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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革命 初心不改 ——记我们的父亲刘晓华
刘永乐 刘长虹 执笔孟秀玲
我的父亲刘晓华
父亲（右）与战友蒋汉卿合影【人物简介】
刘晓华（1918.8.8—1997.4.6），曾化名苏兰村, 河南省永城市蒋口镇后刘岗村人。1938年1月参加永城动委会举办的青训班, 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团接管旧政权，11月参加永城地下党领导寿松涛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参与组建永西北学生队，2月率队到新四军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4月任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2中队副中队长，后任永城1区区长兼中队副、区委书记。1941年6月任安徽省宿灵县1区区委书记。1944年4月任宿灵县宿南工委书记、公安局局长。1945年12月任宿东县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11月任商亳鹿柘县委组织部部长，12月任河南省杞县县委组织部长。1947年8月任杞县县委书记。1949年9月任河南省农协组织股长。1950年9月任杞县县委书记、陈留地委办公室副主任。1954年9月任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党建教研室助教、副主任。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处分，下放劳动改造。1959年12月调回党校任行政科、生产科科长等。1963年3月任中南民族学院干训班副主任。1969年12月后历任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党总支书记、院教务处副处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79年获得平反昭雪。1981年2月任中南民族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享受厅局级待遇。1997年4月6日在武汉市病逝，享年79岁。
我的父亲刘晓华，1918年8月8日出生于永城市蒋口镇后刘岗村。我的爷爷刘俊英是兽医和针灸医生，他自幼聪颖，克服目不识丁的困难，刻苦钻研,精通兽医、中医，常为百姓解难，受到四乡群众的称赞。奶奶蒋心明擅长纺织,为人忠厚善良，受人尊敬。他们养育了6个孩子，父亲刘晓华排行老三，两兄两弟一妹。
爷爷刘俊英经常教育子女精忠报国，是爱国开明人士，为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老大晓东、老三晓华、老四晓宇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并都担任了领导职务。从此，我们家成了党的联络站，爷爷奶奶为党传送情报，站岗放哨，保护干部，护送伤员，对革命做出了贡献。老四晓宇在解放战争中任区委书记时壮烈牺牲。我的大爷爷刘子元是爷爷刘俊英的亲哥哥，虽是一娘同胞，但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走的是两条路。刘子元曾任国民党的区长多年。
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1925年，父亲7岁时开始在本村半私塾半学堂读了7年书。听说孙中山领导革命军北伐，冯玉祥坐镇河南，提倡革命，扒了庙盖学堂，男的要剪辫子，女的要放脚等。当时，父亲就曾参加了老师带领同学拉倒南庙里神像的活动。
1931年日本占了东三省，到处烧杀奸淫抢掠。父亲从这时就开始仇恨日本鬼子，常和同学们一起唱着《日本逞强我们要打倒》等歌曲。
1933年父亲15岁时考上了酂阳集高等小学。读了两年，成绩为同年级前10名。学习期间，老师经常讲日本占领东北的惨状，日本人如何惨无人道。学校曾专门组织了抗日演讲会。1935年秋，父亲17岁时在夏邑县青原中学读书，读了两年半，成绩为同年级第二名。
在这期间，中文教师思想比较进步，向同学们介绍了大量的进步读物，上课时常发表一些激进的讲话，启发了同学们的抗日救亡思想。父亲从那时起开始爱读鲁迅和老舍的书，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激发了爱民族、爱国家，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的思想情感，对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共产党很不满意。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听说共产党为了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努力促成了国共共同抗日。父亲非常高兴，对共产党更加信赖和拥护。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共产党八路军却勇往直前，更是激发了父亲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尊敬和爱戴，激发了抗战救国的热情，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暑假前,学校指名要父亲和同学刘文山在一次全体同学的集会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说。之后父亲曾和几位同学商议到延安去，但因无人介绍没有去成。
