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年届“古稀”，回顾本人修辞学研究，“大字报、参考消息、内部文件”的互文可说孕育了前学术时期修辞意识的萌芽，撰于1980年的《简论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向》可说大致标记了修辞研究生涯的发端，同时撰于本科学习时期的《幽默语言学》《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则表示了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自觉思考。其后，从《修辞学习》到《当代修辞学》的四十年编委经历，牵连起了中国修辞学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的探索过程则可说是体现了修辞学社会实践到理论形式的转化。“耳顺”年后，如果说“国家话语生态”研究意味着立心立命的社会担当和话语行动，那么“新言语行为分析”则努力体现参与“全球性思想竞争”的过程，由此，形成了本人的“新修辞学”理论主张。 关键词：新修辞学；新言语行为分析；国家话语生态研究；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实验修辞学；案例库修辞学  所谓“修辞学研究四十年”，取其概数而已。如从1978年大学入学第一学期撰写第一篇论文开始算起，我的“修辞研究”已46年；如果从1984年担任《修辞学习》（今《当代修辞学》）编委算起，则今年恰巧是40年。 口述史是思想史、学术史的一种重要进入方式，这是一种有温度的历史、有情感的历史。保存个体人物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历程对于记录学科史、学术史乃至社会史都极富意义，《中国语言战略》语言学口述史系列完全可能成为语言学领域重要的财富，成为一代又一代语言学人责任担当的生命记录。感谢《中国语言战略》编辑部的盛情邀请，能够借此机会通过口述史的方式回顾整理我本人与学术研究，尤其是与修辞研究的缘分。 我对语言的敏感，对修辞的敏感，或者说是由语言思考社会问题的敏感，大约是从小学开始的。 小学三年级结束，“文革”开始，学校停课，无学可上，不过，这也带来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可整天阅读四大名著、《说唐》《林海雪原》《红旗飘飘》《成语小词典》《读报手册》《十万个为什么》《毛泽东诗词解读》《唐诗三百首》《中草药验方》，乃至霍桑探案、苏联间谍小说等等等等，为避免影响家人，常常躲在卫生间里通宵达旦。另一方面，更可以随意阅读街上满街满墙的“大字报”，不同派别的“大字报”针锋相对，路人通常对此熟视无睹，我却常会仔细比较，甚至掏出钢笔，涂上几句自己的评论。一次，听说复旦大学学生胡守钧张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我还专门来回步行三十多里去那时还被认为是郊区的江湾复旦校园。可以说，阅读“大字报”无意之中成为我“批评性语言学”启蒙的一部分。
除了大字报，当时我的“批评性语言学”阅读启蒙还包括《少年报》《解放日报》《参考消息》等等报纸和上海市信访办每日一期的《接待通讯》等内部文件的互文。《参考消息》刊登的全部是来自海外的报道，从共同社、美联社、法新社、到路透社、塔斯社，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当时只有科级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才能订阅。尽管那些消息经过《参考消息》的精心筛选，但相比我们的主流媒体，却依然常常使人脑洞大开。同时，由于家人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机缘，我还能不时得以阅读到上海市信访办内部的《接待通讯》、上海市专案办盖有“绝密”字样的的“工作手册”等等，而“内部口径”更显示了与“公开宣传”“海外报道”“墙上言论”的巨大差异。 在迥然不同的信息源的比较中，我逐渐意识到，同样一个问题，同样一件事情，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说法可以完全不一样，唯有比较各种说法，才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而同一种说法，在不同的人那里，又可能表达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基于此，就不能简单依据他怎么说来断定他怎么想和怎么做。由此，就促使我开始去思考“语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学毕业时，全校应届毕业生700多人，其中五位学生团干部。毕业分配动员大会一开，在其他四位团干部的带领下，一下子有600多人贴出大红“决心书”，“坚决要求到黑龙江去”，到“反帝反修”第一线去。一开始我迟迟疑疑，内心实在不愿意去外地，但在校领导的一再督促下，便硬着头皮公开报名去安徽。最后，全校真的奔赴外地农村只有7位同学：没有一人去黑龙江，那四位团干部，一人进了上海国有企业，三位直接进了大学学外语（文革中上海每年有五六百个中学生直接进复旦、华师大、上外三校学外语，学制四年），我倒是真的去了安徽，1974年3月25日，从十六铺码头出发，到池州地区东至县“插队落户”。唱高调的可以收获巨大，而真正可能付诸行动的却可能被视为“不够坚决”，这一深刻的具身性经验不但直接提醒我，语言上的“承诺”并不等于“行动”，更提醒我“承诺”的爽快度与“行动”的可能性常常成反比。不过，尽管说假话套话可能博得一时如意，不说假话套话可能举步维艰，但既然我已经为不说假话套话付出了重大成本，反而鞭策自己不断巩固这样的自我人设：“言必行，行必果”，可以不说话，但坚决不说假话。
