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是多元的，文明在交流中相互融合、再造。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日益全球化的当下，也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的各个阶段。了解、学习其他文明世界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审视自身。“世界”栏目，希望为读者呈现关于世界各个文明区域的完整图景，丰满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本期的“世界”栏目推送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的《论中央欧亚》。塞诺毕业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长期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1962年开始任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并创立中央欧亚研究系。代表作有《剑桥早期内亚史》《内陆亚洲》《乌拉尔诸语言》《匈牙利史》《阿尔泰文明诸方面》等。本文选自《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论中央欧亚 文 / 丹尼斯·塞诺 译/ 王小甫 地球的固体外壳只是它整个体积表面的薄薄一层。人们把这一层脆弱的外壳叫做自己的家园并在上面进行建设，在其下面，我们地球的大部分都包藏着极大的压力和热度。活力间或喷发到地表，燃烧的熔岩涌流出来，破坏并摧毁人们所建设的一切，将生机勃勃的地方变成一片死寂。过一段时间火山熄灭，破坏了田野也许会复苏，或维持光脊不毛直到永远。火山不是建设者，它只是会破坏，不过伴随着破坏的是火山自身的死亡。融化的岩浆冷却下来，流动停止了，那壮观、惊人、可怕的喷发所留下的，只是黑灰色的尘土。 当我们打开欧亚地图，放眼这块最大的陆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那些巨大的成就那些主要的文明中心，位于它的边缘地带。欧洲、闪族文明、伊朗、印度和中国覆盖了这个庞大岛屿的海滨地区，只剩下其北部沿海，由于气候的原因人们难以到达，才没有产生它自己的重要文明。为这一文明“外壳”所环绕的，是中央欧亚这一广袤的荒野，很少为人所知，其种种反应难以预料——如同那岩浆，那融化了的地核，绝大部分的世界历史就围绕着它而建构起来。当它来到地表，当它冲破定居文明力求把它禁锢于其中的那层外壳时，受到惊吓的人们就谈起了灾祸。地狱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上帝要惩罚世人的罪恶。当喷发平静下去——像所有喷发都必定会有的那样——熔化的岩浆加入了那层外壳，又帮着抑制将其带到地表来的那种力量。固体的外壳变得越来越厚，喷发变得越来越少。火焰低下去了，不大看得见了，人们差不多快要忘掉它的存在了。  世界地图 意大利 1680年制 中央欧亚历史的开端时间不能确定。自从定居文明的历史开始，它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必须的推论：事物本身并不成其为事物，只有其他事物存在，它才与它们相伴并存。世上并没有绝对的野蛮人。野蛮人作为一种存在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够被定义：他是文明人的兄弟，同样的血统，然而未能成功。他们对立互补，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完整秩序。“内则服冠带（华夏），外则为戎狄”，中国历史学家如是说，表明每件事物都是有秩序的，每个人都处在适合于他的地方。在外者攻击，在内者抵抗。不过，只有文明世界的中心对野蛮人是禁地。如果他愿意，他能够进入文明的边缘并形成外围群体，这就有希望最终被同化进核心部分。在文明的边缘，有一条经常性的蛮族积聚带，它不断增大文明世界的范围，同时在早先的中心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层。因此，匈牙利人在11世纪占据了他们现在的国土后，便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于是就成了欧洲文明最热心的保卫者，积极反抗外来入侵。 只有那不太成功的蛮族才会满足于停留在边缘地带，他们的目标通常就是彻底征服最近的最富的邻居，自己取代其统治阶级。一旦拥有他们所垂涎的国土，这些蛮族便终止他们一直扮演着的角色。他现在站到了栅栏的另一边，防卫着他的新领地，抗拒新的蛮族浪潮。“中国的”辽王朝（907—1125）起源于一个操蒙古语的北狄小部落契丹。 在他们统治中国的时候，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另外一个出自东北的部落，即操通古斯语的女真。当后者成功地把契丹人从中国驱逐并自己建立了一个“中国”王朝（金朝，1125—1234）时，辽朝统治群体的残余转向中亚，在那儿他们成功地构建了一个繁荣的游牧国家。  张瑀《文姬归汉图》局部 金代, 绢本设色, 29 × 129 cm 吉林博物馆藏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罕见的现象。那些转向文明化的蛮族通常宁可丧失他们的身份，而不愿意回到自己从前的状态。