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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医国： 一位晚明医家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与政治 冯玉荣 冯玉荣，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文章原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摘要 本文试图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揭示江南文化、政治生态与生活际遇间的紧密联系，展现晚明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路径，探寻儒医在政潮风云中的济世之道。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医学传承，不自觉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中。参与《嘉兴藏》的编纂，与万历太子案关键人物均有交涉，后世所传天启年间阉党所编《东林点将录》中“神医安道全”甚至疑为缪希雍本人。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亦儒亦医亦侠的至情至性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可以看到缪希雍作为医者之外的“良相”之举。缪希雍以“觉休居士”、“海虞遗民”自称，自我放逐；江南名士却呼之以“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引为同道。缪希雍的医术、性情、行事，堪为“上医医国”理想的典范诠释。波云诡谲的晚明政治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实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权力与人际关联。“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自我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引言 仲淳电目戟髯，如世所图画羽人剑客者，谭古今国事成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酒间每慷慨谓余曰：传称“上医医国”，三代而下，葛亮之医蜀，王猛之医秦，繇此其选也。以宋事言之，熙宁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执古方以治病者也。绍述之小人，不诊视病状如何？而强投以乌头、狼毒之剂，则见其立毙而已矣。子有医国之责者，今将谓何？余沉吟不能对。仲淳酒后耳热，仰天叫呌呼，痛饮霑醉乃罢。① 崇祯六年(1633)，江左大家、文坛盟主钱谦益(1582-1664)在缪希雍逝世后六年，特为其遗稿《本草单方》作序。“仲淳”即缪希雍(？-1627)②，号慕台，原籍海虞(江苏常熟)，后寓居浙江长兴，迁居江苏金坛，悬壶行医于江浙一带。缪希雍与钱谦益交好，酒酣之际，放言心志。缪以医病喻国事，上医医国，贵在得方，并以此问钱谦益。钱沉吟之间，虽然难以直对，但对缪希雍的医侠风度显然极为钦服。大声在耳，酒杯尚温，但已物是人非，钱谦益未尝不希望有一良方猛剂救世于将倾。国事如医理，医者悬壶济世，相者定国策平天下，良医良相均以济世救人为宏旨。只是医者通过救人而济世，而相者通过救世而活人。在朝为臣的钱谦益和在野为医的缪希雍，可能有着共同的感慨。 明中叶以来，受政坛纷扰的影响，朝野上下对于政治倾注了极大的关注。谈兵与论治，成为士人的常议话题③，对医者的评价亦裹挟在其中。源自春秋时期“上医医国”的理念寄托了对医者的理想，“上医医国”论出自《国语·晋语》，“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医和)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④。医和故事之所以载录流传，是因其中的君臣应答深具治国精义⑤。医者在面对国君的治疗时，上升到医国的境界，实不亚于辅弼君主的相臣。汉代王符《潜夫论》称：“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故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⑥国之病如身之疾，待良医、良相而治。“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⑦，“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原自能医国”⑧。上医医国的寓言，寄托着医者的救世理想。宋以后“儒医”称谓的产生，更是强化了医者济世的理想⑨。至明清大量医书序言，乃至插图画像，也都着力于对儒医形象的塑造⑩。然而在历史的书写中，真正能参与到实际政治与国事处理之中被加以记载流传的医者寥寥可数，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反而强化了人们将医视为儒的附庸的意识（11）。 借助于钱的手笔，缪希雍身为医者，胸怀救世之道、个性任侠的医侠形象得以流传。清初万斯同修《明史》，列缪希雍于方伎传中，肯定其以医名世的医德医行，但盛赞其“生平经济实不尽于医”，“能诗歌及劈窠书，审国家治乱消长之故”，且近乎原文不动的搬照了钱文的写照（12）。乾隆年间所修的《江南通志》亦称缪“好谈古今成败事如指掌，不以医名而医辄奇效，又喜形家言，著本草经疏、葬经翼”（13）。清代同邑之人王应奎称，“重气节，娴经济，为一时豪士，不特精于岐黄术也。邑乘列之方技，未免掩其为人矣”，甚至为缪希雍被列方技，而扼腕叹息。与一般医者不同的是，缪希雍以医交友，又以志行道，悬壶江南，游走民间，活人无数，名噪一时。在不自觉卷入政治风波后，亦能主动体行其“上医医国”之理念，被东林士人引为同道。 缪希雍作为名医，其医术、医学思想历来为医学界者所关注，近年来也有从生平游历、社会交往来为其作传，刻画其亦儒亦医亦侠的形象（14）。实际上吊诡的是，缪希雍始终是在政坛之外的边缘人物，却因与东林士人交往密切，一度被疑为“神医安道全”。然而在晚明时代氛围下，何以对一名医者有如此的期望。本文试图考察，首先，政治关怀是如何渗透到士人的日常话语中，乃至医生的日常生活中。其次，进入医者的生活世界，探究其医者理想，思考他们在行医生涯中怀有何种现实意图及人生理想。此外，探讨医者的理想是在怎样的时代氛围下展开，而又如何被士人所接纳并重塑？ 