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无法摆脱王朝更迭的周期律？

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只有循环。

自秦代以后，中国历史只存在一件事，就是不断地更迭王朝、更换皇帝。在这期间。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血流漂杵，人口减少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乃常态。

虽然国家只是换了个姓而已，国民却每隔几十年、几百年就要为此而付出无数人血的代价。

究竟为什么呢？纵观世界历史，这种单调的王朝更迭并且要进行残酷的内部屠杀模式，虽然也有，但都是短暂的局部的。像中国这样作为一个巨大的、时而分裂时而统一的国家，却沉溺于王朝周期律无法自拔，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

这其中一个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中国从未诞生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虽然诞生较晚，发端于英国的光荣革命，但这只是表象。在西方政治体系的内核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权与教权的对立、王权与金融集团的分离，其实早已形成主调。即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权力的分散程度也要比中国清代的状态要高很多。

除了权力的分离，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关系，也跟中国的农民与权力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 

西方中世纪以后的农民与领主，更接近于契约关系而非政治控制关系。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农民有着独立的宗教身份，尽管佃农在作为劳动力方面隶属于领主，但在上帝面前他和领主权贵是一样的、平等的，这就给了农民以“平等意识”的萌芽。

另一方面，西方的土地主要是庄园制，领主个人对佃农态度不好，很容易受到佃农的反抗，佃农也很容易叛逃至其他庄园，甚至佃农们组团直接对这个领主进行反抗。

这才是真正的“封建制”，也就是基于层层分封的治理模式。

而中国古代自秦以后实际上只有一种制度，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真正的封建制度。汉代有过豪强兴起的时期，但中央政府、皇帝对全国事务的绝对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从未被真正削弱过。

西方的农民有宗教的教民身份，这一点让他们有了一种尊严意识，可以说，这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幸运。在中世纪的历史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底层百姓受了冤屈，有时候他们可以去寻求宗教机构的帮助。而宗教领袖往往与领主、国王等之间存在着互相竞争和制衡的关系，这就导致他们也热衷于参与这种“打抱不平”的事务。

所以总体而言，西方社会是碎片化的、小院式的结构，每一层权力只对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务负责，国王的律令也只是关注一些大的方面，社会管理的细节，由领主自己负责。

因此可以说，领主和更上层的贵族或者国王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

比如国王要打仗，领主就得出人出力，这是履行契约，但并不存在国王对贵族和领主们那种绝对性的控制，国王更不会直接去控制底层的农民。

领主要对农民更好一点，从逻辑上也说得通：毕竟是你自家庄园的农奴，弄残了、弄死了、压榨太狠了，只会对自己不利，就没有必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商业思维在农业当中的早期体现，即把农民看作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非一种需要控制的对象。

但是在中国，农民基本上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直接被皇帝所控制的剥削对象。

尽管中国也有贵族，也有地主、佃农这些关系存在，但无论从税制、土地制度、户口制度还是法律方面，农民事实上都要对中央集权进行直接的负责，被中央派遣的地方官员进行直接的管理。

说到户口制度，中国古代的户口制度和对民众的人身自由管理可谓登峰造极，全世界无出其右。即便是在盛唐这样的开放时代，城市里也要遵守严格的宵禁制度，坊市等制度也严格限制了人的活动。

就更不要说严苛的户口制度。秦代户籍制度就已经很严格了，汉代开始的“编户齐民”，对人的自由流动有着严格限制，如果想要搬迁异地，“户口迁移”手续会非常复杂。后来历朝历代都沿袭了严格的户口管理、人口管理模式，尤其是从朱元璋以后户口管理可以说无以复加、登峰造极。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它们跟中国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有关系吗？

是的，正是上述这些特征，导致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周期律。

从权力结构来说，尽管看似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但本质上，却是皇帝与民，或者说官民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构看似稳定，是一种单向控制结构，但实则非常脆弱。

在经济繁荣时期，财政宽松，帝国都有条件维持这种管理和控制。但是到了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就会大大削弱。清末的“东南互保”即是如此，中央权力已经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被管理的这一极——农民，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试图推翻皇帝这一极。因为既然权力本质上是二元对立，那么农民这一方为何不可掀翻朝廷呢？

在西方那种碎片化、小院式的政治结构中，却因为存在多极的力量，反而让“彻底推翻皇帝”这种事情很罕见，或者说很难发起。因为农民的诉求并非推翻皇帝、自己做皇帝，而是保持好自己与领主之间的关系即可。

在剥削程度上，西方领主和国王很难做到极端的横征暴敛，领主加地租很容易遭到集体抵制，很难推行。但中国古代的农民，不仅要被皇帝剥削，还要被层层腐败的文官集团剥削，他们面临的一直都是层层叠加的剥削，非常痛苦。

这就导致中国古代王朝后期，横征暴敛往往会让农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彻底洗牌。因为对农民的剥削，一直无法受到制衡和缓解。

比如明末即便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地方上依然不会放弃对农民的严厉剥削，直到王朝咽气的那一刻为止。

最后要说的是，严苛的户口管理也造成了王朝周期律。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原因都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比如东汉后期的流民现象，较之西汉更为严峻。流民暴动规模越来越大，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

既然你有严格的户口管理，那反过来就是，一旦农民流离失所，就会变成“黑人黑户”的流民。这是一种社会容错率很差的表现，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无法容忍民众“自由化”，那么你给民众自由迁徙权的这种压力越大，最终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强。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这样的循环：王朝初期适当放松、中期开始横征暴敛，后期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经济崩溃，导致王朝被颠覆，颠覆过程因为全国大乱、彻底失序，就会出现严重的人道灾难，血流成河。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摆脱周期律呢？我在文中说过，只有告别“二极管”式的二元政治结构，进入多极制衡的现代政治文明，才能真正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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