语言是行动，行动也是语言。下乡第二天，我就参加了挖河，一个月后获得安徽省池州地区“五四先进青年”称号，下乡两个月成为公社中学数学代课老师，下乡三个月就成为公社所在地的小学校长，分管一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初等小学。其后因为在文字方面的一点“特长”，还成了池州军分区和东至县武装部“民兵报道组”成员，先后在《人民前线报》《安徽日报》《池州通讯》等媒体发文数十篇。不过，由于无论在书面材料还是现场演讲中，我都始终坚持绝不表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只愿意表示“在农村一天就一定好好干一天”，这就破坏了当时“先进知识青年”的“话语模版”，所以始终无法成为省一级的“先进知青”。  在农村期间，我阅读更杂，从《辞海》《苏联文学史》《赤脚医生手册》《新闻报道写作》到《虹南作战史》，见书就读，如饥似渴。当时读到的语言学著作，一本是安徽师大张涤华教授的《现代汉语》（上），他也是我所知晓的第一个语言学家；一本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很自然地就对修辞学有了一点感觉；还有一本是山东大学周迟明的《汉语修辞》。
《易》云：“修辞立其诚”。“前学术时期”的具身性体验似乎冥冥之中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先哲最古老修辞规训的体认。
1977恢复高考，我从插队的皖南直接考进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入校时还没有恢复校名，而是叫作“上海师范大学（总部）”），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上的作业，任课老师给了优，拿给教研室主任陈孝全看，陈孝全是朱自清研究名家，曾任“石一歌”负责人，77年以后便被边缘化，据任课老师转述，陈老师看后说“任何大学中文系有20个这样的学生，就绝对可以超过北大”，这样的鼓励让我很惶恐也很激动。随后，这篇文章又被拿给系主任徐中玉先生，后被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为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朱自清散文语言的艺术美》。同时，这篇文章也被《中国语文》收入“全国语言学论文篇目选”。改革开放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解放”，本科发表论文的具身性认识告诉我：学术研究行为与研究者的身份包括职称并无必然联系，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保持一种思想的状态，保持一种批判和探究的精神。
当时，我并非是华东师范大学唯一一个以本科生身份在本校学报发表论文的。仅仅在华东师大中文系77级160位同学中，本科阶段在本校学报发表论文的先后就有刘大为（后任复旦大学修辞学科带头人）、夏中义（后任上海交大文学所所长）、方克强（后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陆晓光（后任上海市研究生学联主席）、刘酮毓（英年早逝）等——尽管当时我们的很多老师都还没有在学报发表过论文。不过要说起来，我也许可说是迄今本科阶段在《华东师大学报》发表数量最多的一位，这一期间先后向华师大学报投了三篇稿子：第一篇是《论朱自清散文语言的艺术美》；第二篇是《试论钱钟书<围城>的语言特色》，这篇文章发表后被收入张舜徽主编的《1977—1978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语言文学卷）》，并被列为全书首篇——尽管这篇文章其实并非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第三篇则是《语言幽默的动态结构与静态结构》。第一篇论文既属于朱自清研究，也属于散文语言分析。第二篇是《围城》语言，这既属于钱钟书研究，也属于小说语言分析。由此，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不但形成了“经典作家研究＋不同文体语言分析”的案例研究系列，也养成了绝不在一个人、一个问题上“抠”一辈子的“劣习”。这样，很自然地进一步思考戏剧与诗词的语言。当时的语言学界，对散文语言、小说语言分析逐渐热了起来，但对戏剧语言的分析大多还是套用散文语言分析的模版，缺乏说服力。我以为分析戏剧语言，首先就必须认识“戏剧何以为戏剧”。于是多方阅读戏剧理论，其中谭霈生《论戏剧性》一书给我很大的启发。由此，我写了《<茶馆>语言的美学特征》，提出“诗歌散文的语言可以是一潭碧水，静静地倒映着各种风景，小说也能容纳那一沼浅绿，几乎不动地含情映花。话剧却不然，它的语言应该是'流”，应该是充满动作性，带有相当冲击力的'流’”，该文后来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戏剧是这样，那么词曲呢？当时同寝室一位同学毕业论文想做散曲，我正好阅读丹尼艾尔·阿里洪《电影语言的语法》等电影理论，就跟他一起合作了一篇《绝妙的画面组合——读马致远小令一得》，发表在《南宁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
在这过程当中，我还写了大大小小一系列的文章，先后发表在《修辞学习》《语文战线》《语文园地》《中学语文》等在当时语言学界还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上。例如在文本解读中常常会遇到一种错误的解读方法，即“断章取义”，“文革”中的所谓“大批判”便大多出自“断章取义”。但是，在语言生活中我发现，在使用有些词语时，人们可以不用整个词的意思，而是只用当中某一个部分，以表达特别的意思，这不仅不是一种“错误”，反而能够造就一种“谐趣”。于是，我据此就提出了一种新的修辞格：“断词取义”。这一认识后来发现与著名修辞格专家谭永祥几乎不谋而合，只是他的《修辞新格》把这个称作为“断取”。 我的“著书立说”活动始于《辞格比较》一书。当时，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濮侃老师开设修辞学选修课，内容主要讲辞格分析。在旁听这门课的过程中，他提出和我、张文江、陆逐等同学合作写一本面向中小学，专讲辞格比较的书。