即使是辽朝契丹的例子，严格地说，也不例外，因为，契丹人的主体更像是愿意留在中国，而只有一小部分前往中亚重新创业。公元8、9世纪回鹘人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当他们被逐出蒙古高原以后，在中国的甘肃省定居下来，过了还不到一百年，就婉言谢绝了辽朝第一个皇帝要他们在其从前帝国内复国的提议。 历史境况可以迫使一群人继续保持或重新回到野蛮社会，但如果依凭其自由意志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这么做。谁愿意舍弃花天酒地前往荒野莽原？没有人自愿留在天堂之外（Outer Darkness）。身为蛮族是一种道德的，同时也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状态。中央欧亚的历史就是一部蛮族的历史。 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做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外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尽管随着文明化和非文明化之间张力的平衡，它在不同时代会发生变动，但对于任何具体的历史时刻来说，欧亚草原的边界是很容易描绘出来的。 你可以想象一个时刻，那时整个欧亚大陆大致处于同一文化水平。当然，这个理论是纯粹的想像。随着那些重要的定居农业文明的发展，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一次被区划开了。虽然中央欧亚的范围会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缩小。随着定居文明领土的增长，他们的边界线也在扩展，于是给蛮族积聚层（the depositing of Barbarian layers）提供了更大的前沿。因此，中央欧亚的空间是呈几何级数在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也就是说，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却有越来越多的蛮族被同化。你或许倾向于期待一种完全扯平的状态，如果这种假设并不意味着世界模式的一种根本变化，即这种变化能够解决穷人与富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对抗。 形成于中央欧亚的那些帝国被叫做草原帝国（the Empires of the Steppes）：一个美丽而动人的名字，这是格鲁塞（Grousset）的杰作，他是创作这个名词的学者。不过，这个名字并不完全准确。中央欧亚并不是只有草原，还有泰加（Taiga）——广袤的针叶林，无垠的沙漠，以及在北方的冻土苔原（Tundra），在最后这一边疆地带永久冰冻、从未扰动的深处，包藏着猛犸象的遗骸，它们是被较弱小但却更具适应能力的动物追逐到那里的。  亚历山大·德康《马略击败辛布里人》 油画, 1834年, 130 × 195cm 卢浮宫藏 在一个面积是欧洲四倍大的地域，要说有着一致的自然条件，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大自然远远不是一个盟友，在那儿甚至是人类发展最顽固的敌人。从一处到另一处，地貌会有很大的不同——高耸的山岭或茫茫的草原可以造成景色变换，但无论如何还是不得不面对大陆气候极冷极热的严酷。在大多数游牧帝国中心所在的阿尔泰山区，一年里差不多有200天气温在冰冻点以下，一月份平均为—20~—30摄氏度，而七月份平均为15~20摄氏度。在里海东部沙漠，以及咸海以南，那儿每年的冰期在30至90天之间，七月份的平均气温在20~30摄氏度之间。这样一种气候造就这样一种人，他有着难以置信的坚韧，有几乎是超人的耐力和适应能力，思维敏捷却并不致力于哲理的沉思。 土壤和气侯二者均不利于农业，但是有些大的地区，例如像阿尔泰那些亚高山带谷地，却是理想的牧场，足够滋养成千上万的牧畜。大规模饲养家畜必然要从事于游牧业。中国史学家在谈到“西方蛮族”时有一个标准语句，即他们“随畜逐水草”。确实，造成中央欧亚历史的大部分事件，都决定于为畜群提供食物的需求。畜群于是也反过来提供人几乎他需要的一切：食品、衣着、居处，以及最重要的还有马，作为武器的马在几千年里保证了其所有者的军事优势。当蒙古军队站在亚得里亚海岸时，因为缺乏草场，他们竟无法部署其军事力量。城市，城堡，任何封闭的东西，在游牧民看来都算不上优点。他不能真正把握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反觉得它们笨重而无用。在13世纪，曾有一份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ela IV）的最后通牒，软硬兼施地要求他把在匈牙利避难的游牧部落科曼人（Comans）交给蒙古人。通牒里说，因为“他们比你（匈牙利国王）更容易逃脱，由于他们继续住帐篷流浪，那就可能逃脱，可你却住在房子里，拥有要塞和城市，你怎么可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呢”？这些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啊！充分显示游牧民对城墙根本不信任，在他看来，城墙是闭锁的而不是防护的。于是，移动的毡帐不只是其文明的特征之一，而变成了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它变成了所有“以穹庐为舍”的人共有命运的象征。 