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团
1937年底，父亲听说永城要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并知晓主要领导人都是当年领导农民暴动的共产党员王卓然、刘屏江、盛税堂等，还有共产党河南省委派来的民运指导员曾眉。父亲对这些人是非常钦佩的。
后来又听说动委会要办青训班，他就立刻报名参加了。当时参加的人约有五六百人，由陈建平、王卓然、王更生等人讲课。大约10多天就结束了，后各自回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8年1月，父亲听说动委会又要招考成立一个抗日救亡学生队，就报考并被录取。2月，学生队集训约一个月左右，动委会决定，把学生队改组为5个工作团，分到5个区去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父亲被分配到第一工作团到永城1区顺和集（埋头集）工作。团长陈仪如、民运指导员曾眉也随该团前往。他们到集镇和农村去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唱《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联庄会等工作。
3月，国民党省党部勒令永城县长鲁雨亭立即解散工作团和动委会。当时中共永城县工委刘屏江、王卓然召开大会，驳斥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污蔑。
大会后的第二天，全体队员100多人在刘屏江、王卓然、陈建平的带领下，以永城县抗日救亡学生队的名义到徐州第5战区总动委会找李宗仁请愿。父亲参加了请愿，随队步行两天到达徐州。
请愿取得胜利后，鲁雨亭县长与动委会研究，决定5个工作团团长代行5个区的区长职权，把108名队员向每个联保派去两人，一个任联保主任，一个任书记（即文书）。父亲和丁永年被派到第1区西陵乡，父亲任联保主任，丁永年任书记。
4月，父亲到任后，旧主任和旧区长都拒不交印，并采用各种手段，企图把工作团轰吓走。后来县长鲁雨亭决定，重新刻制新印，宣布旧印作废。父亲他们接到印后，继续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打击不法地主豪绅、调查人口、登记枪支、组织抗日连庄会、建立抗日自卫队等各种工作。
永城县长鲁雨亭派抗日救亡学生队接管旧政权 5月12日，日本鬼子打进了永城县城，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向西逃跑了，中共永城工委也被冲散了。西陵乡的自卫队20多人枪也被蒋老五（队长）带走了，父亲和丁永年只有回家听消息。
5月下旬，学生队队员蒋汉卿从2区回来后，找我父亲商量如何组织武装抗日。他们两人曾找蒋老五（后来当了汉奸）想把枪要回来，遭到拒绝。
6月，蒋汉卿与刘屏江、王卓然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但没能抓到武装，反被土匪把枪抢走了。现在只有把学生队再组织起来，派他们到杂八队（家乡沦陷后，土匪、土豪劣绅、国民党区乡武装等组织的号称抗日的武装）里去做工作，动员杂八队抗日。父亲他们到杂八队邱鸿彬部去做工作，结果没有成功。
8月，王卓然说我们没有武装，单独活动是行不通的。就派父亲和朱松岭二人，持信去鹿邑县南柳林镇找他的同事（随着国民党第3支队王化荣队伍活动的，宿县的徐风笑、陈海仙、王乔英等人），还遇见了县长鲁雨亭。父亲和朱松岭向他们汇报了永城县地方上的情况。10月，徐风笑、陈海仙等就随王化荣的部队到了永城以西龙岗集一带。
在家乡组织永西北学生队
1938年11月，父亲回到永城龙岗集西白楼见到王卓然、蒋汉卿，听他们说共产党的领导寿松涛、马乃松等已随国民党抗日武装王化荣、蔡洪范（国民党的永城县县长）的部队来到永城，举办抗日干部训练队。父亲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就参加了干训队学习。
永城地下党领导寿松涛举办抗日干部训练队
两天后，学生队员霍大儒找父亲谈话，介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又带父亲去见了寿松涛（教育长）、马乃松（干训队长）等。当时马乃松对我父亲说：“你从今天起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以后填表时，入党介绍人就是我和糜云辉两个人。”父亲高兴极了，千里跋山涉水去找党没找到，没想到党已来到家门口了。