那是大一的暑假，我首先发动家人帮忙一起做语料摘录，把上海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所有“特别”的语句全部做成卡片，收集了整整一抽屉的语料。在此基础上，我承担了全书近四成章节的撰写，对一系列的辞格做了比较分析。在具体的辞格比较分析中，我突然意识到不同的理论体系对于同一个辞格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没有对于“体系的比较”，便不可能有成功的“辞格的比较”，于是便自作主张对20世纪最有影响的的三大修辞学体系，即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全日制语文课本》“修辞”中的修辞格体系，从命名、定义、分类到例句，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设计制作了一个“各家辞格分类表”，这一分类表最后占了《辞格比较》全书的八分之一篇幅。该书1983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应该说，《辞格比较》的写作过程中，在具体辞格分析的理论上并没有多少特别新的尝试，不过，三家修辞学体系的比较，对于我来说，却既成了一种学术概念体系的梳理过程，也成了学术理论权威的“祛魅”过程。从此以后，我也开启了跳出某一修辞学著作去看不同体系特征的习惯。
在本科读书期间，我常常到上海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自主阅读。上图的参考阅览室原本不接待本科生，于是，我需要在周末先去系办开介绍信，然后再到校办转介绍信，凭借华东师大的正式介绍信就可以下一周一直泡在上图。就这样，我曾用一学期的时间把上海图书馆里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修辞学著作全都看了一遍，并做成了资料卡片。 由此，我写成了一篇文章《简论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向》——今天估计很难想象一个在读本科生居然敢做这样一个题目。论文提出：汉语修辞学的研究，应该向纵横两个方向发展，即向'传统修辞学’和'边缘修辞学’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研究“汉语修辞格”、“消极修辞方式”、“口语修辞”、“语言风格”、“语法和修辞”、“词汇和修辞”乃至“文言修辞”等。另一方面，也要“结合逻辑学研究篇章结构学”、“结合美学研究美学修辞学”、“结合心理学研究心理修辞学”，乃至于结合社会各领域的语言生活研究“医务修辞学”“商业修辞学”，结合艺术样式研究“相声修辞学”“戏剧修辞学”“电影修辞学”等。论文给濮侃老师看后，他很感兴趣，提出以两人联合署名的形式由他投到《文汇报》，不过《文汇报》并没有采用。1980年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这篇文章被濮侃老师带到会上。与此同时，上海语文学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我便以本科生的身份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报告了该论文。论文后在上海市语文学会《语文论丛》第2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正式刊发。 今天回头看这篇论文，也许可以说“不幸而言中”：中国修辞学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大体上被“预见”到了，这是所谓“言中”；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的眼界所限，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修辞学该如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和“参与全球性思想竞争”的问题，这便是所谓“不幸”。而“不幸”中“所幸”是，这大概可以说确立了自己从学科发展大方向的视角思考修辞学问题的习惯。 在本科阶段，我个人觉得最重要成果大概是两个：一是第一次敢于系统地写书——《幽默语言学》；第二就是开始系统阅读钱钟书著作，尤其是他的《管锥编》，这给我带来相当深刻的影响。 1983年，我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在此之前，在大二的时候，我完成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幽默语言学》。我是77级本科，78年2月正式进校，下乡时太辛苦，高考准备的那段时间也太拼，进校后体验发现异常，休息两个星期恢复正常就以为没事儿了，开始疯狂读书，结果身体不堪重荷，住进了华师大卫生科病房，一住断断续续就是一年多。其间一度曾还试图挑战当时的中国汉字编码第一人支秉彝（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见字识码”方案，打算系统研究“计算语言学”，但生病期间不敢“啃硬骨头”，也就不了了之。 书要少看，电视则问题不大，悲剧不想看，就看喜剧，以放松心情。看着看着，就产生了问题：为什么这句话好笑而那句不好笑？为什么同样一句话在这一情景下好笑在那一情景不好笑？进而言之，语言如何才能幽默？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幽默”常常被认为只是一种“修辞方式”，如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幽默”是“夸张”“比喻”的“效果”，一些论文便常常这样表示一段文字之所以幽默是因为“使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格”。我则发觉，无论比喻还是夸张，并不必然能够造就幽默，因此，要理解“语言幽默”，首先就必须理解“幽默”或者说“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于是，就寻找中外各种喜剧理论。