然而，想像着中央欧亚的所有居民都是游牧民，肯定是不对的。在那些采取可能提供最多财富的生活方式的野蛮人中，游牧民只是最成功的。这可不是无须残酷斗争就能实现的，因为，作为一个基本条件，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牧场。饲养家畜的人不能生活在森林里，森林居民的生计是靠打猎来维持的。森林居民与草原游牧者的关系，可以拿来同后者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相比较；猎人是不成功的，他们要么是未能成功地夺取必要的牧场，要么就是被其他游牧民从牧场上赶了出去。 我们的史料一再谈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极少为定居民族所知，散布在山林之中，不可征服，在雪橇上猎捕野兽。如果说他们难以征服，那主要是由于他们隐蔽躲藏，而并非因为他们被组织得很强大。一个猎人需要很大的空间给他提供生活必需品，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是一个强大组织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经济基础不同，猎人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游牧社会的存在，“林木中百姓”是一个常用的通名，例如蒙古人自己就这样称呼他们。 不止一次地，某些林木中百姓似乎与冶金术有某种关系。有关金属的知识和技能似乎给了他们一种力量，被他们完全用于政治目的。经常可以看到，一种贸易或工业的垄断被用来获取政治利益。然而，通往权力的道路总是导向游牧生活方式，这首先是因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是生产力最强和最发达的经济形式，其次也因为它是惟一能支持一支强大军队的经济结构。  阿尔泰山脉 当我们既考虑他们所处在的、排除了大规模农业可能性的自然环境，也考虑到近代以前任何时期的生产技术状况，我们可以认为，中央欧亚的人们不可能发明任何新的生产手段。在饲养家畜方面达到用已有手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存仍然是不稳定的，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即使不能导致生理的毁灭，也会造成彻底的经济崩溃。因而有点奇妙的是，这个饲养家畜的社会充分利用其养马而奠定的军事优势，以获取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因此，在其发展充分的形式中，中央欧亚的社会必然是掠夺性的，而且，同定居文明的根本对立是其最鲜明的特征。经济生产只限于提供日常需求，社会积累有赖于抢夺和勒索。 只要达到了社会演化的最高阶段，中央欧亚社会才需要强有力的集权领导。在和平时期，这对牧场的分配、畜群转场的顺利完成都是必须的；在战时，对强大领导的需求就更明显了，实际上，它成了任何有计划的战争的一项必要条件。通往领导者的道路非常艰难，那些想当首领的人很少几个会达到目的，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就更少了。一开始，必须一个一个地争取追随者，只有最初的冒险成功以后，才能使运动获得它自己的动力。 鄂尔浑碑铭动人地表述了这一过程：“我父可汗，带着27个人出发[1]。听到他出动并前进的传闻，在城里的人起身往山里去，在山里的人下山来，他们会合了，人数是70。由于天赐气力，我父的军队像一群狼，他的敌人却像绵羊。他东征西讨，裒集人众共襄义举，人数达到了700。……他指挥了47次战役，投身过20次战斗，……然后，他故去了。……我的叔叔登上了汗位，……于是他使穷的变富，少的变多，……苦役变成头人，奴仆成了东家。承上天眷顾，也算我幸运，我本人成了可汗，做可汗之后，我拔举那些穷困微末之人。穷者我使之富，不足者我使有余。” 这种帝国的解体甚至比其建立更快。当统治人群即氏族首领的领导权不再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时候，政治架构就会瓦解，帝国就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政治消亡并不意味着一干人众的彻底毁灭。个人要么回到一种不那么兴旺的生活方式，要么就干脆效忠一个新主人。一个胜利的首领不难找到追随者，他们只会过于兴奋地抓住他所提供的更繁荣的机会。人数的增长意味着权力的增长，而权力的增加和财富的增加又是同义词。迄至火器发明——这东西给了定居者以决定性的、永久的优势——一个草原游牧帝国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它保持统一。“由于兄弟阴谋反对兄长，由于贵族和民众争执，突厥民众起而摧毁一直统治着他们的可汗”，鄂尔浑碑铭悲叹道。这种情况为所有那些人，例如中国人或拜占庭人所熟知，他们同蛮族打交道的历史可谓悠久。“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办法在中央欧亚有着特殊的有效性。 中央欧亚的历史特点在时间长河里始终没有改变。斯基泰人或蒙古人，阿瓦尔人（Avars）或匈人（Huns），他们都遵循同样的模式，互相之间很难区分。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比喻，在地球固体外壳巨大压力下燃烧着的灼热岩浆是说不清楚的。它的准确的化学内容只有用复杂的分析才能确定，那些灼热物质内部的差异用肉眼是看不见的。