃瑜你自己的作品，我也看到很多类似的尝试。你们在讨论时不仅限于探讨大背景下女性在干什么，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一些女性关心和感兴趣的议题。例如，你的《陨时》从更细腻的角度去描写女性在特定环境下的生活、感受时间的方式，你会把自己代入女性角色中；修新羽的《陌生的女孩》则讨论了女性对于生育的直观恐惧和期待。这样的作品紧密结合了女性独特的体验。作为幻想作家，通过隐喻和感官的触动，让读者不仅看到表象的现实，还能触及更深层次的现实。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能够让女性读者感受到共鸣，也能让男性读者在放下偏见的情况下，更加贴近和了解女性的体验。 顾适 这些尝试都非常有趣。目前，科幻文体边界在不断被拓宽，大家对于科技和幻想的定义也在变化。通过种种隐喻的手法，对现实进行描绘，这是科幻文化中非常有魅力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呈现科技元素。 王侃瑜：近年来有很多女性选集，包括很多新的女作家开始涌现，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金雪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如果非要挑一些不足之处，我会说女性选集的出现是否有点像在雨果奖中设立一个最佳翻译奖。虽然出发点是希望更多的女作者和翻译作品被看到，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可能会再次打造一种不同的樊笼，就好像这些作者是因为性别才入选的。这种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全球范围内也都有讨论。例如，在美国，当你试图通过代表性来增加多元化时，会不会禁锢这个性别，或者过分强调性别标签。 不过，现在还没有到讨论这些禁锢问题的阶段。起码在中国，尤其是在海外输出方面，只要资源越多越好。我更在意的是怎么增加更多的座位，首先要把数量提升上来，让大家有机会被出版、被看见、被翻译，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些女性选集，从而提高遇见优秀女性作家的概率。 不仅限于选集，我认为在普通的选集里，十篇中有八篇都来自成名后的男性作者，这是一个问题。只要女性作家的数量上来了，读者遇见自己更喜欢的女性作家的几率会更大。这也是我喜欢《春天来临的方式》这本选集的一部分原因，选集里更多的作者得到了关注，甚至一些男性译者也开始关注这些作品，并询问如何联系这些作者，想要翻译她们的作品。 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大地推动了女性作家的平等。毕竟要实现平等需要真金白银：更多的出版机会、稿费收入和广大读者的关注。这是我为什么认为女性选集在现阶段非常重要的原因。 王侃瑜：换一个主题，你印象中哪些比较深刻的有环境和生态相关的作品？ 金雪妮：环境和生态主题并不是我特别关注的领域，但确实有几部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家经常提到的一部作品是陈楸帆的《荒潮》，这部小说细致地描绘了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景象。此外，迟卉的《雨林》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深入探讨了雨林生态系统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遗憾的是，我在这个领域的关注度并不高，所以了解的相关作品相对有限。希望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去关注和探索这类题材，因为环境与生态问题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重要。 《荒潮》 王侃瑜：你除了科幻之外也是一个网文的读者，有没有比较值得关注的科幻网文？ 金雪妮：一十四洲是我非常喜欢的科幻网文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表面上或许看起来像是修仙、耽美或末世等类型的网络小说，但实际上却深藏着浓厚的科幻元素。比如她的作品《小蘑菇》，这部作品涉及生态环境，主角甚至不是人，而是一个蘑菇，体现了后人类时代的思考。 网络小说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们并没有受到传统科幻的严格束缚。传统的狭义科幻圈，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会有观众期望你写出某种特定的内容，通过某些特定渠道出版和成名。而在网络文学中，作者可以更自由地进行各种尝试，不需要把科幻神圣化。没有人真的在乎所谓的大科幻一定要体现未来主义、救国救世或者大量输出，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某个科幻元素很好玩，于是加进来。这样的自由度让科幻被更多地娱乐化，打破了许多条条框框。 一些网络作家甚至不怎么看传统科幻，可能只了解到一些皮毛或流行元素，这反而让他们在创作时少了刻板印象和禁锢。我们因此能看到很多科幻修仙、科幻言情，甚至是写得不错的机器人与人类的爱情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网络环境下可能会感动许多读者，但如果放在传统科幻圈的语境下，作者可能会不成比例地描述机器人有多厉害，而爱情本身写得比较平淡。 总的来说，每个人被触动的点、被娱乐的点都不同。作为一个科幻迷，我在刷网文时，会特别留里面有意进行的一些科幻性尝试。即使是写得看似像恐怖小说，但却在探讨永生或意识上传话题的作品，它们的隐喻和呈现方式不一样，但内核依然具有强烈的科幻性。