一、“医之侠者”：生计与游走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在地方社会拥有侠、儒、医多面形象（15）。与一代医宗朱震亨类似，在历史文本和遗迹中的缪希雍亦呈现多重面貌。缪希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熟稔儒家经典，精通堪舆，甚至长于水利论策。时至今日，常熟一带仍流传这位侠医的故事，2015年8月，江苏省锡剧团和常熟锡剧团联合打造了《侠医缪希雍》，以彰显名医缪希雍的“行医济世、仁心仁德”。在兴福寺前、舜过泉附近的缪希雍墓也被列为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据褚玄仁、张耀宗两位学者考证，此处实为缪希雍的祖墓所葬地，缪仲淳与其父母应该葬于宜兴山（16）。墓址的不确定，可能与缪希雍一生游走播迁有着密切关系。 常熟缪氏，始祖万三公谚，随宋南迁，封护驾金华大将军，始家琴川(常熟别称)上，之后一直未有显达，直到明中期景泰二年(1451)，缪朴中进士。缪朴通经学，士多游其门。缪希雍父亲缪尚志正德十四年(1519)中乡试，授汉阳府通判（17）。但缪尚志原配孙氏，一直无子嗣，继娶周氏，才有缪希雍，可谓老年得子。缪尚志年老病逝时，希雍年仅十三岁。据冯梦祯的《缪母周孺人墓志铭》所载，母亲周氏教导甚严，希雍少年时负气任侠，曾呵斥，“父以明经起家，为清白吏，儿不能从先生长者游，勉嗣父业，乃与侠少年伍，是奚赖耶”（18）。缪希雍的负气任侠，应该不是个例，而是深受明代士人谈兵论剑风尚的影响。母亲周氏一直希望希雍能承父志，以科举为业。然而自父亲缪尚志逝世后，家道中落，希雍科举不第，只好在里设馆授徒，奋志读书。不意十七岁那年，缪希雍突患疟疾，久治不愈。自行检读《内经》《本草》等医书，依“夏伤于暑，秋必痎疟”，乃知疟疾为暑邪所致，经自治而愈（18）。自此兴致勃发，孜孜于遍访医方，精研医道。 缪希雍得以由儒入医，与其家乡常熟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明时常熟隶属苏州府，处于京杭运河南北交通的枢纽上，域内商贾骈集，文风甚炽，视他邑犹胜。士人又喜游览，宠信鬼神，颇有江左风流之致（20）。自元末明初戴恩恭来吴行医后，吴门医派崛起，常熟名医辈出，是有明医家的重要养成之地。吴中之地，得益于医书的刊刻与普及，儒生习医更为方便入门，且极为普遍（21）。因缘巧合的是，以藏书甚富而出名的脉望馆就在缪希雍家附近（22）。“脉望馆”的主人赵用贤，家世显赫，其父赵承谦(1487-1568)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用贤(1535-1596)本人为隆庆五年(1571)进士，脉望馆珍藏较多宋刻善本医书。赵用贤子赵琦美(1563-1624)，又名开美，每得善本，辄由赵用贤序而开美刻之。据缪希雍自述，赵开美之弟赵隆美，因顽痰积血，他自制霞天膏，加化痰消瘀之剂，治之而愈（23）。正是由于这段医患关系，使得缪希雍与赵家交往更为密切，得以在赵家观习医书，并且得以窥见当时难得一见的宋版《伤寒论》，今称之为“赵开美本”。赵用贤个性亦刚直，万历五年(1577)因夺情之事，上疏弹劾张居正，被处以廷杖。后在争国储、王锡爵提出“三王并封”时，“会改吏部左侍郎，与选郎顾宪成辩论人才，群情益附”，之后因其前亲家吴之彦上疏遭弹劾。故有论晚明党争实由赵用贤所启，而顾宪成、高攀龙等继之（24）。缪日后得以遍交士林，很可能与赵用贤之引介颇有关系。 万历七年(1579)，缪希雍前往南京。目前无从得知其前往南京的目的，然而这一次在南京，遇到后来亦成为名医的王肯堂（25）。王肯堂于这一年中举，十年后(1589)又高中进士。嗣后，两人常常在医学上相互切磋，协作会诊，希雍更将秘方资生丸传于王氏。王肯堂辑《证治准绳》六种，皆经缪氏参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刊行（26）。此后，缪希雍游历三吴两湖，远至齐鲁燕赵之地（27）。在游历之中，不独寻方问药，更广交士林。万历十四年(1586)，应京师徐贞明邀请，开始北游。过山东，历河北，抵于京师，助其谋划在西北开垦水田（28）。徐贞明，江西贵溪人，与赵用贤为同年(隆庆五年1571)进士，缪希雍能得到徐贞明的赏识，极有可能是受赵用贤推荐。徐贞明“识敏才练，慨然有经世志”，时北方粮食需从南方经漕运到北方，耗时费力。万历三年(1575)，徐贞明在工科给事中任上曾上疏力主开发京畿水利，治水营田，以减轻东南漕运的负担，以保证粮食供给，朝廷以“役大费繁”未加采纳。不过，据钱谦益称，徐氏建京东水田策，实出自缪希雍的提议。缪希雍曾著《葬经翼》，精通堪舆与水利。缪的具体主张是招募南人善田者，“量能授官，课最实效”（29）。万历十三年(1585)九月，徐贞明复官还朝，授监察御史，领垦田使。到次年三月，永平府(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就“垦成熟田数已三万九千多亩”（30）。徐氏到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准备治理滹沱河，却遭到反对，御史王之栋更是上疏弹劾，“谕令停役”。徐氏乃辞职返乡，四年后，抑郁而死（31）。治水营田计划遇挫后，希雍不得已返乡。如果说朱震亨在家乡建祠堂、修墅关，积极于乡里社会的营建。而缪希雍则是远赴他乡，兴经世之举。治水垦田，并非寻常医者所关心的，而是儒士的经世之术。由此观之，缪希雍虽习医行医，但始终怀有经世之志。 万历十五年(1587)，缪希雍移居长兴，得以与丁元荐居处相邻。日后缪希雍得以与东林领袖相交往，与丁元荐的推荐关系甚密。丁元荐(1560-1625)，字长孺，长兴人，举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未授官即告归。家居八年，始谒选为中书舍人。后屡次上书针砭时弊，屡次被贬，以节行著称，晚年隐居西山。为学初奉许孚远，后又受业于顾宪成（32）。丁元荐的禀性，也是直豪任事，缪希雍引为知己。据丁元荐自己记录与缪氏相识的过程，“仲淳豪爽，自负岐黄之诀”，并称他尚义气，有担当，所到之处，“缁流羽客，樵叟村竖，相与垂盼睐，披肝胆，以故搜罗秘方甚富”。俩人同为不拘小节之人，交谊甚厚（33）。丁元荐仕途不利，一直居家，与缪希雍探讨医学，曾取缪氏之医案及医药论说，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刻成《先醒斋笔记》，“先醒斋”为丁元荐书斋的名字，嗣由缪氏校正并增订，改名《先醒斋广笔记》行世。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缪希雍还曾为闽抚许孚远幕客，“吴中缪仲淳以经世自豪，与许素厚，亦招之往”（34）。《野获编》所记多为典故遗闻，但亦非捕风捉影。缪希雍与许孚远如何结识，惜其无详细史料无法考证，不过丁元荐曾受业于许孚远，缪希雍因此得以受许赏识极为可能。