由于封闭在城墙——象征性的如歌革（Gog）和玛各（Magog），真实的如中国人所建造的——以外，野蛮人被混合成一个巨大的统一体，其民族的、宗教的、甚至语言的差异，相比而言都不重要了。就我们所能追溯的历史而言，中央欧亚的演进过程不是趋异的（divergent），而是趋同的（convergent），甚至语言也表现出一种缓慢的匀化（equalisation）过程。倘若在中央欧亚历史上的人与人之间曾经进行过一种基本的区分，其标准也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而不是民族的和语言的。  斯基泰黄金项圈 公元前400年 乌克兰基辅历史博物馆藏 现在我要讨论一下中央欧亚那些特殊成就的性质。第一个问题是，一群人是否本性（per definitionem）就反对文明，生活极为贫困，忙于频繁的战争；一群人，其政治成就转瞬即逝；以及这样一群人能否制造任何对人类有持久价值的东西。 在艺术上，中央欧亚的成就非常有限。我知道那些研究被称作“北方游牧艺术”的专家会认为这一评价有些苛刻。那些动物风格的优美图像，无论给我们的欣喜有多大，但和欧洲、中国和印度的艺术比起来，毕竟是较小的成就。不过，即使他们有着同样的内在价值，这些游牧民的贡献也不过是作为人们追求的美感的艺术之一。建筑和雕刻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非游牧民的能力所能及。他们所拥有的才能只好用来装饰日用器皿和家什，都是写在他们的迁徙生活中易于搬运的东西。 在文学领域，情况也没有更好。我们可以欣赏鄂尔浑碑铭或《蒙古秘史》某些段落的力量、气势和真正的柔和，但是，大量的著作却是输入的，尤其是佛教文献。 讲唱诗歌广泛存在，可惜大部分都佚失了。而且，和伟大定居文明的文学比起来，想必数量很小。 没有哪个重要的世界性宗教起源于中央欧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缺乏任何宗教信仰。萨满教（shamanism）是中央欧亚的一个特色产品。不过，何谓萨满教？就其为现代民族学家所知的形式而言，萨满教已不再是一个体系，而很可能仅仅是一系列迷信活动。不过，这就像有一个民族学家没有其他史料，单凭自称基督教徒的、二三百个属于不同种族人的行为，就来研究基督教一样。再说一遍，书面史料的缺乏是有关研究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正在祭祀中的萨满，1921年 在谈到中央欧亚的宗教成就时，人们必须记住，他们那些由于缺乏书写而未完全保存下来的神话，也一直残存在其他文明之中。中国和希腊声称是他们自己的神话主题，实际上源出自中央欧亚；某些我们能在东西方精神遗产之间发现的显著类似，并不是由于后来的借用，或者人类心智的一致性。在不止一个事例中，其解释在于，事实上二者起自同一个源头。就“借用”这个词严格的词义来说，我不相信这些伟大的文明从中央欧亚的宗教体系“借用”过某些特征。我的意见，而且也在一些个案中得到证明的，是我们能够追溯其神话遗迹直到尚不存在文明与非文明间区别的那个时代。当其痕迹在其他地方都消失了以后，潜伏的野蛮人的历史，在神话中比在任何其他东西中，可以被多追溯若干世纪。 因此可以说，在宗教领域，中央欧亚的精神可以夸耀非凡成就。有一点或许可以说是它自己的成就，那就是它没有诞生任何一个征服性的宗教。中央欧亚的卓越在于其对宗教的宽容。在蒙哥汗的宫廷里，佛教徒、道教士、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派都有代表，而且和平共处。和平的原因在于，若不然大汗就不会容忍他们。 宗教宽容带着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引领我们去考察中央欧亚政治成就的特点。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政治这个词，即作为对同一社会内外人际关系的调节。 对通常都处在一个游牧帝国的统治下的、如此辽阔的地区的组织，是不可能离开当地部族的某种合作的。只要扩张不延伸至定居文明区域，这就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任务，因为，中央欧亚的各个部族自己就准备接受一个成功人物的领导，只要他能够改善他们的状况。宗教的宽容，普遍的非民族主义态度，使得甚至不同的语言看来也不构成任何重大障碍，这有利于不同成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迅速整合起来。这个目的就是征服：改善经济状况的惟一现实的途径。战争，正如野蛮人所发动的那些，是可怕的、无情的。就其方法而言，它并不比文明人所发动的战争更残忍，然而却更成功。在中央欧亚的人们中残忍是很罕见的。他们的绝对君主手里握有巨大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但却没有一个像罗马和中国皇帝常见的那样沉迷于残忍的娱乐。蒙古人杀死敌人，然而只杀死敌人，而且只在非杀不可时才杀。“上帝之鞭”阿提拉和尼禄（Nero）或卡里古拉（Caligula）比起来只是一个无害（harmless）的人，而且他为其民众所热爱。即使是在其权力的最高峰，即使是被神圣化并用最严谨的礼仪来奉事，这些统治者也没有失去他们的纯朴。他们和其民众生活在一起，平易近人，竭尽全力“使穷人富裕”。希腊人普里斯科斯（Priscus）在阿提拉的宫廷，方济各会修士们在蒙古宫廷，无不有感于这些君主的威严，及其庞大帝国治理的有效和平稳。 由于战争是蛮族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尽其所能以保障其成功。历千百年发展起一种我们不得不赞叹的战略。没有谁比中央欧亚的人更会使用骑兵。