霍大儒（左）介绍父亲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12月，干训队结束后，寿松涛要派父亲到王化荣部队的警卫连里当指导员。父亲和蒋汉卿向寿松涛、马乃松提出建议，请求派他们两人回到家乡酂阳集、蒋口一带，去组织共产党自己的队伍。两位领导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1939年1月，父亲和蒋汉卿回到家乡，在同学、同事中进行宣传，组织了三四十人。
1月底，他们向寿松涛汇报以后，寿松涛马上写信把父亲他俩介绍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司令员那里。
他们第二天就找到了彭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受到了热情接待。上午，两位领导请父亲和蒋汉卿做客，两个大馒头还有两碗红芋，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这是最丰盛的招待了。
彭司令员和张参谋长指示父亲他们，春节之后把队伍集中带到永城书案店集训即可发枪给队伍。父亲与蒋汉卿非常高兴地回到家乡。
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
1939年2月（农历正月十六），父亲和蒋汉卿把队伍集中起来，包括王卓然在山城集一带动员来的青年学生队共约六七十人。因为酂阳集是敌占区，他们就化整为零，黄昏时到达了书案店，第二天就进入游击支队随营学校学习。
在随营学校学习期间，张震参谋长发给父亲他们20支步枪200发子弹，派一位抗大毕业学生杨斐任队长，父亲和陈体恕任副队长。他们学习了政治、军事、队列、使用枪支、野外站岗放哨等基本军事知识，半个月后学习结束。
让父亲他们带回到蒋口、酂阳一带打游击，开辟地区、扩大队伍。临行前，支队组织部部长周季方找父亲和杨斐谈话，指定父亲为区委书记，杨为宣传委员，与蒋汉卿一起成立永城县1区区委。
期间，我的大伯刘晓东、四叔刘晓宇在父亲的影响下，都参加了革命。
大义灭亲受赞扬
1939年4月，父亲他们的学生队抓住了大匪首王友亮和惯匪孙月望（系军阀、国民党军军长、伪军孙殿英的本家），孙殿英的二哥带着厚礼找当时国民党顽区长刘子元（父亲的亲伯父）求情，遭到父亲他们的断然拒绝，并立即枪毙了大匪首王友亮和惯匪孙月望。
处决了孙月望，为民除了一害。而刘子元恼羞成怒，乘刘晓东、刘晓华、刘晓宇兄弟3个和蒋汉卿等人外出之际，砸坏了他们的锅碗瓢勺，拉走了牲口，并扬言要与父亲他们拼个死活，同时还打了区委的文书丁汝勤。
为此，父亲与伯父刘子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刘子元拥有100余人的土顽武装，又与周围的土匪相勾结，敌众我寡。
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怕学生队吃亏，决定将父亲他们的永西北学生队与县城北盛税堂、县东李品立、县南童振铎等所组织的3个学生队合编为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共计300余人)，以集中兵力，共同对敌。盛税堂任大队长兼政委，杨斐任副大队长，下编4个中队约有300多人。杨斐兼2中队长，父亲和陈体恕为中队副队长。
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大队长兼政委盛税堂
狡猾的刘子元看到学生队的力量壮大了，又采取了阴险毒辣的手段，企图在政治上搞垮学生队。他领匪徒到处抢劫民财，烧杀抢掠，反把罪名转嫁在学生队身上，并在群众中骂学生队是土匪，造谣共产党是“共产共妻”，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5月，为彻底摧垮顽区部，严惩反革命分子刘子元，区委刘晓华、蒋汉卿、杨斐巧设“鸿门宴”，把刘子元诱到我四叔刘晓宇家中。他们刚一进房内，四周伏兵蜂拥而上，当即把刘子元捉住，教训了他。
父亲他们兄弟3人大义灭亲，生擒伯父刘子元的事迹，很快在永城大地广为传颂。学生大队夺取了永城1区政权，由学生队员唐庸之任区长。中共永城县委认为父亲能够大义灭亲，在大会上给予表扬。此后，父亲就离开学生队，专任区委书记搞地方工作了。
6月，原土匪4个中队100多人愿意归编1区。父亲他们自筹枪支，成立了100多人的队伍，此时，1区区队武装共约200多人，开辟了西陵、顺和、陈集等7个乡政权。
反顽斗争三兄弟并肩
1940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向豫皖苏根据地大举进攻。12月12日，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耿蕴斋、第6旅17团团长刘子仁、18团团长吴信容叛变。我处于日、伪、顽和叛匪的夹击之中，全县军民奋起反抗，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顽斗争。
当时，1区形势极为严峻，几乎每天都有敌人的骚扰，每日都在打仗。父亲和区委书记姚克、公安区员蔡振纲等分别带领乡队和民兵，依靠路沟坚持反顽斗争。
