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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金秋，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时，谁也没想到，一场关于旧账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那些曾经在清政府身上尝到甜头的列强们，竟打起了新中国的主意。他们打着＂债务继承＂的幌子，轮番上门讨要赔款。面对这些昔日让清政府望而生畏的＂债主＂，新中国又将如何应对？毛主席的态度又为何让这些咄咄逼人的讨债者铩羽而归？这其中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列强的算盘：债务追讨战 1949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中南海西花厅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英国驻香港总督葛量洪派出的特使，手持一份厚厚的文件，要求与中央政府商谈＂历史遗留问题＂。  这份文件上详细记载着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清政府欠下的种种赔款数目。特使的言下之意很明确：新中国既然继承了清政府的领土，自然也要继承这些债务。 谁知这仅仅是个开始。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外交人员轮番造访，他们的说辞几乎如出一辙：＂按照国际惯例，新政府必须履行旧政府的国际义务。＂ 1950年1月，美国驻日本大使杜勒斯更是派出代表，提出了一份详尽的＂债务清单＂。这份清单不仅包括庚子赔款的余额，还包括民国时期向美国购买军火的欠款。 尤为讽刺的是，在1950年2月的一次外交场合上，英国代表竟然拿出了一张1901年的＂借据＂，上面还盖着清政府的印章。这份＂借据＂显示，当年清政府为了筹措庚子赔款，向英国汇丰银行借了一笔高利贷，连本带息至今未还。 法国更是别出心裁，他们不仅要求偿还赔款，还提出要恢复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特权。1950年3月，法国驻港领事甚至带着一批老照片前来＂交涉＂，照片上是当年在租界区的法国建筑和产业。 意大利代表则搬出了一份清朝末年在天津修建的意式建筑合同，声称这些建筑的产权归属问题仍未解决。他们要求新中国政府要么支付这些建筑的＂历史欠款＂，要么归还建筑的产权。 在短短几个月内，新中国政府就收到了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讨债信＂。这些西方国家仿佛商量好了一般，纷纷亮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老黄历＂。  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在外交场合上对新中国的态度却十分耐人寻味。白天他们派人来追讨清政府的债务，承认新中国是清政府的继承者；晚上却在联合国大会上高声反对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府的合法席位。 二、历史的烙印：清政府的债务包袱 1842年的那个夏天，注定要被钉在中国近代史的耻辱柱上。8月29日，当清政府代表耆英在＂康华丽＂号军舰上签下《南京条约》时，一个沉重的包袱开始压在了中国人民的肩上。  这份条约不仅割让了香港岛，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更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的天价赔款，折合当时清政府近两年的财政收入。为了凑齐这笔钱，清政府不得不向各省摊派，甚至动用了皇室的内帑。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1858年，英法联军闯入天津，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这一次，赔款金额翻了一番，达到四百万两白银。而更让人愤慨的是，这笔赔款中竟然包括了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军费开支！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又故技重施，烧毁圆明园后，再次勒索赔款。这一次的数目达到了惊人的八百万两白银。为了筹措这笔钱，清政府不得不向民间富商借贷，甚至抵押了部分盐税收入。 然而，这些赔款与1901年的庚子赔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一纸《辛丑条约》，竟然要求清政府赔付4.5亿两白银！这个数字之大，几乎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四年的财政总收入。  更令人发指的是，《辛丑条约》还规定这笔赔款要分39年还清，并且每年要支付4%的利息。简单计算就能知道，到最后清政府实际需要支付的金额将超过9亿两白银。 为了按期支付这笔天文数字般的赔款，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首先是加征厘金，其次是抵押关税收入，最后甚至不得不四处举债。而这些债务又产生新的利息，形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债务漩涡。 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清政府仍有高达7.3亿两白银的外债未还。这些债务就像一根绳索，牢牢地捆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列强们通过控制海关、盐税等重要收入来源，不断压榨着中国的经济血液。  1912年，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财政局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债务并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反而成了列强控制中国的重要筹码。 即便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这些债务依然如影随形。虽然通过谈判，一些国家同意调整了还款条件，但这笔沉重的历史包袱始终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直到新中国成立。 三、暗流涌动：国际形势的变化 1949年，当西方列强纷纷上门讨债时，国际局势早已不是清末民初的模样。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一场新的国际博弈正在上演。  1950年2月，苏联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上，美国驻日本大使杜勒斯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利用清政府的旧债来牵制新中国的发展。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英法等国的响应。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在战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意味着清政府时期以白银计价的债务在法律效力上存在重大争议。 更重要的是，亚洲形势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立即宣布不承认英国在殖民统治时期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这一做法给了许多亚洲国家以启发。1948年，缅甸也采取类似举措，拒绝承认英国留下的债务。  1949年4月，亚洲各国代表在新德里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如何处理殖民时期遗留的债务问题。会议达成一项重要共识：殖民统治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其衍生的债务，新独立的国家有权予以否认。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些小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参与过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在1950年初就通过外交渠道暗示，愿意放弃庚子赔款的追讨权。而曾经同样参与八国联军的奥地利，更是公开表示不会向新中国提出任何赔款要求。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也在发生深刻变革。1950年，世界银行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这使得旧式的高利债务正当性受到质疑。同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呼吁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财政部和英国财政大臣不得不重新评估追讨清政府债务的可行性。