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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全称叫“钟鼓楼”，为钟楼与鼓楼的合称，习称“鼓楼”，雅称“谯楼”（qiáo lóu），在古代是指建造在城门上用于瞭望、报时或天文观测的高大建筑。楼上通常置有铜鼓、铜钟、滴漏、日晷等用于测时、报时功能的器物及相关的天文观测仪器。钟鼓楼是一座城市的制高点和地标性建筑。  古代颍州（今阜阳市）的钟鼓楼，坐北面南，位于州（府）城的中衢（qú音，四通八达的大路），以鼓楼为界，分为北城（子城、小城）与南城（罗城、大城）；穿过鼓楼门洞的南北大街为颍州城市的中轴线。 颍州鼓楼，最早系宋金元时期北城的旧南门，南城的旧北门。相传，钟鼓楼城门上的匾额曾先后为“颍州”“顺昌府”和“颍州”等字样。明洪武九年（1376年），颍州军事机构“颍川卫”指挥佥事李胜将军在砖石甃砌北城墙时，把鼓楼改造成为一座砖石木混结构的楼阁式建筑，墩台高约8米，略高于6米多的城墙。台顶外沿周有如齿状的凸凹豁口“雉堞”（zhì dié，城垛），内沿置以“女儿墙”（内侧起护栏作用的防护墙）。 高大的筑台中部开有一孔券拱式门洞，深约20米，墁铺青色大条石，用于行人过往和车马通行。台基海墁（城墙顶部的平面）上建筑有砖木结构、三楹两层重檐式歇山顶城楼，四周回廊，雕梁画栋，飞檐翘角，悬有铜铃，风吹铃动，响彻数里。远远望去，鼓楼规模形制宏大，巍然壮丽，俨然像一座雄关。鼓楼也是古代颍州城登高远眺、俯览古城布局风貌和迤逦风光的一处绝佳胜景。  悬于门额上的匾额，位置显要，蕴涵义理，被称作古建筑的“眼睛”。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祝彦（字元美）任颍州知州。颍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他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仅殚精竭力地做好本职工作，而且重视弘扬城市文化。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宦都写得一手好字，祝彦也不例外，他为挥笔题写了“镇颍楼”三字匾额悬挂在鼓楼城门上，意在颍州城防在护佑一方安定中的重要性。祝彦很有学问，他编辑了了一套十五卷本的资料性书籍叫《祝氏事偶》，由浙江巡抚进献给朝廷，后被列入《四库全书》的类书而传世。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陕西扶风人孙崇先（字厚吾），由蒙城知县升迁为颍州知州。上任伊始，重修鼓楼上祀汉将关羽的武庙，饰新了关公神像，在“神龛缘饰金青，其侍四将军更塑，比旧高尺余，丹艧壮丽，巍然焕然。”并撰立《重修鼓楼神像记》于武庙旁。 可能是为了强调古颍州城所处的战略地位，知州孙崇先题写了“颍川重镇”四字匾额，替换下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颍州州守祝彦题写的“镇颍楼”三字匾额。孙崇先同时还题写了“汝阴具瞻”四字匾额，镶嵌于鼓楼城门面北的孔洞之上。  孙崇先任颍州知州几年间做了不少实事，如在城内和东六十里铺建了两所“社学”；在城东南隅堤建“通堤桥”；在西湖洲岛东堤坝处建“西湖闸”(石闸)并立亭于上，曾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为此撰《颍州西湖创建石闸碑记》。孙崇先因政绩突出，经奏准加凤阳少府衔。孙崇先对阜阳历史文化的赓续传承同样有重要贡献。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孙崇先对前任知州林学闵倡修、张鹤鸣等纂修之万历《颍州志》作了考正更定，并觅金陵（今南京市）善梓者重刻面世。目前所见明万历《颍州志》，为孙崇先主持的重刊本。万历《颍州志》与其它三本明代编纂的志书一同，对于清代阜阳旧志的编纂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为研究阜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保存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明万历四十年（1612），颍州官府在南城兵备道署衙东侧建“孙公生祠”。孙崇先入清代颍州旧志名宦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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