父亲刘晓华、大伯刘晓东、四叔刘晓宇在乡亲们的掩护下，利用巴河、歧河及抗日沟的有利地形，带领区队转战在蒋口、西十八里一带。游击中常与敌遭遇，有时与敌仅一路之隔、几步之遥，但他都能镇静沉着，屡屡安然脱险，有时还给敌人以重创。兄弟三人密切配合与敌人斗争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蒋口集捉敌未果。
1941年初的一天夜里，父亲刘晓华带领区队驻堤根刘庄，我四叔刘晓宇带领乡队和王峰领（歧麦乡长)、傅存让等同志驻姜刘庄，我大伯刘晓东任区队长，带部分区队武装驻庞桥。
刚吃过早饭，有个同志报告说蒋口集上有几个土顽。父亲和区委几个同志商讨决定，去蒋口集把那几个土顽捉来。便带领10几个同志从堤根刘庄北地路向蒋口方向行进。
快到东西路沟时，突然从蒋行坊冲出一大股敌人，足有三四百人，吹着冲锋号扑了上来。我父亲带队撤到后刘岗北地时，我四叔刘晓宇听到激烈的枪声，便与王峰领、傅存让冲出村外，暗中观察战情。他紧扣扳机，镇定自若，待敌人进入火力有效射程之内时，他大喊一声“打！”瞬间，枪声大作，敌人乱了阵脚，因不知我兵力强弱，敌人遂调头向北狼狈逃窜，区委领导脱险。
西葛洼村转败为胜。
3月，1区形势日益恶化，父亲任区委书记，带领河阳乡、歧麦乡等几个乡的武装集中起来打游击。一天，他驻西马楼，我大伯刘晓东带部分区队驻庞桥，我四叔刘晓宇带乡队驻赵庄。
早饭前，我父亲放的游动哨发现西葛洼村有顽匪，即派人侦察，误报是几个催粮要款的土顽。区委根据这一情报决定四面合击敌人。命我大伯晓东向姜刘庄进发，我四叔晓宇到葛洼西边小王庄执行截击，我父亲带领王峰领、傅存让、刘其贤等十五六个人直攻西葛洼。
当进攻距敌不足百米时，发觉敌人有百余名，光着脊梁，疯狂地向我反扑过来，敌人用密集交叉火力追击，妄图活捉我全部人员。
父亲一看敌强我弱，即边打边撤，当撤到后刘岗西地时，我大伯晓东带队从左侧的庞桥飞奔到马牌坊西头坟地里截击敌人。我四叔晓宇带领13位同志从王庄跑到歧河堤上，对准敌人的背后猛烈开火，使敌人腹背受击，战斗局面迅速扭转，我部转败为胜，敌人夺路而逃。
蒋前口村突围成功。
4月的一天拂晓，我父亲带领区队驻蒋河口，我四叔晓宇带乡队驻崔油坊。他们游击一夜还没睡下，县城的汉奸领着日本鬼子从蒋河口北面包围上来，随后敌人也进了崔油坊。
父亲率队突围到蒋前口村，我四叔晓宇在敌人的追击下，也边打边撤到蒋前口村，兄弟 2人会合后未等喘息，又发现蒋土楼南边巴河堤上有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走动。
为摸清情况，父亲派我四叔晓宇带乡队上堤侦察，还未来得及报告敌情，大群敌人已从东南方扑向蒋前口村。父亲刚刚撤到蒋口集村北地，东西南3股敌人就把蒋口集封锁了。
我四叔晓宇奉命上堤侦察，发现满河筒子都是敌人，正由南向北扑来，回头看看晓华哥已带队向北转移了。在无退路的紧急关头，他不顾敌人密集火力，从距敌只有百十米远的地方，横穿巴河，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全队安然无恙。
解救被俘人员。
1941年4月6日万楼战斗中，刘子仁俘虏了我们的战士，要把他们押向山城集刘子仁的老窝。当刘子仁压着我方战士中途经过永城1区孟油坊休息时，父亲带着几十人冲进去，把被俘人员解救出来。刘子仁又在张板桥小霍庄设立联络站，父亲带领张云峰等一夜之间把两名联络员消灭。
在宿东坚持地下斗争
1941年4月底5月初，这时父亲的区队只剩下10多个人了，隐蔽在翟楼。他派财粮区员薛飞带上他的一只盒子枪，到县南与县委联系。下午听战士小温回队时说，薛飞带着战士李洪才已投敌。小温听一个探子说，敌人要来攻击1区区队。
父亲率十几个人马上出发，在蒋汉卿派张峰一个排的接应下，当夜转移到宿县南坪附近，夜晚过津浦路东，天亮时，住宿县东花庄集的化圩子。
当天下午，县委决定父亲留在宿灵县花庄区（即1区）做地下工作。郑良瑞为1区委书记，父亲为副书记。花庄区系津浦路东和路西的来往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开展地下斗争，父亲从那时起改名为苏兰村。他的公开职业是书馆先生，以卖纸墨笔砚等文具自谋生活。每天早上去书馆卖文具纸张。晚上轮流到10个支部秘密和党员谈话或召开会议。
当时父亲靠书馆卖书是不能维持生活的。1941年10月，他到宿东游击支队设的盐税所去当炊事员，才解决了吃饭问题。
11月，宿东地区形势有了好转，宿东游击支队的联络站成立了。父亲就直接跟着联络站活动。从这时起，宿东县工作就开始半公开，直到1942年冬至1943年春完全公开。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得到了很大锻炼，除了生活上的艰苦外，也遇到了几次生命危险。
在父亲住小杨家时，地方势力派土匪许传勋认为他是共产党要杀他。经在许身边的同村的地下党员许正民加以劝阻，他才没有动手。
一次，父亲和当时的地委秘书杨海波（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发现敌情后，在转移的路上碰到敌人的一辆载兵的汽车，相距两米远，侥幸未被俘。
还有一次，父亲和沈子芳（后任巢湖地委书记）在大杨家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围困在杨老师家，经杨老师的妻子傅大嫂拼命掩护，才没被俘。
1983年5月，宿县地委召开党史座谈会时，父亲和沈子芳专门到大杨家去看望傅大嫂，遗憾的是傅大嫂已去世了。
父亲曾为这段历史写了一首诗：
