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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有位老大哥转发过来如下一段视频： 我当然很希望人间有很多白莲花，不管是出现在历史上，还是出现在今天。 但是我同样也很清楚，当年胡风出了事，第一个提出以法律手段处置胡风的正是冯雪峰先生。 而胡风在自己意气风发的时候，揭发自己的朋友舒芜是“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为了说明自己言之有据，还引述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书信中的内容，只不过在胡风自己还没提交更多实锤证据之前，舒芜抢先动手了。 给京剧《玉堂春》写剧本的人，我不知道是谁。 只不过，我推测，这位作者大概率不会了解多少基督教神学或保守主义的人性论，但是那一句“洪洞县内就无好人呐”，倒是把人人皆有罪性这一点给说的明明白白。 儒学的正统本是讲“人之初，性本善”的，所以，按照正统儒学的思路，人是有内圣外王的可能的，也就因此才有了忠奸史观。 大忠臣四面八方地闪金光，大奸臣从头到脚流脓水。 只是在文化背景相对错综杂糅的元朝人笔下，奸臣有时也才变得立体化了一些。 写《暴风骤雨》的作家周立波，有个孙女叫周仰之，在美国工作生活，写了几本书讲自己的祖父，结果有些国人不满了，因为周仰之笔下的周立波不是白莲花。 因为有些人觉得，哪怕别人给周立波写传记没写成白莲花不要紧，但作为周立波的孙女，你笔下的周立波不能不是白莲花。 说实话，虽然这些国人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我倒是多少有点能理解，毕竟“为亲者讳”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好不好单说。 然而，上面那段关于冯雪峰先生的视频，其制作者莫非也是冯先生的后代？ 如果不是，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把冯先生渲染得金光闪闪了。 冯先生毕竟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红色文人，大致还达不到需要对他给予“为尊者讳”的礼遇。 当然，“为尊者讳”同样是我们的一项文化传统，好不好也单说。 之所以到了“洪洞县里没好人”的地步，可能既是洪洞县里每个成年人的责任，也不是洪洞县内每个成年人的责任。 说不是，是因为如果洪洞县的人集体搬家，换了一个环境，可能他们都会变得好点。 说有责任，则是因为洪洞县之所以成为洪洞县，他们很可能也算各有“贡献”。 我们固然不必苛求现在被誉为“傲骨文人”的冯先生，但大概也没必要选择性对待历史，对于一个原本立体化的冯雪峰先生做扁平化和纯洁化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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