许孚远(1535-1604)，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隆庆初，首辅高拱荐其为考功主事，出为广东佥事，万历二十年(1592)出任福建巡抚。许孚远一生精研学问，为王阳明先生的正传，缪希雍在许孚远麾下，应该也受其影响(赵用贤亦膺服王学)，其医著里亦多次提到医生的精神境界问题，注重行医者的内心修养。他曾论到：“凡作医师，宜先虚怀，灵知空洞，本无一物，苟执我见，便与物对”，“一灵空窍，动为所塞，虽日亲至人，终不获益”，作医生一定要谦虚，否则固执己见，很难有所获益（35）。在经世致用之时，缪希雍的医学修养也在同步精进。丁之所以大力推荐缪，除性格相投之外，在晚明有负有经世之举的士人，相互砥砺，已蔚然成风。 冯梦祯在其日记里专门提及，万历二十一年(1593)，缪希雍曾托其为杨继盛作传（36）。杨继盛(1516-1555)为嘉靖忠臣，官至兵部员外郎，因弹劾权相严嵩，下狱被杀）（37）。杨继盛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忠臣形象，出身贫寒，但志向高远，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致君为尧舜，致天下于太平。缪希雍以义侠自许，为友人之事，往往不顾身家，助人千里之外。杨氏的节烈忠义，深得缪希雍敬服。托请冯氏为之立传，可以说是他表达自己志向的重要象征。为何请冯梦祯大笔，又与其交谊及冯本人之士林雅望有关。冯梦祯(1548-1606)，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实居士，嘉兴府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会试第一，丁元荐为冯梦祯门人，缪希雍遂得以与冯梦祯相交往，并托其为杨继盛作传亦在情理中。冯梦祯为人高旷率真，在夺情案中，冯梦祯与赵用贤对邹元标等持同情态度，为权臣所不容，被谪广德州判。后迁南京国子监祭酒，三年后被弹劾罢官，遂不复出，移居杭州。万历十五年(1587)，冯梦祯去官归里，闲隐于西子湖畔，儒雅风流（38）。冯梦祯藏书甚厚，校刊古书精益求精，对医学也颇为留意。万历三十二年(1604)，董其昌病发疟疾，在杭州昭庆寺养病，还曾写信给冯梦祯借阅《证治准绳类方》（39）。日记里还载有与缪希雍讨论医事，两人交往甚密，缪母仙逝后，冯梦祯还专门撰有《缪母周孺人墓志铭》（40）。 作为江南医者，与朱震亨一样，缪希雍的家族功名，早年丧父，研读医书，积极与士交往，延续了宋以来儒医的文化形象，而游走播迁，兴经世之举，又有着鲜明的晚明时代表征。晚明社会对于仕途无望的士人，提供了多种谋生的途径，同时也可通过参与地方事务来拓展其名声。缪希雍行医游走间，视士人直吏为知己，以医道体察世情，以儒学提升心境。医术高明，又身负经世之才，甚至为幕僚参与实务，北上京师经营水田，南下福建参与海防。对于缪希雍而言，行医谋生实际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治病救人的同时仍可继续他的经国大策，并且成为其扩大人际交往与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而此种丰富精彩的传奇人生，更能得到一般文人的认同。在同里赵用贤、金坛王肯堂、长兴丁元荐、“风雅教主”冯梦祯的眼中，缪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熟稔儒家经典，精通堪舆，甚至长于水利论策。异业而同道，以经世为指归，缪希雍所代表的形象，实彰显了晚明特殊的时代精神。 二、“觉休居士”：《嘉兴藏》与妖书案 缪希雍自号“觉休居士”，尝从紫柏大师学佛（41）。“觉休”者，可能也是自悟自醒，万事可休可放的意思。与时人眼中希雍电目戟髯、快意恩仇的形象相反，却暗合“花开生两面，人生佛魔间”的禅机。至于缪虽交游士林，但远离庙堂，为何又会卷入事干国本之争的“妖书案”，与一众入佛之士林友人均深受牵连，个中缘由十分复杂，需从紫柏大师及其主持刊刻《嘉兴藏》言起。 紫柏大师(1543-1603)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另三位为憨山、莲池、蕅益)，俗姓沈，字达观，名真可，江苏吴江人。十七岁出家于虎丘，嗣后云游四方。紫柏在弘法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梵夹本《大藏经》卷帙浩繁，无论是讲读，还是流通都诸多不便，于是发愿重刻《大藏经》，以便流布与研读。明代嘉兴地区私人藏书兴盛，不仅有众多的藏书楼，还有大量知名的藏书、刻书家。万历十年(1582)紫柏南还嘉禾(嘉兴)时，便集资创刻。十七年(1589)由其弟子道开、如奇等开刻于五台山妙德庵。四年后，因“冰雪苦寒”移至浙江径山寂照庵续刻，后又迁至化城而完工。真可所倡刻的方册《大藏经》，因其发行于嘉兴楞严寺，故名《嘉兴藏》。藏经的刻印与流通早期多以官修形式来完成，《嘉兴藏》的刊印显示了佛教经典知识的普及化（42）。 缪氏何时从紫柏大师游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确定的是紫柏“南还嘉禾”，为方册《大藏经》募捐时，缪希雍任筹集资金的缘首。当时倡导募款者还有陆光祖、陈瓒、管志道、冯梦祯、金坛于玉立、丹阳贺学易、吴江周祗、沈演等及紫柏法眷(共同修行的道友)（43）。其中，冯梦祯、于玉立等均与缪氏相知，早年相识的王肯堂也因学佛之因，参与紫柏主持的刊刻大业中。围绕紫柏大师刊刻《嘉兴藏》，聚集了一批尚佛士人，也包括缪希雍、王肯堂这样亦儒亦医的名医。从另一个角度讲，因为《嘉兴藏》的刊刻，使士、医之间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与社会交往，其命运也有了关联。 《嘉兴藏》按紫柏大师的规划，筹资刊刻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缪希雍也乐在其中，医禅互参，颇有心得。钱谦益在为紫柏作的序中说，“白衣弟子缪仲淳执侍左右手自翻写者”（44）。有点火爆脾气的缪希雍学习的态度十分认真，还手抄真可著作，犹如金刚遇佛祖一般。在另文中，钱谦益又记，缪希雍“从紫柏老人游，精研教乘”（45）。冯梦祯亦言，“仲淳少年有四方之志，如干将莫邪，精色射人，不可抑遏，比遇达观可禅师，有所开发，始尽悔其少习，而知己纵谈，或酒后则狂奴，故态犹在”（46）。静心领悟，终有所得，以至于行医遇惑时，亦会想到用禅定的方法寻求解决之道，“余观其理积疴，起奇疾，沉思熟视，如人禅定。忽肰而睡，焕肰而兴，掀髯奋袖，处方撮药，指麾顾视，拂拂肰在十指涌出”（47）。在自著的《神农本草经疏》中，他还以今生来世来告诫为医要等心施治，不要因病人之贵贱而厚此薄彼，“医师不患道术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业，专事旁求，假宠贵人，冀其口吻，以希世重。纵得多金，无拔苦力，于当来世，岂不酬偿？作是思惟，是苦非乐。