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谈论科幻的时候，狭义的科幻和广义的科幻性实际上是两回事。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真正的科幻内核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是对科技的详尽描写，有些人认为是对未来的展望，还有些人觉得是通过思维实验进行的哲学思考，比如特德·姜或菲利普·迪克那种层次的“什么是人，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现实”的探讨。这些都是不同的科幻内核，而每个科幻迷被触动的点也不同。对于我来说，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当我看到一个作品，即便它表面上完全不像科幻，但它内核具备强烈的科幻性，我也会感到非常兴奋。 《小蘑菇》 王侃瑜：你最初进入科幻圈是什么时候，当时觉得身边的女性多不多？ 金雪妮：如果从正式进入科幻圈的角度来看，我其实在边缘人状态下徘徊了很长时间。在网上活动也比较多，但不常参加签售活动，因为我不常在国内。 在网络社群中，我不太使用百度贴吧，但在微博上的科幻讨论中，认识的女性还是比较多的。当时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 真正以实体形式进入科幻圈是在2017年我大学毕业之后，那次我去了赫尔辛基的世界科幻大会。这次经历给了我非常直观的感受。我自己的背景是来自于一所女子学校，所以也有一种天然的滤镜，认为我应该和女性互动更多。 在赫尔辛基，我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是侃瑜，此外还有编辑丁诗颖及其他一些科幻迷，还有素素和三猫，现在她们都成为了我的朋友。最初在赫尔辛基认识的这群女性朋友，成为我在科幻圈中最亲密的几个人。同样的情况也在北京持续，我在北京居住的时候，科幻圈内女作者居多，像顾适、吴霜和修新羽，我们经常一起玩。 所以，尽管可能是一种选择性滤镜，但在我的感受中，我身边的女性科幻迷、朋友、作家和创作者确实很多。这给了我科幻圈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归属感。 王侃瑜：你翻译了很多作品，有没有关注到海外读者对中国科幻迷的印象和反馈？ 金雪妮：是的，我确实收到过一些反馈，其中有一些负面评价。记得有一次翻译了一篇作品，虽然具体是哪一篇我有点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在疫情之前的事情。当时在推特上，有位读者对故事内容非常赞赏，但最后评价说其瑕疵在于“读起来太像翻译作品了”。这其实是译者常常会遇到的一种评价，即“我不喜欢这篇翻译作品，因为它听起来像被翻译的作品。”我心里不禁想，这本身就是翻译作品，你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期待？ 这涉及到翻译的一种困境，尤其在英语世界中，许多读者认为存在一种标准的英语语法和表达方式。他们期待翻译作品能够完全按照他们的需求加工，不需要费力就能理解，而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甚至不用查找谷歌（Google）或者维基百科（Wikipedia）来弄清特殊词汇。这种期望导致他们对保留了某些需要自己查资料成分的译文感到不满意，会批评说“这太像翻译作品了”。 但也有一些读者非常喜欢那些刻意保留异域风味的翻译，觉得这种方式保留了一些原汁原味的感觉。比如，他们会欣赏用“loong”而不是“dragon”，觉得很棒。然而，这种猎奇式的、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快感也令人感觉怪异。这两种评论我都经常听到。 此外，还有一些通过推特转发的作品，会吸引到一些质朴且善良的白人中产阶级读者来发表评论说，“谢谢你翻译这个作品，现在我觉得自己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这种评论一方面显得很可爱，因为他们确实通过作品发自内心地想要了解中国，但严格来说，我并不完全认同，因为这并不是翻译作品的初衷。希望读者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看，而不仅仅是了解文化背景的工具摆设。 为什么必须从译文，尤其是科幻小说或类型文学中获得某种教育性的内容？你不需要认为每个作品都应当教会你关于中国的某些知识，正如中文读者也大多不会指望通过阅读美国科幻小说去了解美国。许多小说本身并没有强烈的“中国性”，甚至设定在外星球或者角色本身都无法看出国籍。所以，读完后如果觉得好看就行了，不需要强行从中挖掘出有关中国的知识。这种过度解读其实反映了外国读者对中国的一些关注或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也是译者要面临的挑战。 不过，也有一些评论让我很开心。比如在《春天来临的方式》刚发售的那段时间，我在网上搜集评论，看到别人因为剧情在争论不休，即使在Goodreads上给了二星、三星的评论也让我很高兴，因为他们讨论的是“这个人物讨厌”或者“这个科技设定不行”。这让我感觉非常有活力，尤其是在中国文学的海外输出语境下，这是一种很健康的生态环境。 因此，我特别高兴看到每一篇作品都会既有喜欢的评语也有不喜欢的评语。在中国文学海外输出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去中国化的健康做法。无论读者喜欢还是讨厌，说明他们已经把这些作品当成了平等的文学文本来看待，而不仅仅是代表了某种遥远的、猎奇化的、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中国”，这让我感到很自豪。 王侃瑜：近年来中国科幻也变成了很火热的学术研究对象。