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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照千年的火把 ——孤勇者王安石 读有所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亦可以烧灼时代的界限；一柄火把可以闪亮，亦可以烛照历史的藩篱。 王安石就是那个手持火把的人，孤勇而进，一路行来，跨越千年，他的背影隐约成了火把最真的初心：洞穿黑暗。 至和元年的七月，三十四岁的王安石在归家途中提笔写下《游褒禅山记》。彼时，他正从舒州通判任上卸职，褒禅山的华山洞前，一行人举着火把踏入幽深的洞穴。火光在洞壁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北宋朝堂上摇曳的烛影——那些明灭不定的人心，那些欲言又止的谏言。又莫不是柏拉图洞穴隐喻的反照，在感觉与经验之间，真理似乎遥不可及。 洞愈深，火愈弱。同行者畏怯退出时，王安石攥紧了手中的火把。他深知，世间奇伟瑰怪之观，必藏于险远之地，正如一场真正的变革，须穿透层层叠叠的蒙昧与阻力。走到最深处，火把终究没有燃尽，他却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这团倔强的火，从此成了他一生的隐喻——燃烧时孤光独照，熄灭后余温犹存。 火种初燃：笔下的寓言 内心有光，迟早要透出围墙。早在他二十三岁写下《伤仲永》时，火种便已埋下。那个五岁能诗的神童方仲永，被父亲牵着四处献艺，最终“泯然众人矣”。王安石以冷笔写尽世态：天赋如流星，若没有后天的淬炼，终将坠入凡尘。这何尝不是对北宋官僚体系的暗喻？士大夫们沉溺于“粉墨青朱”的辞藻，却让治国之才荒废成“环谒邑人”的戏码。他提笔如执炬，在庆历三年的寒夜里，划破了世道的浮华。一柄火把赫然如朝霞点燃北宋的夜空。 烈焰灼空：变法的孤光 有信念的浇灌，火把终于燃成燎原之势。熙宁二年的汴京，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新政如一道道火线，烧向土地兼并的积弊，烧向冗官冗兵的沉疴。一把火激起千层烟尘，朝堂上反对声浪如洞中阴风：“祖宗之法不可变！”“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洋洋三千言，是真理在手的固执和对峙。王安石长话短说回以《答司马谏议书》，三百余字如淬火之刃，分开烟尘见霞光：“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句句如鼓点，铿然有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火把如人意料中在风暴中摇曳。他两度拜相，两度罢归，最后退居江宁半山园。那些曾举着火把追随他的人，有的成了添薪者，有的成了扑火人。但他不急不徐，在《读孟尝君传》中写下惊世之语：“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真正的士，当如烈火焚尽苟且，岂能蜷缩在“虎豹之秦”的阴影里？ 余烬藏温：半山园情话 当半山园收容了这为斗士的身体和灵魂，内心的冲突依旧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辞官后的王安石，在江宁城外种下一畦畦药草。百姓传言，这位老人常在田埂上喃喃自语：“此法宜民，此法宜民……”当年叱咤风云的“拗相公”，此刻像极了褒禅山洞中执火回望的书生。 可他亦有温情的一面，他与东坡的故事堪称“一笑泯恩仇”的半山园情话。谁说硬汉不柔情，“无情未必真豪杰”啊，许多年后的鲁迅对此深有体会。 元丰七年七月，江宁城外的蝉鸣裹着暑气。退隐六年的王安石听闻苏轼舟泊秦淮，竟趿着草鞋、披一袭洗褪色的青衫，骑驴三十里相迎。两人在钟山松影下对坐，树林荫翳，微风习习，苏轼指着他膝头的补丁戏谑：“大丞相竟穿得比我这贬官还寒酸。”王安石拎起陶壶斟茶，茶汤溅湿了案上苏轼的新诗稿：“子瞻看我这'野人’可衬得上你的'野服’？”两人当时爽朗的笑声一定盖过了卖力鸣叫的夏蝉。 江船启碇时，王安石塞给苏轼一包钟山秋茶，茶包里藏着他新注的《楞严经》。烟波浩渺处，两袭青衫终成山水画里淡墨一笔，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于变法，王安石早已想到了这种结局。元祐元年，春寒料峭，保守派废尽新法。弥留之际，他听见汴河冰裂的声音，恍惚又见华山洞里的火光。临终前他又点着了一把火，这次是焚烧文稿，那灰烬飘飘荡荡，向着钟山的方向——那里埋着谢安、王导的衣冠冢，而他那把改革的火，注定要烧向更远的时空，烧毁历史人为浇筑的高墙。 今人立于褒禅山前，仍能触摸当年洞壁上的烟痕。王安石的火把早已熄灭，却在历史深处点亮了另一种光明：张居正捧着《临川集》推行一条鞭法，梁启超在《王安石传》里寻找维新火种，甚至八百年后某位湖南书生，也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箴言里，看见星星之火的可能性。 真正的孤勇，从不在喧嚣处燃烧，它像华山洞中那柄未尽的火把，以沉默对抗黑暗，以残缺见证完整，以坚韧放眼未来。当后世无数改革者举起自己的火把时，洞壁上永远映着那个临川书生的影子——独行，却不孤独；孤傲，却不孤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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