四十年前改姓苏，埋在宿东学卖书。白天背箱去书馆，夜里出去跑支部。敌伪顽友要对付，少米无面难果腹。艰难危险不怕苦，为守皖北大门户。
1943年春，宿灵县委已在1区东边又开辟了3个区，成立了县政府，1区归宿灵县统一领导。这时候父亲就完全公开出来，由他担任1区（后改为花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赵礼秀，组织部部长郑英保。共辖7个乡，各乡干部都是当时各个支部的党员。由于父亲的积极工作，花庄区成立了区队，建立了乡政权，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1944年，在险恶的形势下，父亲带领武装一面打仗，一面扩军90人，受到县委的表扬。
同年10月，父亲带领武装毁掉了一架日本负伤降落在华庄区的战斗机，残骸运到新四军4师师部驻地半城展览，得到了师部的表扬。
1945年9月，父亲调任宿灵县公安局局长，不久宿灵、宿东合并为宿东县，他改任宿东县委组织部部长。
自卫战争中四叔殉国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宿东县委组建宿灵公路以南、津浦路以北的沱南、沱北、花庄三个区的工委，父亲为工委书记，负责领导三个区的区队、民兵对敌斗争。
8月，泗县战斗以后，地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10月，宿东县委决定撤向津浦路西。但路西的形势同样紧张，县委又决定继续西撤，到永城与华中8地委取得联系，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斗争。
宿东县委在撤退时非常仓促，地下工作没有布置。撤出后县委又急急忙忙决定把100多名乡级干部和部分区级干部，用“有亲的奔亲，有朋的奔朋，自找门路，自想办法”进行隐蔽，只要不投敌自首，待将来打回来后仍然承认党的关系。还决定把区级干部的短枪都交给县大队。
1946年10月，宿东县委撤到永城西龙岗、白庙一带，服从华中军区8分区指挥，地委书记寿松涛、分区司令张太生。父亲任宿东县大队1营教导员。
11月，8分区新开辟一个商亳鹿柘县，县委书记毛更甦，县长孙清淮，父亲任组织部长。
华中8分区全体军民奋起自卫，顽强地坚持对敌斗争。1946年底，形势急剧恶化。
1946年9月，我的四叔刘晓宇调任华中8分区雪商亳县商3区区委书记。11月28日，他在反击国民党军的自卫战争中壮烈牺牲。
11月24日，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夏邑县、雪商亳县中心根据地进犯。为避其锋芒，华中8分区主力陆续向西转移。领导认为四叔刘晓宇有打游击的经验，决定让他留下坚持斗争。四叔晓宇在途中遇见本家侄子刘言伦(我方连长)带队西撤，劝他随队撤离。晓宇回答：“你们走吧，组织决定留我坚持战斗，我们会胜利见面的！”
后又与随军西撤的大伯刘晓东(蒋口区副区长)相遇，兄弟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各自述说了本区对敌斗争的情况。大伯晓东介绍说：“大爷爷刘子元家几个儿子，都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为非作歹，将直接威胁着家庭的安全。”并劝他随队走：“晓宇，少数武装在这里是不容易坚持的，咱们家乡的区乡干部都向西转移了，你也向西撤吧！”
四叔婉言谢绝了大哥的劝告：“我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服从组织的决定，领导让我留下坚持斗争，我要与商3区的人民生在一起，死在一块！”四叔毅然告别了亲人，回到战斗岗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1月26日，夏邑县的土顽李子玉带领保安团与蒋阁一带的还乡团，在东皋店包围了四叔带领的联防队。由于敌众我寡，联防队被冲散了。就在这天晚上，我地方武装奉命全部西撤，四叔与农会主任乔正德没有接到西撤的通知，仍然按照上级指示坚守岗位。
11月28日傍晚，四叔化装成卖细粉的商人，正要推着土车转移，突然被还乡团围住。他临危不惧，激愤地说:“你们这帮匪徒想干什么?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翻不了天，我们的队伍会很快打回来的，你们敢动我一根毫毛，共产党饶不了你们……”话未落音，突然枪声四起，四叔刘晓宇倒在血泊里，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刘晓宇（1921.8.5～1946.11.28），曾化名刘苏，刘晓华的大弟。1938年10月参加抗日学生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被分配到统战的蔡洪范部任连指导员。1939年7月任县委交通员。1940年6月任永城1区河阳乡指导员。1941年6月到抗大4分校学习，11月任淮北运河特区陈圩区新宅乡指导员。1943年12月任陈圩区区委副书记。1944年10月任宿迁县陈圩区区委书记。1946年9月任华中8分区雪商亳县商三区区委书记。11月28日壮烈牺牲。