故当勤求道术，以济物命，纵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责厚报，等心施治，勿轻贫贱，如此则德植厥躬，鬼神幽赞矣”（48）。医书之中，佛理洋溢。 与当时一般排斥文字的禅僧不同，紫柏极重视文字经教，“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文字，佛语也；观照，佛心也。由佛语而达佛心，此从凡而至圣者也”（49）。缪希雍《祝医》五则，亦强调读书识字的重要性，“凡为医师，当先读书。凡欲读书，当先识字。字者，文之始也。不识字义，甯解文理？文理不通，动成窒碍”，“望其拯生民之疾苦，顾不难哉？”医生应该“读书穷理，本之身心，验之事物，战战兢兢，求中于道”。只有读书习字，才能更好地掌握医理，习医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悟道。学佛自识字始，读经自识字始，习医亦自识字始，缪希雍可能由此找到儒、医、佛三者相通的法门。 在藏经的编纂中，缪希雍与于玉立兄弟、王肯堂、冯梦祯等多有互动。于玉立(中甫)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时，缪希雍恰好在镇江，特地迎其荣归（50）。王肯堂、冯梦祯亦是紫柏大师的弟子。冯梦祯为诸多佛堂庙宇写过记、塔铭、碑文、疏等。在藏经刊刻中，助力甚多。冯梦祯还曾托缪仲淳为戴升之料理药铒（51），一方面礼佛，另一方面也借佛缘得到医生的治疗与照顾。就刻藏一事，紫柏大师还写信给于润甫，请他多关照缪希雍。此外，缪希雍在忙于堪舆时，紫柏大师还郑重拜托邹元标多加扶持，（52）亦可见紫柏与仲淳俩人相互关怀的友谊。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缪希雍代紫柏老人专程拜访汤显祖(1550-1616)于临川。曾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593-1598)任浙江遂昌知县，是年，汤氏弃官家居，缪氏适在江西游历，遂登门拜访。万历二十八年(1600)，缪希雍还致书汤显祖，劝其返任官职。汤氏有书及诗奉答，“留一官，止是缱人物耳。知游中似兄无一俗滞态者，更能几人”（53），还很羡慕缪的洒脱。缪希雍还经常关心汤显祖的身体状况，“不成何病瘦腾腾，月费巾箱药几楞。会是一时无上手，古方新病不相能”（54）。《嘉兴藏》非一人之力可为，是一项耗时、耗财、耗力之事，需志同道合者通力合作。通过《嘉兴藏》这一事业，将医、士、佛之间相互联结，形成了一个士庶、僧俗共享的文化圈，缪希雍在其中很受大家推重。 本来僧俗联手，问学向佛，可以完成一项伟大的文化事业，但树未静而风又不止，心在三界外，而身在五行中，朝廷上层的政治党争及佛道之争仍然波及了江南。何况，紫柏大师并不能完全闭关寺门，对于俗世的不平，仍然会作一声“狮子吼”。嘉靖年间，佛教受到废佛政策与道教势力排挤的影响，面临生存发展危机，至万历年间，随着明神宗生母慈圣李太后的崇佛信仰，开展大规模兴建佛寺活动，续刊大藏经，颁赠天下名刹，带来晚明佛教复兴的契机（55）。紫柏辈高僧为佛法中兴于世，给予后党崇佛之举以必要之反馈，其中僧众即便亲身参与党争游走权贵而因之遇祸者，亦可谓身之所托，义不容辞耳（56）。万历年间，神宗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为害甚大。万历二十七年(1599)初，驻湖口的宦官李道横行非为，南康太守吴宝秀因拒不奉命而被劾入狱，其妻哀愤投缳而死。正在庐山修法的紫柏真可得知后，亲赴京师营救。临行前，他曾说自己有三大抱憾，即“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57）真可到京，奔波于达官权宦之间，求取支持。在李太后及司礼监太监田义劝谏下，神宗“怒稍平”，“命移狱刑部”（58）。后真可多次入狱探望并调护，直到九月吴宝秀出狱。其后，真可留在京师继续交结王侯，为释其“三大负”而奔波。然其行为遭到一些宦官嫉恨，万历三十一年(1603)，“妖书案”事发，真可遂被诬陷为“妖书”制造者，逮捕入狱。 真可的入狱，恰如池中投入巨石，妖书案的涉及范围更趋扩大。因妖书案与紫柏同陷囹圄的沈令誉，亦为医家，与仲淳同为苏州府人，则沈氏而近后党，缪氏亦当去之不远。沈令誉师从缪希雍学医，也是紫柏的俗门弟子（59）。沈令誉因行医的关系，与士大夫中清流者若郭正域辈多有往来。郭正域素与缪希雍友善，曾有送别缪氏离京之作，“有客神交已十年，论文说道更谈天。江湖避世如吴札，肝胆倾人似鲁连。送汝寸心千里去，怀入尺素隔年传。致声西省同心客，天地风波已晏然。”（60）郭正域以“山人”誉之，并不以医者目之。 妖书事件发生后，沈鲤、郭正域被攻击，并牵连至沈令誉。郭正域于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选庶起士，授编修，二十二年(1594)招为东宫侍书官（61）。郭正域为沈鲤门生，妖书案发，沈一贯力图透过郭正域来整沈鲤，给事中钱梦皋密受沈一贯旨意，上疏诬陷郭正域、沈鲤与妖书有牵连（62）。京营巡捕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逮捕了真可、医生沈令誉等人，欲从这些人口中引出郭正域（63），郭正域因罢官还籍。妖书案，真可被严刑拷打至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始终未招供，郭正域寄以诗有“避人宁肯同张俭，使酒何尝似灌夫”之句，其骨鲠之节亦似紫柏（64）。 缪希雍虽非立于事件中心，但妖书一案中所涉关键人物均与之有密切交往。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考万历、泰昌、天启直至南明之党争关键，李太后对抗郑氏、福王一党，则可视作晚明党争肇始（65），陈先生所论晚明政治分野流变，实独辟蹊径之说，发人深省。紫柏在盛名之下，又着力讼憨山之狱、矿税之弊与方册藏之举，其高调行事之举，定会为慈圣皇太后及其后党于朝廷内外树新敌，而在党争最激烈之时，为保后党无虞，紫柏自然也成为被牺牲的角色。缪氏以医学佛，本与国本无干，亦未参与佛道之争。但以缪氏禀性，行医学佛，均未改其关注国事、天下事的执念。撇开佛性，希雍与紫柏、憨山其实性情相近。“妖书案”的出现及其扩大化，体现着明显的政治权争的理路，本为政治边缘人的缪希雍也未能幸免。真可逝世后，缪希雍与于玉立继承真可的遗志，为憨山大师在庐山五乳峰法云寺捐置香火田，使其安居（66）。紫柏真可以振兴佛法为己任，且关注国事民生，以出世身做入世事，成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与憨山德清并称的积极救世且救法的佛教大师。医之救人，与佛之渡人，士之报国，万法归宗，其实都有着同样的信仰。 由此观之，无论是《嘉兴藏》，还是妖书案，书籍的刊布与流传在明代的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而儒医正是由于其通晓文本知识，得以遍交士林，进而卷入明代大的政治事件中。