先找到了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柏格森认为，“'笑’是一种社会姿态”，人的生命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过程，任何僵硬的东西都意味着对生命的抑制，所以矛盾、僵硬就会带来可笑。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认识？于是，找到了康德。康德说笑源于一个突然化为乌有的期待，也有道理。再找，又发现弗洛伊德。他说笑源于人内心被压抑的欲望突然的有效宣泄，似乎也有道理。那到底是哪种解释更有道理呢？最后发现，“心理期望的突然扑空”“经验现实的矛盾冲突”“情感郁积的巧妙释放”都能够造成“笑”，但每一类心理机制的语言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三大机制背后对应了语言幽默的六条规律：岔断律、倒置律、转移律、干涉律、降格律、升格律。并提出：幽默是一种对宇宙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性质的把握方式，在社会、心理、意识的“电位差”很高的事物之间所爆发出的智力的“闪电”，一种嘲他不无自嘲，自嘲亦系嘲他的宽厚的人生态度，一种浸染着悲剧感的喜剧的存在意识。幽默是“平等人格”和“对话性社会”的标志。让语言和思想飞翔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幽默。于是，我就用了大二一整个暑假，一口气写出了一部书稿：《幽默语言学》——当然，当时还不敢直接向出版社投稿，先将书稿压缩成两万字的论文《语言幽默的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投到了学报。论文其后经历了进一步压缩调整等，直到于1985年才发表。不过，论文一发表就被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编辑徐侗“盯”上了，他立刻托朋友找来，问“能不能写成书？”没想到书稿是现成的，于是立刻就拿了去。 1987年，《幽默语言学》正式出版，由此成为中国第一部幽默语言学著作，数万册一销而空，其后连续再版，《文汇读书周报》《修辞学习》《文艺报》乃至香港《大公报》等纷纷发表专门评论，直到十多年后，北大的《语用学教程》《语言学十五讲》等有影响的语言学著作也在大幅引用。这部书可以说是我努力从大量理论文献和语言材料中提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又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尝试。
在《幽默语言学》成稿后，我更感兴趣的是钱钟书学术思想的研究。人们对于钱钟书的认识，大多缘于他的小说《围城》，注意到他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管锥编》并不多，而后者才是钱钟书真正的代表作。不过，由于《管锥编》初版便是煌煌四厚册，文体采用的是札记体，语言又采用的是文言文，这对于“讲义式著作”规训出的读者是一大挑战，以至于不但很少有人从头到尾仔细阅读过《管锥编》，更有人翻阅了其中数页后没有看到“提要”、“总纲”、“章节”，就以为全书只是材料的堆垛和知识的“炫富”。我在通读钱钟书著作数遍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在1992年出版了《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这本书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钱钟书的学术思想具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性，是一种“人文现象学”的研究 ，并且对钱钟书学术思想的出发点、核心概念、具体范畴、理论命题等作了整体论述，特别提出钱钟书学术思想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特殊的方法论意义。该书问世后在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化思想史领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3000册上架月余便告售罄。钱钟书本人也曾来信称赞此书将钱钟书某些原本隐涵在文字之中的重要学术观念“第一次揭示了出来”。《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青年报》和香港《大公报》、澳门 《澳门日报》、台湾《国文天地》等纷纷发表长篇报道或者书评，《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舒展、台湾“中研院”学者等也纷纷专门来函。但大概是刚刚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缘故，自己当时缺乏“名家崇拜”和“广告意识”，居然对这些报道和名家都没当作一回事。1994年，《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二等奖。
《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的撰述过程不仅是我理解钱钟书学术思想的过程，也是针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流弊的批判过程，同时，还是自我淬炼本人的学术认识的过程。由此，养成一种特殊的习惯：既要时时警惕各种“教科书”论著以章节连贯冒充逻辑性和思想性的弊端，又要时时发现“文本互文”中内蕴的理论架构和思想含量。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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