父亲在世时，常常提起他的大哥刘晓东和弟弟刘晓宇，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1946年12月，父亲调任豫皖苏军区1分区杞县组织部部长。1947年8月任杞县县委书记。他领导县委和地方武装与国民党武装展开了殊死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清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剿匪反霸，开展了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恢复发展了杞县的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但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对个别领导的作风和工作提意见，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行政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的三大错误处分。1958年2月他被下放到湖北“五三农场”劳动改造，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父亲一直坚信自己无过错，并坚信党是不会永远冤枉好人的，他不断向省委及中央提出申诉。1979年，经过25年的反复申诉，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1981年，父亲任中南民族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行政12级，享受厅局级待遇。
父亲1997年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从1938年元月开始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工作，11月入党，至今已经59年了。59年来，我一直是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困苦，忠心耿耿，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工作中虽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都在克服中得到了进步和提高，自己觉得还是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战友和父老乡亲的，这是自己感到非常可以自慰的。”这是父亲对自己革命一生恰如其分地总结。
父亲一生革命,不忘初心、不改本色，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儿子，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的父亲刘晓华
父母1950年，父亲刘晓华与母亲石秀莲的结婚照
父母合影
父母合影
1968年刘晓华全家在武汉长江大桥合影。左起：长女刘永灿、夫人石秀莲、小女刘永康、刘晓华、二女刘长虹、长子刘永乐
1981年刘晓华全家福。前排左起：长女刘永灿、夫人石秀莲、刘晓华，后排左起：小女刘永康、长女婿杨效麟、长子刘永乐、二女刘长虹
1984年5月，父亲受邀参加永城县党史座谈会
永城县党史座谈会上老干部分组名单
永城县党史座谈会上老干部信息登记
永城县党史座谈会会场
永城县领导热烈欢迎参加党史座谈会的老前辈
在永城县党史座谈会上与老战友合影，前排左起：李品立、？、孙越（李夫人），后排左起：蒋汉卿、徐爱民 、霍大儒、刘晓华
父亲在永城县党史座谈会上发言
1980年，作者刘长虹（右）与父亲合影
2019年10月2日，作者的母亲石秀莲手捧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颁发给母亲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2021年元旦，作者妹刘长虹（左）与兄刘永乐合影 作 者：刘永乐，刘晓华之子，1953年11月生。1970年成为上山下乡知青，1973年后在武汉工艺美术公司、湖北省博物馆工作。退休前为中南民族大学后勤集团职员。刘长虹，刘晓华之女，1957年3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中。1975年成为上山下乡知青。1979年起任华中师范大学化学院实验员，现已退休。孟秀玲（执笔），原新四军4师孟昭贤之女，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副秘书长。此文选自2019年11月河南省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与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合编的《追寻父辈的足迹》，主编孟秀玲、张亚魁，副主编：蒋晓宁 孟秀玲更多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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