故晚明特殊时代氛围之下，政治话语一直渗透于日常中，地方社群、宗教、士人生活，乃至医者均裹挟其中，朝野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神医安道全”：东林运动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天启年间王绍徽所作《点将录》，以东林诸人分配《水浒传》一百八人姓名，称希雍为“神医安道全”，赞其医术高明（67）。但翻检存世的明刻本王绍徽的《东林点将录》，所列“神医安道全”为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68）。《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69）缪希雍一生虽未仕宦，但与东林士人往来密切，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纷争中。“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之语，可谓一语道破。 在《高子遗书》的《缪仲淳六十序》中，高攀龙(1562-1626)叙述了和缪希雍相识的过程。 余年二十五(1587)，而友于丁子长孺。一日，长孺谓予曰：“今海内有奇士缪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于亲，信于朋友，尘芥视利，丘山视义。苟义所在，即水火鸷赴之。”余叹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万历十八年，1590)，忽遇于内弟王兴甫所，欢相持曰：“此为仲淳矣。”当是时，兴甫得异疾，勺水不下嗌，诸医望而走，一息未绝耳，仲淳为去其胁膈中滞如铁石如拳者二，兴甫立起。肃衣冠，陈酒肴，拜仲淳。余惊曰：“闻君高义，不闻君良于医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习之颇得古人微处，语世人，世人不解也。”（70） 高攀龙的这段描述饶有趣味，丁元荐不是以医的身份，而是以奇士的形象，将缪希雍推荐给他。缪氏之所以声名远播，在于其重义轻利的道德层面。士林对于医者的推崇，首先是“道”的层面，其次才是“技”的层面。高攀龙在亲眼看见缪的高明医术前，早已“闻君高义”。医者的扬名与士的宣扬提拔密不可分，这在吴中风气尤盛（71）。 高攀龙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授行人。因耿直被贬，又逢亲丧家居，三十年不被起用。在此期间，他与顾宪成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落职归田后，虽然“可以诵诗读书，养心缮性”，但“不能无疾病之苦、儿女之忧”。结识缪希雍后，既敬其高义，又有名医做“家庭医生”，保全家安康。高攀龙子得病，久治不愈，一家人惶恐时，幸得缪希雍相救，高攀龙感佩不已。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也详细记载了为高攀龙的家人、仆人、邻居等医治的医案。缪希雍手到病除，谈吐不凡，成为高府的座上宾。高攀龙的友人很多东林人士，也开始找缪希雍治病，很多东林成员都把缪希雍当作兄长对待，“天生仲淳为吾辈也!”在缪的著作里，医案中也特意强调其为东林士人治疗疾患。 缪希雍除了给东林人士诊病，还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与其探讨政治思想等问题。在与高攀龙初见时，高氏就记载，“与仲淳酒间谈说古今事，绝不及医，仲淳无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长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吾尝语仲淳以中庸之理，仲淳心洞然，如鼓应桴、谷应响”（72）。缪虽因行医与士林人士建立交谊，但其内心却始终抱有经世的情怀，对政事时情都有主动的关注。行医之外，见识广阔，对朝野动态都有了解。两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缪还时有妙解。交游对谈之中，常常发表政见。并且此种对话“绝不及医”，显然缪希雍是希望以士的身份加以对话，而这也暗含高攀龙虽推崇缪希雍，但缪希雍实际仍然难脱离医者的身份。 高攀龙在致缪仲淳的书信中说，“长安中如丈识见者绝不可得，如丈者岂非遗贤乎？甚矣，科目之不能尽人才也。近言路有起废太滥一疏，群小见诸贤尽出，明年内计可虑，故戈矛潜动。弟谓此等小人，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君子但置之不闻。当做便做，阳气盛，邪气自消。若与口角，即堕其计中；若畏其口，亦堕其计中。诸公颇以为然，邪说一切高阁起矣”（73）。缪氏的回信难以找到，但高攀龙作为东林领袖，愿意与缪讨论政事，发泄烦恼，显然是对他极为信任的。万历四十一年(1613)，高攀龙延武进钱一本讲学东林，钱一本为东林翘楚，缪希雍还试图半夜造访钱氏，“叩门声甚厉”（74）。 钱谦益称：“神宗末，士大夫奋臂钩党……当诸公结交之日，缪仲淳以布衣称长兄。”（75）“公(贺学仁)与常州沈伯和、长兴丁长孺、金坛于中甫、吾里缪仲淳为友，以节概意气相期许，余晚出，亦参与焉。公遂以弟畜余，不以年家辈行也。长孺、中甫时人以为党魁，公与周旋患难，不少引避。仲淳布衣韦带，伯和老于公车，公以长兄事之，肩随却立，老而不衰。”（76）缪希雍以布衣韦带的身份与东林士人坐而论道，以志相投，对目以党魁的丁元荐、于玉立亦不加以引避。反而引以为豪。“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亦与缪希雍相善，杨涟以友相称。杨涟曾在万历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609-1611)任常熟县令，向缪希雍咨询，于是缪希雍举荐外甥婿毛清（77），族人缪堂弟起龙也曾被杨涟聘为义师（78）。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上疏劾魏忠贤，次年魏忠贤开始对已经罢官回家的杨涟和缪昌期等痛下杀手。杨涟被诬投狱，缪昌期亦被捕遇害，高攀龙赴水自溺而亡，钱谦益因思宗即位才得以幸存（79）。《东林点将录》株连108人，高攀龙为“如云龙”、杨涟为“大刀”、左光斗为“豹子头”、缪昌期为“智多星”（80）。至清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东林点将录》时，简括此书时，特意提及缪希雍曾列为“神医安道全”。同乡文士也普遍认可缪希雍与东林士人相善，《金坛县志》载，缪希雍由常熟迁金坛，与东林诸先达相友善（81）。