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次美术作品，有不少人羡慕、赞扬。1956年，漫画家华君武先生到武汉来，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我被武汉美术家协会邀请参加了会议。我以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为我们学校和汉阳县争了光。理应得到大家的支持。（那时候，汉阳县还没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过美术作品。）谁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不适于搞业余文艺创作的。我这个不能成为正果的“野果”的命运是铁定了的。今后，我不能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在画画上，还得学习其他的知识充实自己。 痛苦和忧伤毕竟冷却不了我青春的热情和活力。“白专道路”、“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图名图利思想”的种种帽子，也没有压夸我强烈求知的欲望。在辛勤工作十多个小时以后的深夜，我仍然自学数学，读小说，还啃那味同嚼蜡的历史、哲学书本。累了，腻了，便踏着冷露月光到长江江滩上吹短笛，拉提琴。为了驱散心中的阴霾，我还唱歌，唱我所喜爱的歌曲《我们的田野》、《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红梅花儿开》…… 每每此时，我觉得江滩、堤岸、田野、渔村以及月色、柳影很美很美。江流浩荡，沌水潺湲，桅樯林立，渔火点点，夜航船华灯闪烁。富有诗意的境界使我忘掉个人一切苦恼，渐渐地胸中萌发了一种旋律，忍不住随意哼起自己随口胡编的曲儿。哼着，哼着，倒挺满意。就以为用那七个符号颠来倒去拼凑个曲子并非难事，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竟想作曲。于是，买回一本中南音专教授曾理中著的《歌曲作法》学了起来。随即，凭着自己有限的一点音乐知识，堂而皇之的写起了曲子。词呢？用的是从别人谱过曲的词和在别人写的歌词里寻章摘句东拼西凑的。写出了《合作化的喜讯传下来》和另一首歌曲。 初写歌曲，自我感觉良好。抚琴自唱，怡然自得，甚至还将两首歌曲寄给中南音专的曾理中教授，以求指导。但一想到歌词是别人谱曲发表过的，兴味索然。心想，作曲不难，写词又有何难哉。没有新词，自己写吧。说干就干，也不懂什么构思，只确定了一个歌唱农业合作社内容，就凭着自己在江滩吹短笛的心境写下了一首歌词，词名就叫《笛儿吹起》。 词写成后，立即谱曲。哪知谱来谱去，旋律不美，难以表达我吹笛时的心境。正在自己为难之时，收到曾理中教授的回信。他没有对我的习作批评指导，而是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令我茫然无措。我怀疑曾教授的回函是在敷衍其事，怀疑自己没有作曲的才能，失去了信心。然而，读读我写的词，又觉得有些意思和音乐性。心想，我谱不好曲，兴许别人能够谱好。要是某作曲家能够与我合作一支歌曲唱唱，该是多美的事。主意一定，立即将那题为《笛儿吹起》的词寄给了《长江歌声》编辑部。这本来是近乎游戏之举，词寄出之后，当然很快也就把它忘了，作曲的念头也嘎然而止。又谁知半年过去，竟被作曲家弗克谱曲在1967年4月号的《长江歌声》上发表了呢。  这个意外的收获，比第一次发表美术作品时更令我兴奋喜悦。确切地说，是令我惊喜惶惑。这一下倒使我认真起来，迫不及待地买回一些新诗诗集和有关的理论书籍用心地学习起来。紧接着又写了第二首歌词《合作社里“怪”事多》。那首词被好几位作曲家谱曲发表，其中还有一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奖。之后，我一年中又陆续发表了好几首歌词，大概是当时写作歌词的人太少，我写的词几乎全部被作曲家谱曲发表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对歌词创作产生了兴趣，开始从事歌词创作。所以，严格地讲，我“有意栽花”的文学处女作应该是《合作社里怪事多》，《笛儿吹起》只不过是“无心插柳”竟发芽的偶然产物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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