他们不仅生产了特别适合其目的的良种马，而且还发明了马镫，为马的使用开辟了新的前景。由于经常和系统的训练在儿童时代早期就开始了，他们掌握了骑马和在马背上开弓射箭的无可匹敌的技能。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完善军事技术，以至于中国人在公元前3世纪不得不采纳——尽管很不情愿——游牧民适于作战的服装。除了战士的个人技能，在中央欧亚还有一种高度完善的战略：战争最高形式中一种真正的艺术，可以毫不夸口地说，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可以见到。蒙古征服是一种我们今天可称之为“后勤战争（Logistical warfare）”的结果。人们对这一景观印象极为深刻：不同的兵团，分别距离上千英里，各自行动，却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协调其行动，在规定的日子、在规定的地方会师。每一件事都是有组织有预见的，每一步都神机妙算。完美训练的部队甚至抵御抢劫的诱惑以服从命令。我认为，中央欧亚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它产生了一种团结精神，一种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的精神，在世界史上实罕有其匹。中央欧亚民众的领袖们在巨大的人群的管理方面都是高手。可惜，这些品质没有，也不可能，被用于更具建设性的目的。安排时间的技巧并没有能使经济生产扩大，也没有用于给生活在中央欧亚艰苦条件下的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除了用于征服。 如果我们试图指出探明中央欧亚历史的一些特点，从通史（general history）的观点看来是最重要的，那么主要的一点就是这片区域在与之接壤的那些伟大定居文明间所起的一种媒介作用。 尽管从统治的意义上说，巨大的游牧帝国难以覆盖整个中央欧亚，但这些帝国中确有一些疆域如此辽阔，与不止一个定居文明接壤。而中央欧亚那些名义上不隶属于这样一个帝国的部分，政治上发育的还不够，不足以阻碍经由他们而进行的交流。游牧民带着希腊的、外高加索的或伊朗的艺术，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前往中国，并将任意采取的诸多艺术母题混合进一种艺术之中。用卓越的考古学家埃利斯·敏斯爵士（Sir Ellis Minns）的话说：“一块中国北魏墓砖会怪兮兮地类似伦敦圣保罗教堂墓地为人熟知的北欧浮雕，这种情况并非纯属巧合。”  史君墓石堂基座北侧鱼尾翼马画像 北周大象二年（580）西安博物院藏 不仅是艺术母题被带着穿过了中央欧亚，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货物。本书中到处都提到的伟大的丝绸之路，其大部分路段都经过蛮族控制的地盘。只要有一个游牧国家兴起，就会带来旅行条件的改善，从而中国和印度、伊朗乃至西方世界之间的交通就变得更加活跃了。 渗透进游牧国家的宽容精神，使得他们对宗教影响特别开放。佛教、摩尼教、拜火教经中亚达到中国，基督教也是如此。这些宗教有的在中国留下很少的痕迹，另一些，尤其是佛教，影响却较大。有意思的是，尽管商业和技术基本上是沿着一个由东向西的方向流动，有关精神的事物却是由西向东流动。印度或中国的思想在西方没有留下痕迹，而伊朗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和基督教却在远东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我认为，这应该归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央欧亚起到了一种媒介作用。无论那些最大的游牧帝国可能怎样扩张，其中心都位于蒙古高原，其主要的兴趣都集中在中国身上。跟任何地方一样，统治者的宫廷也变成智力活动的中心；由于这些中心总是邻近中国而不是邻近西方，牧师和传教士只好从游牧帝国的西部边界直奔远东以便被引见给统治者。因此，方济各会的修士们不得不前往蒙古高原的哈拉和林以拜见大汗；可是，中央欧亚的西部却没有一个使得一个道士想要前去投奔的人。 统治者宫廷的位置也导致了大量欧洲人或伊朗囚犯和“难民”出现在蒙古高原和中国。人们常常忘记，13世纪中国有一支帝国卫队是由阿兰人组成的，其故乡在高加索，而当时在中国北部还存在一个俄罗斯人的移居地。  弗朗索瓦·布歇《中国花园》 油画, 1742年, 40.5 × 48cm 至于说到技术成就从东方向西方的传播，例如丝绸的生产或印刷术，我倾向于认为，正是欧洲人在其传布中起了推动作用。毫无疑问，把白人带到地球最远尽头的冒险精神，几乎是他们的专利。欧洲可以夸耀生产了最伟大的发现者和旅行家，尽管就中央欧亚来说，首次在中央欧亚旅行并为我们所知的人，只有很少几个，而留下一份有关其旅行经历书面记录的人就更少了。13世纪伟大的旅行家们，加宾尼（Piano Carpini）、鲁布鲁克（Rubruck）、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的成就，令我们深深钦佩，但是他们的报告表明，还有好多其他欧洲人先于他们到过蒙古高原，其中某些人返回时必定带回了中国技术的知识。马可波罗的书面报告有助于我们评估由他和其他人口头传播的信息的总量。 尽管传播技术发明可能是欧洲人的成绩，但传播能够实现却是借助了那些庞大游牧帝国的组织系统。 中央欧亚对通史主要贡献的其他地方，更加难以估价。在这当中，人们注意到，在漫长的岁月里，蛮族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敌人，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的压力，中国历史会发生什么变化。