邑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缪仲淳，布衣也。而东林诸公与订交，皆以兄事之。”（82）这也成了日后医者缪希雍被推崇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曾对东林运动做过这样的评价：“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83）东林学派成员有自己的学术标准，是当时舆论中心和社会正义的代表。黄宗羲说：“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逆阉者谓之东林，以至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概谓之东林。”（84）晚明之东林，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典范，其言行具有示范作用，不止于政治场合，也扩及社会层面，成为一般民众效仿的对象。在这样的日常话语中，不具有官员身份的热血士人亦不自觉卷入其中，凡是与东林相友善者均视为东林。台湾学者林丽月指出：“对绝大多数的东林士大夫来说，政治上的共识与儒家教育下的共同理念应是促成彼等结为朋党更根本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东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朋党“无原则性”的特点，而是“一个内涵相对稳定而外延复杂的概念，其相对稳定的内涵即是相似的政治理念。”（85）东林士人交友论学，品评人物，是否志同道合是重要标准。缪希雍以布衣身份，虽然不在庙堂，却有医国的心志。在政治理念上与东林士人同，故被东林士人引为同道。 在晚明讲究礼尚往来、应和酬答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下，由相互宣示、标榜形成的人际权力关系的网络，进而可能更为广泛左右社会的价值取向、品味偏好。在怀抱道义、忧国忧民的东林士人看来，缪不仅是最好的医疗顾问，也是性情相投的“海内奇士”。对于缪希雍的肯定，当不只是医术，还有其怀抱的医国之志。在缪的身上，他们甚至看到良医良相合于一体。东林领袖高攀龙的赞誉，又证实并强化了缪希雍高义良医的形象，进一步使医者盛名远播，这也是医者为何主动积极结交东林士人的原因。晚明江南民间讲学风气之盛，学者的臧丕，地方舆论的风气，医者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体认，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影响。 四、“海虞遗民”：医道与治道 天启五年(1625)三月，缪希雍为所撰《神农本草经疏》补写“题词”时，特意自称为海虞遗民。此去经年，憨山远放南粤，紫柏殒身狱中，高攀龙已逝，环顾四周，只剩下“海虞遗民”。这样的自称，颇有些自我放逐、心灰意冷的意味。两年后，缪希雍逝于金坛寓所，于润甫、冯梦祯、史鹤亭等友人经纪其后事，暂厝于阳羡山中。钱谦益曾写诗悼念，“金坛于润甫酿五加皮酒，为南酒之冠。润甫与缪仲醇友善，仲醇善别酒酿法，盖得之仲醇。今年润甫酿成损饷，而仲醇亡矣!赋四十二韵奉谢，并悼仲醇”（86）。逝世后六年，其遗稿《本草单方》刊行，钱谦益特撰序。 钱谦益回顾往昔，不胜慨然，缪希雍对酒之时的铿锵之语似在耳畔，“上医医国，三代而下，葛亮之医蜀，王猛之医秦，繇此其选也。以宋事言之，熙宁之法，泥成方以生病者也；元祐之政，执古方以治病者也。绍述之小人，不诊视病状如何？而强投以乌头、狼毒之剂，则见其立毙而已矣。”（87）透过钱谦益的白描式记述，缪希雍的治政理念得到直接表达。缪希雍将医道与治道相比喻，指出诸葛亮治理蜀国，王猛治理前秦，明法严刑，禁暴锄奸，都取得了成效，理混乱之邦必须用法。而宋代王安石拘泥成方，元祐之政又执古方，绍述小人强投猛剂，结果导致北宋亡国。 钱谦益诗论中经常提到“医者喻”，在《大般涅槃经》有旧医、客医之说，在《鼓吹新编序》《俞嘉言医门法律序》《杨明远诗引》中都运用了佛门乳药的典故，旧医乳药也有其功用。所谓“旧医、新医之所用者，皆乳药也”，“借乳喻以复程子，并以质诸世之能为新医者”（88）。力图回归风、雅的复古传统，追求“冲和简雅”的真性情。可见，当时士人谈医、医者谈治国之道是为一种常态。钱穆先生所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则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89）士大夫以学术道艺作为治国之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根植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中。回归吴中儒医之本源，习医孝亲亦是士人日常修养的一部分，医者向儒及儒者业医亦密不可分。通过政治与医学的文化同构性，医道与治道似乎有了相通之处。 以医道论治道，历代有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称：“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90）钻研医道，济世救人，成为医家人格的理想追求。明代名医徐春甫(1520-1596)著《古今医统大全》引郁离子论：“治天下其犹医乎？……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乘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91）徐氏将医道与治道的相同之处做了详细的比照，治身有攻、补、养，治天下则有征伐、教化、休养可相对应。这些“上医医国”之法，与缪希雍所论，其实相近，都强调因时而变，对症用药。缪的可贵之处在于，一直未放弃济世的雄心，知时论政，还努力尝试实践。 医者以医道比治道，而士常以治道喻医道。缪希雍契弟于玉立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曾上《朝廷晏安乞励精改图以救祸乱疏》，将身体与国家相比喻，“臣惟天下之治乱，关于政事，政事之得失，出于君身。譬若人之一身，君其心也，纪纲政令脉络也。内而宫闱，外而四境，远而边鄙，则五官六府、四肢百骸也，使此心不正，则六脉不调，百骸失理。比其刚强，且弗克自保，矧伊积弱，必贴危亡。以臣观于今日之君身，今日之政令，今日之天下，势甚抢攘，危于累卵。使贾生而在，其痛哭流涕，长太息者，当复如何，臣不避。”（92）将整个国家比喻成身体，六脉不调，百骸失理，今日形式危若累卵。