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教材中是否需要设置“邪恶人物”这个问题，人们的观点各异。 在教育教学领域，教科书始终占据着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在 “课程即知识” 的理论框架下，教科书不仅是学科知识的系统整合与知识逻辑的精心梳理，更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学生进行学习的关键参考资料，同时，它还是塑造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的重要工具。自入学伊始，婴幼儿及青少年便持续接触各类教科书，从某种程度而言，人们对于世界的黑白认知、对正义与邪恶的判断，很大一部分源自与教科书相关的学习活动。由此可见，教科书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以及课本内容选择的重大意义就显得不言而喻。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我们需监督诗人，强制他们在诗篇中培育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愿舍弃诗篇。同样，我们也要监督其他艺人，防止他们在绘画、雕刻、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中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不良精神。” 当我们跳出《理想国》的视角，立足于当下进行思考，对于诗歌（在希腊雅典时期可视为 “课本”）而言，邪恶人物是否真的应被完全从课本中剔除？若不删除，其存在又有何意义？这些邪恶人物的存在是否会误导儿童与青少年走向邪恶之路？从柏拉图的立场来看，他显然属于反方，也就是认为教材中无需设置“邪恶人物”，以防污染儿童心灵。 正如性善论的情形，当人人皆为善人、“英雄人物” 时，讨论“课本是否需要设置邪恶人物”便毫无必要。然而，我们无法回到最初的人类时代对其进行教化引导，且经过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已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完全善或完全恶，人的善恶难以用单一指标衡量。立足现实，社会环境复杂，无法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一个纯粹善意的环境，因此，让人们理解 “正义” 与 “邪恶” 具有现实必要性，这就需要在教材中设置一定的“邪恶人物”。 一方面，若课本中仅存在 “英雄人物”，虽能在学生心中树立正义形象，但难以让学生印象深刻。只有通过对比，才能让我们对正义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更加牢固。 另一方面，若课本中只有 “英雄人物”，学生从学校教科书中构建的 “真善美” 环境步入社会后，会发现现实社会与学习生涯中接触到的截然不同，可能因无法理解邪恶而内心痛苦，甚至以悲剧收场。如此一来，教育便未能发挥 “为人类幸福完满生活做准备” 的作用，可视为一种失败的教育。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课本中应存在一定数量的邪恶人物。 前文已论证课本中需有邪恶人物，以与现实社会接轨。但当课本中出现邪恶人物时，人们常担心：“孩子会不会因课本上的这些人物而变坏？” 这不仅是普通民众的担忧，著名教育学家、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曾提出此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并非无解。 首先，从教科书自身而言，其中应仅包含少量邪恶人物。既然教科书旨在让受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社会、为完满生活做准备，那么教科书应自觉营造积极向上的思想氛围，让 “邪恶” 成为极小部分的点缀，使学生接触教科书时能认识到社会的真实面貌 —— 整体充满正义，但也存在不正义与 “邪恶”。 其次，教科书提及邪恶人物时，应详细描述其受到的惩罚与最终结局，让学生明白 “恶有恶报”，从而在学生心中形成无形的约束力与威慑力。 最后，反思社会上 “课本中出现邪恶人物会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这一观点时，我们往往忽视了教师的作用。教师作为教育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作用不可忽视。如何最大程度避免孩子受到邪恶人物的不良影响？教师对邪恶人物的看法与解读至关重要。我们应加强对教师思想觉悟的培养，提升教师队伍质量，从教育根源上减少不良事物对青少年的影响。教师应传授 “教育性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学生道德的培养。“教育性经验” 是基于教科书，有意识地引导受教育者远离邪恶，而道德培养则能使受教育者反思邪恶的弊端，自觉走向正义的道路。 总之，回顾当代的一些言论，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现实因素。“只有存在反派人物，才能凸显正派人物坚守的不易，才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芒。” 归根结底，社会的物欲横流使对受教育者的德育培养愈发重要。唯有在课本中包含少量邪恶人物，并对其进行正确解析，才能让受教育者免受现实中的欺骗与狡诈，避免其因单纯而成为 “邪恶之人” 坑蒙拐骗的对象。   高教课堂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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