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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文明——神农氏、夏后氏之江汉源 第三十一章 江汉文明谱系的再整理和屈家岭文化源头的探讨 我一直坚持提倡全景式中国历史观，反对割裂式历史观。反对任何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茧房格式。我也一直在致力于全景式地书写上古华夏起源史，从人类起源着手，也搞出了一套全景式的华夏起源史体系。现在不过是在补充环节而已。 文明是逐步北移到中原的。远古第一个文明中心，是以湖南为中心的泛华南。第二个文明中心，是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江汉、南阳、淮上、江淮及湘赣。第三个文明中心，就是以陕州为中心的关中、晋南、豫西、豫东北组成的华夏文明核心区。 谈文明当然是从陶器和种子开始谈。我早就提出文明起源于“火”与“种”的新文明史观。人类用火制造的第一个器物是“陶器”，人类耕种的第一驯化物是“种子”。最早的陶容器和最早的稻种都出土于中国南方，所以以陶容器和古古稻种为标志物，人类文明最早的诞生地，当然是泛华夏南方（泛华南）。陶容器和驯化古稻种，有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两个遗址作证。 一、华夏文明核心区文明，肇起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距今60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以陕州为中心的关中、晋南、豫西、豫东北兴起，我定义其为“古夏王国”。在距今5600年到距今5300年，由于小冰期的来临，古夏王国形成北女娲南神农分治的政治格局。在距今5300年，女娲西迁（马家窑文化），古夏王国北部疆域空虚，遗留的女娲氏演变成有蟜氏，与迁徙而来的炎帝姜种族和黄帝黄种族建立婚姻关系。所以在距今5300年到距今5000年，秦岭-大别山以北，主要活动的是有嬌氏、姜氏族、黄氏族和凤姓两昊氏族。 对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我定位是“古夏王国”的考古文化。我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来源早就论述过了。我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由南下的红山文化一部、东迁陕州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西迁郑洛的大汶口文化一部（凫山伏羲女娲族群）、北迁陕州郑洛的大溪文化一部联合组成。 我在《以庙底沟文化为标志的古夏王国》一文中，就指出庙底沟文化的“四瓣花”，就来源于半坡文化，是半坡族群东迁到陕州带来的文明要素。这个半坡文化族群，就是西夏主体族群神农族群。 在庙底沟文化中，有著名的涡旋纹。庙底沟的漩涡纹：是帝君女娲族存在的证据。源自大洪水期间女娲族生活于东海之中的凫山形成的“涡”崇拜，这是我提出女娲来自山东凫山的原因，也是我提出女娲族群是庙底沟居民的主体的原因。 在庙底沟文化中，还有著名的变异型昊图纹。庙底沟文化的“昊”加“漩涡”组合图就是变异型昊图纹。：一是庙底沟时期，“昊”加“漩涡”组合图是女娲伏羲族群的族徽。二是庙底沟文化区域有多种形式的“昊”加“漩涡”组合图，说明庙底沟文化区域有多个不同的氏族，但他们统一于女娲伏羲氏族。这个变异型昊图纹，我释读为“雅”图文。实际上“雅”也就是“夏”。所以大洪水期间起源于山东凫山的女娲伏羲族群，就是东夏族群。在大洪水期间，东夏族群独处于凫山，被迫选择了族内婚姻，这是一个应急婚姻。东夏族群在凫山生活期间，逐渐知道了同处大洪水的泰沂蒙山区，还生活着太昊族群。所以女娲伏羲族群随即抛弃了族内婚姻，与太昊族群建立了婚姻关系。 在姓族社会晚期或母系姓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期，流行的是“女婚男嫁”。所以我多次说过，在考古中发现的夫妻合葬墓，并不一定证明当时是父系氏族社会，只有出土了“男祖”器物，才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性质是父系氏族社会。所谓的“男祖”，就是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体现。
陶祖（陕西华县护泉村馆藏文物）、庙底沟文化杨官寨遗址出土的陶祖、屈家岭文化陶祖（荆州博物馆） 陶祖是陶制的男性生殖器，陶祖的出现就是人类开始进入父系制社会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大汶口文化是最早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考古中出土了距今6000年至5000年的陶祖。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中晚期时，男子的社会地位已开始发生变化，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威望，人们开始崇拜男性。湖北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也出土了陶祖。其后的石家河文化，也出土了陶祖。 但是也要考虑社会人文惯性的问题。女娲氏族一直坚持了女娲主体，女娲氏族坚持将“夫婿”观念，将“夫婿”称作“伏羲”，所以历史记载有十五氏族皆承袭“伏羲”之号。正是这个原因，在父系氏族社会兴起后，女娲氏族选择了西迁，这就是庙底沟文化西迁河湟形成的马家窑文化。我早就论述过，在大洪水期间，太昊氏族跟女娲氏族结成婚姻关系，来自太昊氏族的夫婿，就被称作“伏羲”，即太昊伏羲氏。所以伏羲和太昊伏羲，是女娲氏族夫婿的不同称号。伏羲是伏羲本人，是女娲氏族族内婚姻时期的夫婿之称；太昊伏羲氏，是女娲氏族跟太昊氏族联姻时期的夫婿，就是来自太昊氏族的伏羲（夫婿）。这就是我的《伏羲原来是夫婿》一文的基本观点。
