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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说考察地点在滨海大道的必胜客，九点开始，最迟十一点结束，没有说考察程序、内容、人员，所有相关的都扑朔迷离，连如果考察通过会赋予何种职务都不知道。 考虑到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而且这个国家已经在法律上规定年满十六岁就可以工作，为了尽早脱离父母的监护，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条文，因此忽略了通知上几乎全部不合理的部分。补充一点，我不是那种因为悲惨的童年——比如过分的暴力或者反面，过度的溺爱——而想逃离，我只是觉得如果足够大，该离开的时候不应该犹豫，我仍然对父母的爱心存感激，仅此而已。 为了今天早上的考察，昨天下午我特意去理了发，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事实证明无论多少价钱的理发馆，都比不上妈妈的手艺，两侧过短，鬓角切割的如同嬉皮士一样愚蠢，顶部虽然总算按我的要求稍稍打薄了一点，但额头前面却剪得太短，这样显得脸更长了。这位年轻的理发师如果不是前一天磕过药，那就是审美水平从没脱离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说得太客气了，三年级的小朋友也要强得多。 推开玻璃门的瞬间，清洁的阿姨在我脸上多停留了一秒钟，那时我就知道发型有多糟糕了。陌生人没有特别的原因绝不会在别人身上浪费多一秒钟，这让我暗暗有些担心将要到来的考察。 九点钟的必胜客人还不是很多。我没有看到理应明显摆放的考察席位——一端正襟危坐的考察官，一端空旷的场地上一把椅子，十几分钟的言语折磨和徒劳的争辩，表现出真诚与渴望——电影里都是那样演的。没有。我开始猜测也许是那种看似丝毫没有什么压力的促膝面谈，掩盖对某个职位异常残酷的竞争，亦或是某种沉浸式的现场考察，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考察官，证据之一就是清洁阿姨你意味深长的一瞥。但是这样想毕竟有些可笑，于是我挑了个侧面靠墙的位置坐了下来，点了一杯咖啡，等待考察的随时到来。 既然通知上没有说明，那么有可能考察已经开始了，我至少应该保持某种镇定，忘掉令人恼火的发型。如果它已经发生了，恼火将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是我在棋盘上学到的。我端起咖啡，像成年人一样随意扫视了一遍视野中的人，服务生、老者、几个小孩、两对朋友，没有人看向我这边，随意的一瞥也没有。  窗外的大海异常平静，泛着蓝光，不禁让我想起在一些故事中，风暴发生之前往往就是这样。 我忍不住去猜想这样一种独特而尚未发生的考察所提供的会是什么职业。不会是医生、警察、公务员这种循规蹈矩的工作，不会是幼儿园的温柔和饭店后厨的烟火，会带有一点点神秘、幽暗的气息，如同荒原深处的沼泽，孕育着无限的生命和可能性。这么说来也许是私家侦探，纠缠在酒精、暴力、爱情和永远无法企及的正义之间，永远带着伤疤，带着疲惫的微笑，如马洛，如漫长的告别。也许是要债的，毕竟这个社会的信用一直在绝望地崩塌，每个人都欠着别人的钱，总需要有人将这种扭曲的轨道拨回到它原初的位置，尽管这意味着法律对双方都不会留情。上面的可能性也许只是源于我过度的黑色电影经历，可能性大一点的也许是类似保镖、特战队员的前期选拔，考察你本源的特征是否符合，谁知道呢，还可能是某种实验的参与者。 无论是哪种，一旦想到我的年龄我就头皮发紧。十六岁意味着一种尴尬的阶段，既不属于儿童，也不属于成年。不再像前者那样纯真或者幼稚，几乎相信所看到听到的一切，特别是故事中发生的一定是真的；但也不像后者那样充满着怀疑的态度，时刻准备着防卫，全身总是绷得紧紧的，如同独行的雪豹，紧裹着敌意的保护色。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一种犹豫的怀疑，怀疑怀疑的确定性，但也不指望一定会有答案。我仍然相信某种真实性，自我像苹果一样真实，一口咬下去，有时是酸涩的情绪、心理，有时是多汁而可口的理性。 人开始多了起来，没有迹象显示有人注意我。说不定那通知只是一个恶作剧，因为我打开门的时候，门外空无一人，仿佛并没有人敲过门，只有脚下的信封。那是上班时间，我只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待在家里的。 