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最后,邓小南教授结合上述研究,集中探讨了对于制度文化和制度运行的生态环境的反思。尽管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制度设计,但制度的实际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可能与当时制度周边的政治文化氛围紧密相关。王安石有言:“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因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被称作“制度”的规则和程序在现实中如何实践并且发挥作用,当时的官僚体系如何执行、对待这套制度,当时的社会人群如何感知这套制度。南宋时程珌曾经说,当今天下利弊,人尽皆知,但 “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由此可见,信息的传递和沟通存在“言—闻—行”这一链条,其中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情况。“未必上闻”可能是在言路关节上有次第筛选,“未必下行”则取决于君主和朝廷的态度和抉择。
制度是否能够按照设想实施,有赖于一系列客观条件,如是否有充分的技术手段,是否有可供比对的信息采集路径,是否有适宜合理的抉择标准等等;但更有赖于整个官僚体制以及体制内当事人的行为。在官僚体制内,官员面临着不同的仕宦前景和风险,既包括渠道开放与管控导致的体系风险,也包括官场生态和信息选择带来的个人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员自然有“窥伺”和“预备”的动力。例如,宋太祖喜好读书,卢多逊伺知太祖调阅的书籍,便通宵阅读,因而在朝堂上应答如流,受到皇帝青睐。再如监司前往州县按查之前,往往将需要检查的内容事先透露给州县,州县官员按照上级文书的要求,预先逐项清理作账,应对汇报。在信息流通核验的正式制度下,官员通过“合谋”的方式搭建起了灵活、隐蔽的非正式实施方式。
官场文化和官员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制度的设定和运作实效。信息的需求方、供给方、传输方、筛选方利益表面一致,但深层关切不同。谁真正关心信息是否准确真实?朝廷对于掌控信息始终关心甚至焦虑,但在焦虑、重视和求实三者之间,往往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官场生态对于官员的“驯化”,对于皇帝“玉色”的窥测、对于朝政趋向的揣摩、对于“上情”的体恤,都造成了信息的失真甚至主动放弃。例如,孝宗时江西发生水灾却未上报,事后孝宗问及,参政蒋芾解释说:“州县所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乐闻。”再如,京西地区财政短缺,户部派遣官员前往调查,而谏官范祖禹却进言阻止,认为倘若知晓财政缺口很大,中央政府反而难以应付,故不如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