庙底沟鸟纹，这就是变异的“昊”，配之以“漩涡纹”（雅）
泉护村一期Ⅰ段H165∶402阳文鸟纹，这是变异的“昊”，配之以“漩涡纹”（雅）
大汶口文化“昊”图文与甲骨文“昊” 我对庙底沟文化跟大汶口文化关系的确立，就是来自对庙底沟文化变异的昊图徽与大汶口文化的昊族徽的亲缘与变异关系而来的。 为什么认定大汶口文化图文“昊”中间是“鸟”而不是“月”，我以图解释之。
飞鸟与月牙 二、江汉文明的兴衰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神农氏族和女娲氏族同居于陕州郑洛地区，两氏族也结成了婚姻关系。历史记载是“神农氏代伏羲为王”，我归纳为“神农伏羲氏”。实际上是神农氏也成为了女娲氏族的夫婿之族，承袭了“伏羲”称号。在距今5600年至5300年的小冰期期间，神农氏选择了南下随孝地区，在随孝地区抛弃了“伏羲”的外衣，以“神农”称号称王汉东地区。与汉西及湖南地区的王母族群形成对峙。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王母族群成为神农族群的附庸，神农在名义上统一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江汉、南阳、淮上、江淮及湘赣，形成神农华夏。在距今5000年至4800年，神农族群再次北上，从新恢复了对关中、晋南、冀南和河南的统治（庙底沟二期文化），建立了以伏羲为天父、神农为天子、炎帝黄帝为二后、少昊为天官、蚩尤为地官的统治体系。距今4800年发生彗星撞击晋南冀中南事件，神农氏再次南归汉东石家河。在距今4800年至距今4600年之间艰苦创业，从根本上摧毁了以城头山为中心的王母集团，从实质上统一了两湖。距今4600年，神农氏令蚩尤氏再次北上中原。蚩尤联合两昊集团驱逐在新郑的有熊黄帝，有熊黄帝向北溃逃到涿鹿（轩辕氏族领地），让黄帝位于轩辕氏。蚩尤两昊联军对晋中南的炎帝集团发起攻击，促成炎帝向被后撤，这就又引发了黄帝与炎帝的矛盾，黄帝收服炎帝，组成炎黄联盟。炎黄联盟再次战胜蚩尤两昊联盟，“黄帝杀两昊蚩尤”代神农氏为帝，处于石家河的神农氏，失去天子地位，将为黄帝附庸。这些历史叙事我不停在说。 从考古上看，大溪文化时期两湖及周边地区，文化的竞争态势是很激烈的。北有仰韶文化南下，西有大溪文化东进，南有堆子岭文化北上，处于汉东地区的就是油子岭文化。最强大的文化，是大溪文化。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兴起的初期，大溪文化以其强大的优势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给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打下了大溪文化的烙印。
大溪文化时期南方诸文化分布示意图 华夏文明之江汉文明，肇起于距今6400年的大溪文化，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形成鼎盛的城邦国家文明。距今6400年，大溪文化在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的广阔地域兴起。 在初始阶段，大溪文化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逐渐向江汉地区和洞庭湖地区扩展。 根据考古成果，大溪文化为两个地区类型。 一是大溪文化类型。分布于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遗存。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大溪文化类型的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又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 二是三元宫类型。分布于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城头山等地的遗存。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三元宫类型至今没有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主要器型有釜、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 在大溪文化时期（前4400年-前3300年），汉东地区已经滋生出了油子岭文化（前4000年-前3100年），石家河古城的早期就属于油子岭文化。 在距今6300年前，以城头山古城为标志，上古中国南方率先进入城国时期。城头山古城遗址地处澧阳平原中部、史前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澧水北岸，座落在常德市澧县车溪乡境内，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城头山古城址占地18.7公顷(280.5亩)，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约在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人们开始在城头山掘壕沟，筑城墙。