光是公元以后，中国就被蛮族王朝统治了大约800年。 匈人、阿瓦尔人和匈牙利人如此成功地入侵欧洲，成为他们各自时代的重要因素。不过，在所有的蛮族国家中，蒙古帝国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最难以磨灭的印迹。从这一总的观点来看，蒙古对中国的统治或许不像它对中东命运的影响那样重要。蹂躏波斯和花刺子模，使其再也未能从这场毁灭中恢复过来，洗劫巴格达，谋杀哈里发，这些无论怎么说都是主要事件。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冲击相当大，在这个国家的典型特点中，独裁传统的发达必须认为是蒙古占领的结果之一。直到近代以前，没有国家实现过蒙古人那样的扩张。直接或间接，它都给通史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研究中央欧亚有其特殊的困难，差不多所有的困难都是由缺乏中央欧亚各民族自己的原始史料引起的。这些民族，历史地讲，是不可思议地活跃，对历史传统少有感觉，每一个成功的帝国都过于短命，而不足以建立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严格来说，这只是书面史料缺乏的心理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物质的原因，是更重要的。书写艺术在蛮族中并不普及，区区几份书面文件，在一个经常移动而没有固定居处的社会，其幸存的机会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应该说，那些留存至今的土著历史的典范作品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它们之所以重要并不仅因为其稀有，而且也因为其优美，以及使我们得以深入了解游牧帝国的构成及其功能。有两份典范作品值得特别的关注：鄂尔浑河附近发现的突厥文碑铭，断代为公元8世纪；13世纪的《蒙古秘史》，用蒙古语写成。这件事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即二者之间流逝了大约500年，却没有片言只语的当地文献留下来对此加以说明。奇怪的事情还在于，后一份文献的作者对前一件碑铭所处的那个时代毫不知情。另外一群人用另外的语言写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然而，当你两者都读，当你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你不禁就明白了蛮族历史永恒的同一性。  鄂尔浑河附近发现的突厥文碑铭 我们的确握有几份当地史料，但都不容易使用。鄂尔浑碑铭所刻的文字必须经过解读才能明了其内容。由于它们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最长的文献，几乎没有其他借鉴可以帮助语言学家，因而有一些晦涩的段落恐怕会永远保持晦涩。《蒙古秘史》的阅读也是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一项困难任务。其原文是用蒙古语写成的最早的文献之一，所表现的特点也在任何已知蒙古语中都找不到。然而使得阅读这部编年史更加困难的是它得以保存的奇怪形式。蒙古语原文是以汉文字音译的形式留存至今的，这就是说，多音节的蒙古语被尽可能地音译成了汉字的单音节形式。由于我们并不知道13世纪汉语文字的准确音值，而且我们直到《秘史》发现才知道13世纪蒙古语的发音，原本的重构显得相当困难。有些困难仍然没有解决，但既然只是语言学问题，因而无损于原文的历史学用途，它构成了蒙古历史的主要史料，而且，确实是中央欧亚最有启发力的书面史料。 因此，我们手里掌握着，有关整个中央欧亚差不多两千年间，仅有这两份主要的原始史料。所有其他我们知道的事，都来自由围绕中央欧亚的定居居民写下的史料。这就把历史学家放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上。显然易见，当他承担起重构历史的任务时，他就必须面对这些困难，他掌握的都是敌对民族提供的信息。然而，使得该历史学家任务更为复杂的是，他必须洞察中国和波斯语言学的神秘，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为了撰写历史，他必须依靠中国、伊斯兰和希腊的史料，这还只是主要的三种。偶尔，他甚至还不得不对付斯拉夫语的材料以及中古拉丁文。如果他不是这每一个领域的专家——谁能声称自己是呢！——那他就只好依赖二手信息，在多数情况下，这全然不足以为他的工作提供坚实的基础。本书的另外一部分显示了处理汉文材料的困难。由于可靠的译本非常稀少，镶进画里的每一小块马赛克石都必须费劲敲打才能到位。波斯文史料的处理要稍微容易些，不过即使在这儿困难也是如此之大，一个在处理欧洲史料方面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会发现，甚至要理解所面对的难题都是困难的。与汉文材料相比，波斯文材料的主要优点是数量较少，也常常是渲染多、说明少。危险在于缺乏原始性，几个世纪前的陈旧信息被说成是当代的东西。作品被拷贝了再拷贝，毫不顾及在其背后可能或不可能有的真实情况。这种因素在拜占庭史料里也并非全然不存在。这里写作的苛严，使作品符合某种经典的企图，扭曲了真相，并导致年代错乱，还总不易被觉察。不过，至少拜占庭史家是欧洲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思维方式不仅我们更好理解，而且整个来说更具批判性。