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戴着眼镜，体型健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身黑色质地考究的西服。我下意识地认定他可能就是考官。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走向与我相对另一边的靠墙位置，也就是几乎离我最远的位置。这个距离不可能看清对方脸上的表情，如果他对我说话，整个餐厅的人都会知道说了什么。他要了一杯咖啡，上身挺直，看向我这边，仿佛前期考察已经开始了。 我也挺直腰背，希望留下一种印象——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就绪。不幸的是，一个和妈妈正在排队的小女孩冲我笑了一下，仿佛她是拖着箱子准备和哥哥浪迹天涯的菲比，而我是她不可救药准备离家出走的霍尔顿，仿佛在她的脑海中，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值得给予微笑。她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容中连一丝询问的意味都没有，半是羞愧半是想表达亲近。我也笑笑，似乎我们已经达成了约定，下一秒钟就一起回家。这时候我想到了，对于小女孩，没有人有抵抗力的，我不必羞愧，就算一个在斗殴中刚刚被打掉门牙的男人，面对着小女孩，也不得不展露笑容。小女孩和小男孩仿佛地球上两类不同的生物，对于前者，也可能有狡黠，但只是作为纯真的一个分支；对于后者，狡黠和纯真是两个独立的存在。没有人会说小男孩是一个天使，那是专属于小女孩的。 我抬起头，男人似乎摇了一下头。什么意思，是对我的举动不满意么？认为我有致命的弱点？这么说，这是一个冷酷的职业，例如杀手。我想说话，至少解释一下，但是他端起咖啡，遮住了视线，这样我们的交流就中断了。已经又过了十分钟，仍然没有发生什么，我不免有些失望，开始心不在焉地看向外面，余光中，对面的男人挪动了身体。 餐厅里突然出现一股骚动，排队的人都挤到了前面。我正疑惑着发生了什么，并暗自决定绝不轻易行动的时候，传来一声带着哭腔、极度压抑的女人的声音。 “求求你——求求你放过我吧！”似乎十分害怕被人听到。 我站起身循声望去，柜台的尽头站着一个个头娇小的女人，头发很长，穿着一件会让人产生无限柔情的红色毛线衣。对面的店员正准备打电话，柜台上有一个灰色的手提包，似乎塞得满满的，人群窃窃私语，几个孩子使劲儿在往前挤。 “你不用求我，这一盒披萨三十六块八，偷一罚十，你拿出来三百六十八就行。” “发生了什么？”有好事者问。 “她可能假装外卖员，要偷走那个，”回答的人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哪怕仅仅说出发生的事也让人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看着挺体面的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不知道。” 服务生开始有些不耐烦，“快决定吧！”她说，并且不经意地抬起头，向我站立的方向扫了一眼。 我迅速捕捉到那个眼神，把它理解为一种暗示，也就是说，这也是考察的一部分。我想起那道心理测试题：说孙中山和你的父亲站在门外求救，只能救一个，你要救谁？你的父亲是在逃杀人犯。重要的不是你做了哪个选择，而是将确定你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那样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做哪种选择呢？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还是出手相助的人，其实还有一个选项——落井下石。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置身事外就是落井下石，所以这是可以合并的选项。当然，道德感会立即呼吁出手相助，在情感上这是最容易、最直接的，况且我的口袋里刚好有四百块钱。但是陷阱也在这里，如果是测试，那么两个选项都可以考虑，毕竟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偷窃和惩罚。这种侥幸识破的想法可能是在走钢丝，考察本身不会喜欢被识破。但他们究竟需要哪种人，没有一丝线索可以给我提示。某些职业需要永远有置身事外的能力，不能把感情甚至个人理念掺杂其中，好像军人，所要做的只是接受、执行，或者医生，科学已经规划好了全部路线。但置身事外给人一种冰冷、无情的感觉，缺少从事任何一项事业所必不可少的热情、激情，没有一种如同能量泉般源源不绝的动力，所从事的事业难道能够持久么？