城头山古城出土的罐型鼎 油子岭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市钱场镇钱场村。油子岭文化以红陶为主，多施以红色陶衣，后发展成黑陶、灰陶两系陶。也有少量红陶黑彩的彩陶。出土陶器器型有罐型鼎、彩陶碗、彩陶杯、圈足罐、高领罐、曲腹杯、器座等。 油子岭文化的代表城池是笼嘴城遗址。龙嘴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这座古城遗址是湖北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油子岭文化古城，距今5500年至5000年。 城址呈不规则圆形，占地约8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1000米，城内面积6万平方米，城的东、西、南三面环湖，北面则是一个人工开挖的壕沟，现存城墙最高处达2米，低处也有1米左右。城内的建筑、器具大量使用了烧制的红土，现已发掘出陶塑艺术品、磨制石器、陶器、纺轮、摇动时能发出声响的玩具球和少量玉器。此外还发现了墓葬。 该遗址等级较高。龙嘴遗址附近有6处卫星聚落遗址，规模均在1万至3万平方米，还有像华容李家屋场遗址，面积1.5万平方米，有环壕和疑似城垣，更有30余座随葬石钺的墓葬，具有军事城堡的功能。 我们知道，油子岭文化下启屈家岭文化。油子岭文化跟大溪文化的共同之处在于“红陶，涂红衣，少量红陶黑彩”，不同在于油子岭文化墓葬的核心器物组合是“鼎、簋和曲腹杯”，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为“鼎、双腹碗和双腹豆、弦纹高领罐”。从此角度看，屈家岭文化主要承接自油子岭文化。 根据新发布的考古成果，油子岭文化之前，在汉东地区有边畈遗址。我以前没有谈边畈遗址，是因为将边畈遗址归纳于油子岭文化。因为边畈遗址跟油子岭文化几乎处于同一地理地域，两者有共同的“红陶”特征。2025年1月16日，在荆门举办的湖北考古工作汇报会上，公布了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钟祥市边畈遗址上榜，明确了边畈文化是汉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年代在距今7200年至6000年，在油子岭文化之前，所以边畈文化是前油子岭文化。 边畈遗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城南九里的边畈村余家山头。边畈遗址中心区域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灰陶、黑陶次之。其器型多鼎、罐、盆，均为手制。多按窝纹饰。边畈遗址边缘区多泥质灰黑陶，白陶、夹砂红陶少见。器型多鬲、罐、碗。纹饰有弦纹，以轮制为主。 从陶器器型和制作工艺看，边畈遗址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具有两种文化特色。大溪文化（距今6400年至5300年）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器内为灰、黑。有少量彩陶（红陶黑彩）。 边畈遗址的年代距今7200年至距今6000年，在年代上比油子岭文化（距今6000年至距今5100年）和大溪文化（距今6400年至距今5300年）都要早。边畈文化跟屈家岭文化（距今5300年至距今4600年）则隔着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 2024年对边畈遗址中南部集中发掘，发现遗迹较为丰富。包括房基、烧土堆积、灰烬层堆积、陶片堆积、瓮棺、墓葬等。出土器物较多，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孔雀石、动物骨骼等。 这里的“瓮棺”和“鼎”，显示了边畈遗址跟北方仰韶文化；这里的“鬲”，显示了边畈文化跟老虎山文化的关系。 这里的“鼎鬲”，也显示边畈文化中心区域要比周边区域早，周边区域居民是后来的。因为最早的“三实足鼎”出现于裴李岗（贾湖）文化，最早的“三袋足鬲”出现于老虎山文化。边畈文化和油子岭文化的鼎，是罐型鼎，具有南方“罐”特色，是南北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 这里的孔雀石显示可能跟冶铜和制玉有关，也就是边畈文化也存在“疑似冶铜迹象”。孔雀石产于铜矿的地表，与赤铜矿、蓝铜矿、铜蓝、硅孔雀石等共生，是原生铜矿的重要找矿标志矿物，也是一种玉料。 从边畈文化的“鼎鬲”，承袭“鼎”的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源头是边畈文化。而边畈文化主要是北来。边畈文化应该是在大溪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向汉江以东、大洪山以南、大别山西南地区发展而形成。所以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的存在，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距今5600年到距今5300年的小冰期的南下提供了环境基础。这也是我作出在距今5600年至距今5300年的小冰期里，神农氏南下的理论基础。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存在于汉东地区，也解释了神农族群南下处于江汉东部的原因。 大溪文化跟油子岭文化的共性是“红陶，涂红衣，少量红陶黑彩”，所以也难以否定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存在交互影响，最后同归于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同样存在交互影响关系。 从距今5300年开始，屈家岭文化开启，上古中国的远古文明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城国鼎盛新时代。城国鼎盛新时代，兴盛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江汉和澧阳。从江汉到澧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围绕古云梦泽而建。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形成石家河城市圈独大的格局。这对映的历史，就是神农氏南下江汉、神农与王母从对峙到统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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