汉文、波斯文和欧洲文字的史料，把各自不同的光亮投射在它们所记载的事件上。虽然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光线和阴影的多种效果使得难于辨认被不同文字所描述的同一史实。 突厥和蒙古的专有名词（proper name）经过一个中国或波斯历史学家音译以后，如果是以前并不知道的词，经常就变得不可辨认了。这不仅是由于该历史学家一开始的粗心大意，而且也因为用汉字音译外来词或者用阿拉伯文字音拟外来词所固有的困难。阅读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古代文本的困难更是众所周知，这儿有必要作一详细的描述。通常，上下文帮助我们补充那些阙失的成分并进行必要的订补，可是，如果要重建一个专名的原始形式，从而常常是为了比定有关事件所提及的人物，要达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归根到底，只能通过大量而详细的搜证。翻翻一些欧洲的蒙古史学书籍就暴露出来，专有名词的拼写是如此不一致，以致学生试图归因于两个不同人物的业绩，其实只是一个人完成的。历史学家还不得不面对一种相当初级的困难，就是汉文名称（就正在讨论的情况而言，就是汉文音译的其他外来名称）的不同的欧洲音译。他会发现，在一本欧洲的手册中，例如，一个汉字词汇的英语音译，该词用13世纪的读音（常常不同于今天的读音），音译的是一个欧洲专名的波斯语形式。链条越长就越容易误解。对非东方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必须作为一条绝对规则的是，绝不把任何假说建立在与某种欧洲作品中已有的专名译法类似的基础之上。从18世纪以来，匈奴（Hiung—nu）与匈人（Huns）的勘同就一直困扰并仍然困扰着我们的手册，尽管那整个学说其实是建立在两个名称音译间的模糊类似的基础上。 刚才这里提到的这些困难，总的来说都是语言学方面的。它们只是构成了历史学家艰难旅程的第一道障碍。如我前面所说，几乎我们的全部文件都来自所描述人群以外的史料。人们想起来都会不寒而栗，那就意味着写英国历史而只有法文和印度史料作仅有的依据，中央欧亚的历史经常就很类似这种情况。然而，我们不仅要通过外部诠释的扭曲镜像重建原本画面，还被迫要对其作出补充。  《狄奥多拉皇后与侍从》 拜占庭镶嵌画 264 × 365cm 拉韦纳圣维塔尔教堂 中国人或拜占庭人对蛮族的历史感兴趣，只是限于其政治利益涉及的范围。一个民族的名称出现在汉文字史料中，只是在它对统治意味着麻烦时，记载大都也只限于干巴巴的列举入侵、胜利和战败。有时候，蛮族文明的一个特别奇怪的特征会打动某个中国史学家的想象力，于是便进入他们的史著或某种百科全书。一个习惯于丰富的文字史料的历史学家，看到中央欧亚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满足于如此贫乏的材料，一定会大吃一惊。突厥人建立过中央欧亚最重要的帝国之一，他们在大约200年里是统治王朝最危险的敌人，有关他们的全部材料，如果编成欧洲的书本形式，总共不会超过大约200个印刷页。有关其西部帝国的记载收在唐代史书中，译成法文总共不到40页。 无论如何，我们有关中央欧亚历史的知识并非完全基于文字史料的证据。考古和语言材料也给我们补充了不少信息，甚至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问题的线索，而这些问题在文字史料中全然没有提及。 由于中央欧亚文明的特殊性质，考古发现和旧大陆任何部分比起来，在数量上几乎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修建城市，其文明遗迹必然是容易消失的。大多数发现都是金属小器物，很少的情况下在冻土里保存着有机物质：衣服，甚至人的残骸。由于涉及的区域浩瀚广袤，人口又极端稀少，考古发现直到现在都非常少，因而我们有信心期待，将来会有重要的考古发现。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领域，考古成果很少能转换成历史名称。把考古发现归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群总是危险的。在没有外部证据的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把一座墓葬归属于一群人而不是另一群人？当读到这种墓葬属于一个突厥或者蒙古人时，我忍不住要问一个好笑的问题：是不是找到的锅、碗或者就是头盖骨用突厥语或蒙古语句子跟其发现者打招呼，从而便利了他的比定？ 这就带给我们第二个问题：考察语言学家对中央欧亚研究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语言学家能给我们的帮助确实很小，只能用于对原始或史前时期作些阐明。重要的事情又是相当负面的：你不能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把一种语言归属给一个民族。在这个关节点，提醒一下是适当的，无论你阅读手册能得出什么，我们委实不知道匈人、阿瓦尔人、匈奴以及柔然等说的是什么语言。当我们把他们说成是突厥人和蒙古人时，我们不过是在躲避问题。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宜假装说这个领域史学搜证的结果一定能是可靠的，就像我们习惯的对欧洲历史的研究那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所有的批判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可靠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人们沮丧地看到，这样一种基本的谨慎一直被忽视到了何等程度。