反过来说，出手相助太意气用事了，这种行为表明这个人难以控制自己，冲动、感性因素比重过大。这可能造成致命的或者不可预料的后果，它可能是善的蝴蝶的轻盈抖动——令人愉悦，既感到美的，又感到善的——对于造成毁灭的飓风它可能没有料想到或者根本不愿去想。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风险丛生。 扑通——，女人突然跪到了地上。我回过神来，只能从人缝中看到一抹红色。“求求你，放过我吧！”这句话她刚才不知说了多少遍，这一声声嘶力竭，用尽了力气，好像是她在人世间说得最后一句话，好像生怕围观的人们都要睡去——有几个人已经离开了，有三四个人在用手机摄影，我能想象他们把这种奇遇讲述给别人时的样子——这样她就真得全完了。 她拉扯着店员的腿，就好像如果不这样，她一定就会淹死在充满恶臭和腐烂气息的下水道里，那里充斥着全部的黑暗。 “你不用求我，把钱交了就行，”店员不为所动。 女人抽泣着，仍在小声地告饶，“求求你——，我求求你⋯⋯”声音越来越小，好像只会说这一句，好像认识到除了这一句，任何别的话语都是多余。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三百六十八块钱对她可能是个天文数字，她拿不出来。 我开始怀疑考察是否真的存在，存在的是眼前发生的事。如果真的有考察，这件事也开始让我痛恨它。一旦涉及到算计，那么一切行为就都变得一钱不值，我想把这种算计扔得远远的。  我坐了下来，灌了一大口咖啡，凉了。一只手在口袋里紧紧捏着那四百块钱，汗水渗出了手心。有那么一两分钟，人群似乎静止了，店员和女人都不再说话，拍照的人停在那里，排队的人以不可见的速度向柜台挪动，仿佛世界秩序恢复了正常。 不是，是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让秩序恢复正常的人。空气中弥漫着压抑、沉闷，只要一点火星就会点燃并且剧烈爆炸，把所有人炸得血肉横飞，面目模糊，变成另一群截然不同的人。 店员开始变得不耐烦，开始又拿起手机，看样子下定决心要报警，女人绝望地看着她，已经说不出话来，如同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也许我的行为将意味着考察的结束，但是我拖得太久了，我甚至觉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在一种愤恨的情绪中。我重新站了起来。 “我来付钱，放她走吧。” 我寻找声音的来源，是一个穿黑色单衣的男人，也许不到三十岁，面目模糊。他把钱交给店员，店员发下手机，面无表情，转身接待排队的顾客。 女人站了起来，低着头，顾不上略显凌乱的长发，拿起了自己的小包。可能跪在地上太久了，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黑衣男人扶住了她。 “谢谢，”她仿佛才记起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的人，语气即平和又克制，仿佛不是感谢他为自己交了罚金，那并不重要，人生已然沉重太多，但凡有一点办法的人谁会去偷东西呢，而只是为了感谢他绅士的搀扶。她飘出了人群，没有回头。 对面的男人站了起来，打着手势，我以为他在对我说话，可是看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在看我。我觉得走过去也许比较礼貌，他可能会告诉我一个结果，我准备接受。但是他先动了起来，朝我这边走过来。令人意外的是，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迎进来一个穿着灰色职业装的女人。后者踩着随时可能令她摔倒的高跟鞋，鞋跟在地板声哒哒作响。他们回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都没有坐下。女人对男人好像说了什么，男人露出迷惑、吃惊的表情，大声争辩着。男人颓然地一下跌坐在沙发上，不可置信地看着她。但女人不再说话。 口袋里的钱被我捏成一团，我感到胃里一阵恶心，同时好像有种预感似地站了起来。没错，女人转过身，朝我走了过来。确定无疑，因为仿佛她一直知道我坐在那里似的，她面带克制的微笑看着我，嘴唇微启，血红的唇膏造成的效果即迷人又惊骇。 她要开口说话，但我已经离开了座位，我一步跨过她身边，拉开餐厅玻璃制的大门——沉重、僵硬，一如女人脸上凝固的笑容——我飞也似地离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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