一份解密的电报显示，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曾在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会谈中承认：＂这些旧债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  更具戏剧性的是，1950年6月，一份来自瑞士的调查报告指出：当年参与对华＂债务重组＂的多家欧洲银行，其实早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注销了这些债权。这份报告在西方外交圈引起不小的震动。  就在列强们犹豫不决之际，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整个国际局势再次发生剧变。债务追讨的问题很快被其他更紧迫的议题所取代。而这时的新中国，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 四、坚定立场：新中国的态度 面对列强的轮番施压，新中国的态度始终如一。1949年12月17日，在中南海的一次外事会议上，毛主席掷地有声：＂凡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旧中国的特权，新中国一概不予承认！＂ 这番话很快通过外交渠道传到了各国使馆。三天后，英国驻华代办葛维德再次来访，想继续讨论赔款问题。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并当场递上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任何通过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债权，在新中国都将作废。＂ 1950年初，美国代表又带着一大摞所谓的＂债务证明＂造访北京。这一次，中方干脆连门都没让他们进。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新中国不承认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丧权辱国条约下欠下的任何债务。＂ 这种坚定的立场很快得到了具体行动的支撑。1950年3月，新中国政府宣布收回了英美等国在华的所有特许权。原本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盐务、邮政等部门，全部收归国有。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时主持接管上海海关的干部在保险柜里发现了一份厚厚的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载了从1842年到1949年间，中国向各国支付的赔款细目，总计达到白银近20亿两。这些数字成为了新中国拒绝承认旧债的有力证据。 1950年6月，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法国驻港领事带着一批当年在华投资的法国商人代表，提出愿意用放弃赔款要求换取在华企业的赔偿。对此，中方的回应很干脆：＂不平等条约下的任何要求，一律不予考虑。＂ 到了1950年下半年，列强们的态度开始松动。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答辩时承认：＂在现实条件下，继续追讨这些历史债务似乎不太可能。＂这是西方国家首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退让的姿态。 新中国的态度不仅体现在外交辞令上，更反映在实际举措中。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法令，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切特权。这份法令不仅否定了以往的不平等条约，还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得以历史债务为由，对新中国提出赔偿要求。＂ 1951年春节前夕，一位老海关工作者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本记载清政府赔款的原始账簿。这本账簿详细记录了当年列强是如何层层盘剥、重复征收赔款的。这份历史证据，成为了新中国坚持立场的重要依据。 伴随着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西方国家对华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们终于意识到，面对的已经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到1951年底，除了个别国家外，几乎没有人再提起清政府赔款的事。 五、历史启示：国家主权高于一切 清政府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为新中国赢得了第一场外交胜利。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层面。1952年春天，一位英国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感叹道：＂中国人终于挺直了腰杆。＂ 这场胜利带来的首要改变是外交政策的全面调整。1952年3月，外交部发布了《关于处理旧中国外债问题的声明》，明确提出＂主权原则不容侵犯＂的外交理念。这份声明很快得到了其他新兴独立国家的响应。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访华期间特地询问了这个问题的处理经过。回国后，他立即宣布不再承认荷兰殖民时期的债务。这一做法在亚非国家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殖民地时期债务的浪潮。 1953年4月，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到来了。英国驻华商务代表处正式撤走了悬挂了近百年的＂英国领事馆＂牌匾。这块牌匾见证了无数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如今它的撤除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悄然改变。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大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当年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们，这次不得不以平等的姿态与中国代表团对话。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1954年底，瑞士的一家银行居然向中国提出要购买清政府时期的债券。这些债券在当时的欧洲市场上已经成为了收藏品。对此，中方的回应既幽默又坚定：＂这些纸张现在只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与会各国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处理旧债问题的经验。他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番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到了1956年，当年参与八国联军的意大利主动提出要归还圆明园的文物。这个提议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态度的根本转变。那些曾经咄咄逼人的列强，开始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这个东方大国。 1957年，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巴黎出版的《东方醒来》一书中写道：＂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个真理：民族尊严是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这本书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关注。 同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布报告，首次承认发展中国家有权重新审视殖民时期的债务问题。这份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新中国的实践被多次引用为典型案例。 1960年，当年最后一个还在坚持讨债的＂债主＂也放弃了诉求。至此，这场始于1842年的＂债务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而新中国在这场较量中展现出的坚定立场，也成为了后来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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