历史学家们大都是用忽略的办法克服这类研究中的语言困难的。例如，写成吉思汗的书不计其数，罕见有比其他三、四本欧洲人所写的书更具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少有比作者个人的“解释”更具原创性的著述——其“解释”的可靠和透彻，大约赶得上一个六年级学生给朱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评价。现在的问题是，比如，以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撰写中央欧亚历史是否可能？至少在目前阶段，集中对所有可以获得的史料进行翻译和注释，放弃任何综合的企图，是否就不太好？我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必定不会被接受。 进一步收集材料显然是必要的。我认为，对伊斯兰史料而言尤其重要，据我看，这些史料很可能产出比我们期待于汉字史料的更重要也更丰富多彩的材料。还可以期望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研究将给我们贡献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央欧亚的知识。这个领域的前景是远大的。对语言学研究就不能这样说了，不大可能会发现任何新的或重要的语言学资料了，因而研究将只好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材料。 分析性研究要确实有效，需要一些可行性假说。因此，我不想提倡放弃任何综合工作的尝试。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应该带着一种格外的批判精神来进行，应该基于所有可获得材料而不是任意挑选出来的一两件事实。 对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东方学家应当提出的建议是：多否定，少肯定。如果他们要开始时不时地证实某些事情，而且满足于对事情进行描述，这个建议更加有益了。有人过于热衷轰动效应，热衷于发现，比如，某个新的惊人的迁徙。这种方式是要不得的，这已经为格鲁塞（Rene Grousset）所证明，他的《草原帝国》（L Empire des Steppes）[2]值得作为一个能做和该做什么的完美范例。 有志于中央欧亚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首要品质是怀疑。妄想轻易地、毫无根据的比定很可能就是最大的危险。我前面提到过，匈人和匈奴的历史勘同是基于其名称的一种模糊谐音。例子很容易就可以举出好多。经常有人读到公元前的突厥人或蒙古人，尽管前者只是在6世纪才出现，而后者在9世纪以前还没有显露（要明智些就到13世纪再提他们）。当有人检查这些说法背后的依据时，他会发现，整个这些无根之谈，如同把西罗多德提到的那些神话人群如独目人（Arimaspoi），说成是突厥人或蒙古人。希腊人的北方净土（Hyperborean）山被比定为阿尔泰山或乌拉尔山，或喜马拉雅山，以适应任何特定假说的需求。我们有关丁零人的全部材料总共只有汉文史料中的几页，包含很少的可用信息，他们却在一本又一本书中被巧妙地比定为萨莫耶德人（Samoyedes），依据仅仅是，据说他们使用雪橇。人们常会因为缺乏批评精神而困惑。知识狭隘、一知半解的人，追随着蛮族的脚步，由于像蛮族一样被排斥在宜人区域之外，而避难于中央欧亚草原，那里也许是业余历史学家最后一处快乐的围场。 有一点儿怀疑态度，人们多半就能避免中央欧亚研究中的很多大错。 可是困难在于，光有批评精神还无济于事，还需要完善的目录学知识。若干年以前，有个最杰出的宗教史学家对中央欧亚的一个神做了极其透彻的研究。他煞费苦心地分析了那个神名所在的那段突厥文碑铭，尽其所能使他符合总的图景。唉！那个神只是一个误读，差不多五十年前在一篇最专业的文章里就纠正了，那篇文章的标题一点都引不起宗教史家的兴趣。可怜啊，这个有问题的神在未来的许多年，都可能会困扰宗教历史的知识手册。 例子还可以举很多，不过这些就足够了。综合研究，如果是主张准确性的话，必须建立在牢固的事实基础之上。那些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核查基本材料可靠性的人，应该戒绝涉足中央欧亚历史学。不懂强于弄错，或者用伯希和——他在这一领域根绝的错误比任何人都多——的话说：“Une science probe doit se resoudre a beaucoup igeorer（一门诚实的学问须承认有所不知）。” 我试图把中央欧亚放进历史的总体框架中，并指出它的研究特有的问题。对于带着真正的批评精神和学术准备进入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更有作为的研究领域已所剩无几。要做的努力相当大，因为没有谁能把握中央欧亚的问题而不必预先研究至少一两个其周围的文明。无论如何，辛勤耕耘终将得到回报，发现会连续不断，新的世界将会展开在他眼前，只要他无畏地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劳作。中央欧亚的学生必须面对先驱者的艰辛和苦难。收获肯定是巨大的，可劳动者还不多。 注释： 责任编辑：汪珂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