你怎么看待学术界对于中国科幻的追捧？ 金雪妮：回到刚刚提到的观点，我确实认为学术界对中国科幻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翻译的中国文本太少，这使得海外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很多在海外关注东亚文化的人并不懂中文，因此当有一些类型文学的译作出现时，便很容易被纳入研究视野，因其便利性得到了学术界的青睐。 这种便利性不仅在于读者不需要绕过语言障碍，同时也便于教育工作，很多美国学生可以直接阅读这些译作。因此，被翻译的数量增加是一个客观条件，这增加了中国科幻的关注度。产业宣传和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也有助于推动这种趋势。 当然，并不是所有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都被翻译出来了，很多在科幻与主流文学之间横跨的文本还未被引入海外学术界，这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比如，像宋明炜老师等学者们，他们一直在努力发掘优秀的文本并引入海外，初期的科幻推广也有赖于他们的推动。 在国内的文化现象中，学者们密切关注新的出版物，而在海外，他们也尽最大努力发掘好的文本并引入英语世界。例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不仅是学者，也是翻译家。他们通过翻译这样的尝试，提升了文本的数量。有了更多的译本，中国科幻在研究中的关注度才能更加健康和多样化。 白睿文（Michael Berry） 科幻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由于其独特的存在感，往往吸引了研究后人类、环境和女性等领域的学者关注，这给科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它肩负起迎合各种理论的任务。这种压力对学者和作者形成了不太健康的连锁反应：作者为了在海外得到更多关注而迎合某些理论，学者则为了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而强行在文本中塞入特定的解读。这对学术和创作都不利。 从文本角度来看，只要有更多的翻译文本出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沟通就愈加重要。尽管两者之间有时缺乏连通，但我主张这种交流应当更加频繁。在我访问利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时，与两位主任讨论了学者与作者之间不应各自为战的问题。产业本身放在人类学意义下看，是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很难单独讨论文本而不考虑产业生态和更大的文化背景层次。但同时，也不能只看到宏观的东西和理论，而忽视细读每一个文本，深入到每个词每个字。 王侃瑜：随着近年来中国科幻译文的增多，译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女性译者的涌现非常显著。你可以谈谈这方面的观察以及一些主要的译者吗？ 金雪妮：在科幻翻译领域，我必须特别感谢刘宇昆老师。最初，他非常无私地给了很多译者帮助，介绍了最初的资源，充当了导师的角色。他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让我意识到翻译科幻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其次，要感谢微像文化与《克拉克世界》合作的中国科幻翻译专栏，它为很多译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够发表第一篇译文，甚至成为职业译者的踏板。我也是通过这个专栏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译作，他们对译者的支持是巨大的。 第三点，我们很幸运，科幻在海外声名鹊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翻译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翻译中国科幻感兴趣，并发现可以稳定地发表这些译作。相比之下，翻译当代文学和主流文学的译者常常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与出版社沟通，动用关系网络，有时忙碌了很久却被拒绝。但科幻文学至少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输出渠道，这为翻译行业带来了更多机会和关注。 刚开始做翻译时，身边的译者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男性译者，比如刘宇昆、杜安柱（Andy Dudak）、博磊（Blake Stone-Banks）、周华（Joel Martinsen），他们大多不是母语为中文的译者，而是在中国学了中文的白人美国男性。然而，这几年明显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译者涌现。 《春天来临的方式》这部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它不仅为优秀的女性和酷儿译者提供了尝试正式出版的机会，也打破了作者与译者的界限，增加了译者的可见性。这本书尊重译者，把每个译者的名字与作者和编辑一起列在书后，没有认为译者应该退居二线或名字不能出现在封面上。这些细节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谈到女性译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译者在翻译中带有独特的性别视角。她们常常愿意与女性作者合作，描述共通的女性体验。此外，女性译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将翻译理论化，进行关于自身翻译实践的考量和讨论，这都是非常积极的现象。 《镜像未来——<克拉克世界>中国科幻作家作品》 王侃瑜：最后是比较大的问题，你认为科幻在想象和影响未来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女性在这种想象当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金雪妮：这个问题确实很有趣，因为之前我们零零散散已经讨论了很多相关的内容。首先，科幻在想象未来方面，最主要的作用并不是进行预测或者立即将未来带到你面前。它更像是一种准备工作，就像运动员准备比赛一样。你可能不知道比赛具体什么时候到来，但你需要每天进行训练，以便在比赛来临时做好准备。科幻给人的直观感受也是如此。 科幻无法确切预测何时会出现强人工智能，也无法预见地球何时会面临自然灾害。但是，科幻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健身房，让你在这个健身房里练习和熟悉各种概念。即使这些概念在未来未必会完全实现，你也不会对此感到陌生。比如，科幻作品中描绘的人与AI的关系，不一定会逐步实现，强人工智能真正问世时的形式也可能与科幻作家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关注ChatGPT等技术发展、思考围绕其伦理问题以及对写作和原创性的考量时，思考最深刻的仍然是有科幻背景的人。这些人已经在“科幻健身房”里进行了“健身”。 科幻的最大作用是为你提供一个时时刻刻对未来和现实保持警觉的场域。虽然你知道这些故事不是现实，但是你从中获得的知识和警惕心却是真实的。这让你具备了一定的储备和基本的认知，对可能的人机关系和伦理考量有了一定的理解。即使未来不确定，但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和知识准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的变化。 谈到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认为要结合科技本身和当前社会结构，特别是女权运动等综合性话题来看。科技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已经密不可分地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你是人还是动物。所以，我们可以乐观地想象，科技或许能够帮助性别平等重新洗牌，甚至将女性从一些固有角色中解放出来。 很多科幻小说构想了这些可能性，比如科技是否能帮助女性从那些传统上认为只有女性能做的事情中解放出来，诸如怀孕生子等。现在科技的发展日益迅速，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人，也在缩小或扩大不同群体间的差距。对于弱势群体，比如女性、有色人种或者曾经的殖民地居民来说，这种科技的发展可能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不平等。 一些国家已经纷纷用上了ChatGPT等新技术，而有些国家仍然在为基本的电力供应而苦恼。这种科技发展的不均衡可能加剧现有的差距，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很多人发现翻译软件在翻译女性角色时带有偏见，例如某个测试中，当将某段中性语言翻译成西班牙语时，默认使用女性指代一个护士角色，这背后反映了大数据训练中的偏见。 因此，要让未来的女性过得更好，这需要我们现在就积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科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计算能力，它可以大规模地影响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应过分关注个体的“大女主”英雄形象，而应着眼于通过更广泛的系统性努力来改变现状。 女性在科幻创作和翻译中带来的更多视角和多样性，有助于制造更多席位，而不是仅仅强调几个“大女主”的贡献。这种多样化和包容性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从人类中心的视角转向更具系统性、包容性的视角，运用科技的力量及每一个微小的努力来推动真正的变革，而不是一种虚假繁荣式的、仅仅关注有多少高管是女性的表象。 在爱尔兰世界科幻大会上的合照 （左三为金雪妮，左四为王侃瑜）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4年第3期 注 释 [1]本文为“共未来”（CoFutures）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RC）的资助，属于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计划（资助协议编号：852190）。本访谈最初于2023年3月26日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进行，以视频形式拍摄记录，并由速记员整理成文字稿。此处的发表版本经过删改，借助ChatGPT做了书面语转换，并由金雪妮和王侃瑜校对调整。 [2]此外，金雪妮在本刊也曾拟文谈论丝绸朋克，参见金雪妮：《以器为道，以丝绸朋克为解药》，《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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