康熙年间，生员夏敬渠(1705-1787)在《野叟曝言》中，塑造了一位大致生活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儒生文素臣，挥毫作赋、抵掌谈兵之外，还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不仅在朝廷除奸祛邪，还在民间救死扶伤（93）。然而现实中的夏敬渠，科举屡经挫败，尽管他精通儒学经典以及历算、医学等各门技艺，却无法实践其医国的抱负（94）。夏敬渠借用“文素丞”医国医人之举，构建了中国文人对医学与政治的想象，充分表达了“上医医国，下医医人”的士阶层文化观念（95）。清代名医徐大椿(1693-1771)则宣称：“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96）虽以小喻大，但其理实则一致，“医道通治道”。名士以医论国，名医以医喻国，医道与治道同，而医与士借此有了对话的空间。 晚明科举一途难以容纳，知识群体谋生的多样化，“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治生观念，使得原有阶层的壁垒打破，使得大量士人舍弃所学，投向其他技艺，对于科举落第、仕途失意、落魄文人，医学成为其济世问道的凭借或展现。对于“医国”的想象一直存在，如何拯救内忧外患，以重建阳刚健全的社会。医士交游，评点国事，以此行道。东林之经世抱负，延及复社至几社，正是这样一种医国的热情，使得在易代时也有一批既士又医的遗民，如傅山、李延昰者，四方游走，以医掩其踪迹，依然保持了他们对时局的关注（97）。然而晚明病急乱投医，各种势力的滋长与斗争，更反射医者的热情与无奈。缪昌期、杨涟等东林人士先后被迫害致死，“良友凋伤，百念灰冷”，缪希雍由于医名掩身，行踪不定，才幸免于难。但在精神上，不复有慷慨之志，“予既不事王侯，独全微尚，幽栖自遂，远于尘累，以保天年。然无功及物，亦凯道人之怀乎。于是搜辑医方，用存利济”（98）。世变之后，缪希雍放下雄心，回归医者的本位，辑医方，济世人，以此来延续对道的追求。 五、结语 本文以晚明儒医缪希雍行医交友处事的日常生活，考察江南文化、政治生态与医者生活际遇间紧密联系。透过缪希雍的游走与言行，可观察医者眼中之晚明政治生态；借由江南士吏对其的描述赞语，亦可探寻儒者对于良相医国的理解与期待。 缪希雍由儒入医，虽未涉事政坛，但因医病关系、士医交往，不自觉卷入晚明政治风潮中。缪本人的性情心志亦医、亦儒、亦侠，所交往之士林友人、佛界名僧也大多志趣相投。托“风雅教主”冯梦祯为嘉靖忠臣杨继盛作传，与金坛于玉立、长兴丁元荐、同里钱谦益诸人订金兰之盟，助紫柏大师刊刻《嘉兴藏》，交知高攀龙等，均可见其道同相谋的态度。又曾任阳明心学正传福建巡抚许孚远的幕僚，为尚宝司丞徐贞明策划在北方兴水田，为常熟县令杨涟就邑之兴废利病献策，一展经世致用的抱负。缪医术高明，令名远播，得以“列贵秩、班近臣”（99）。他不仅在与东林士人交游之时畅言心志，还因个人行医交谊的际遇，一度有过“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实践。“上医医国”作为春秋早期医者理想的一种隐喻，在晚明缪希雍得到了诠释。 有意思的是，缪希雍作为一名医者，其著述主要在于医学，因此较少以诗文记其自身与友人行状，反是在冯梦祯、高攀龙、钱谦益等名家士吏之笔下，留下医术高明、义侠云天的形象。借由此种“反向投影”式的聚焦，方才见到缪作为医者和医者之外的“良医”、“良相”之举。无论是“无一俗滞态者”、“海内奇士”、“义侠”、“布衣韦带”等当世或身后名号，还是“觉休居士”、“海虞遗民”的自称，外界对医者的评价以及医者的自我定位中都逃不脱道德的评判，不仅是精湛的医术，更看重其兼济天下的胸怀。由此观之，士人对医者的评价中，政治道德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它不但是流传撰述的一部分，也决定了哪些医者会得到关注，哪些医生的事迹会受到记录、辑存。列为方技的医者，从来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能进入书写者视域的乃在于他们的言行或学术可以成为后世资治的范例。“余虽昬耄，尚能为仲德详叙上医医国之事，如太史公之传扁鹊者，姑书此以俟之” （100）。藉由晚明士人见闻言思的亲身参与，到付诸笔墨的记载流传，均表达其论治的理念及对时代遭际的感慨。行医本身不是目的，行医背后的大道才是真意，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医与士之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由此而论，上医医国，既是医者的自我期许，也寄托着士人的天下理想。 借助缪希雍也可以看到，由儒入医者，儒与医的心理身份与社会身份实难区隔，从另一侧面也说明儒医的专业界限并不清晰，不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心志理想，都极为交错。缪希雍所代表的儒医形象，实彰显了晚明特殊的时代精神，与晚明大多数士人一样，缪迫于生计，在教书、堪舆、行医和游幕之间不断变换职业，但兼济天下的心志始终未放。波云诡谲的政治变动之下，立庙堂之高者，尚难独善其身，处江湖之远者也难免受到波及。更何况晚明的江南与朝堂之间，本就有切不断的经济、文化、权力与人际关联。社会危局之中，理想化医者和士人的抱负与胆气固然可贵，但还是不能不在现实的泥淖之中去寻找希望，“上医医国”在这样的时刻更为可贵。钱谦益谓：“仲淳天资敏捷，磊落瑰伟，从紫柏老人游，精研教乘，余事作医，用以度世耳。”（101）作医以度世，正道尽缪希雍之心声，亦未尝不可作为晚明儒医社会角色之补解。 上医医国，医道与治道同，行医里蕴涵着精神向度的追求，而医与士借此有了对话的空间。在相同的政治氛围和地缘关系下，有着相似政治理念的医、士凝聚在一起，其学术主张与政治主张都充满了明显的救时色彩，他们的事迹体现了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都有着行仁的理念与上医医国的抱负。故晚明特殊时代氛围之下，政治话语一直渗透于日常中，地方社群、宗教、士人生活，乃至医者均裹挟其中，朝野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注释 ①（8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29《本草单方序》，明崇祯瞿式耜刻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389册，第514页。 ②今人常熟名医褚玄仁对缪希雍的学说和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编辑校注《缪仲淳医书全集》，并撰《缪仲淳先生年谱》(缪仲淳著，李顺保、褚玄仁编注：《缪仲淳医书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在年谱中褚玄仁先生认为缪希雍生于1546年，后在学界的商榷下，又有所修正，认为其生年目前有三种说法，1546、1556、1566年，尚不能确定(张耀宗：《关于〈常熟市志〉》所列缪希雍传记的修正意见》，《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8期；褚玄仁、张耀宗：《缪仲淳的生年和葬地》，《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不过据笔者推断，万历七年(1579)缪希雍只身前往南京，并与王肯堂成为莫逆之交，那么其出生应该不可能是1566年。 ③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9-142页；王鸿泰：《武功、武学、武艺、武侠：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与异类交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2分，2014年6月，第218-267页。 ④《国语》卷14《晋语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06册，第134页。 ⑤金仕起：《中国古代的医学、医史与政治——以医史文本为中心的一个分析》，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384页。作者提到史家的眼光与关心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存佚，但能否普遍反映古代医疗者的知识渊源和社会性格，仍有待斟酌。不过这也侧面说明医家之理想形象与流传记叙者的期待有密切关系。 ⑥王符：《潜夫论》卷2《思贤第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370页。 ⑦陆游：《剑南诗稿》卷68《小疾偶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3册，第105页。 ⑧辛弃疾：《稼轩长短句》卷11《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餽河豚》，元大德三年刊本影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23册，第93页。 ⑨陈元朋：《两宋“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7年，第45-111页。 （10）Bretelle-Establet, Flor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ical Writer’s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rough Authorial and Allographic Preface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no.4(2011):349-390; 冯玉荣：《儒道医风：明清医者画像中的理想形象》，《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1）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兼论宋至清医生的社会地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12）万斯同：《明史》卷389《缪希雍传》，清钞本。 （13）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70《缪希雍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1册，第867页。 （14）张志远：《明代名医缪希雍传》，《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费振钟：《做一个医人，然后去东林》，《苏州杂志》2007年第2期(此文后修订为《做一个儒医去东林》，收录于《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19-225页)；罗大中：《缪希雍与东林党人交往研究》，《“医家传记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李健、梁飞、张卫、李超霞、张瑞贤：《缪希雍与明末高僧紫柏尊者》，《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第4期。此外，尚有朱墨所著文学作品《医踪侠影：一代名医缪希雍的传奇故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作者在梳整史料基础上，以文学笔法述缪希雍之行医生涯。可见有侠骨仁心、医术高明的医者，自不难青史留名。 （15）张学谦：《从朱震亨到丹溪学派——元明儒学和医学学派的社会史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4分，2015年12月，第777-809页。 （16）褚玄仁、张耀宗：《缪仲淳的生年和葬地》，《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7）（78）姚宗仪：《常熟县私志稿》卷8《叙族·新巷缪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明崇祯本。 （18）（28）（40）（46）冯梦祯：《快雪堂集》卷15《缪母周孺人墓志铭》，明万历四十四年黄汝、朱之蕃等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164册，第251-252页。 （19）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1《疟》，载缪仲淳著，李顺保、褚玄仁编注：《缪仲淳医书全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708页。 （20）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84页。 （21）Leung, Angela Ki-che. “Medical Instruction and Popularization in Ming-Q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4,no.(2003):130-152. Chao, Yuanling.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 1600-1850.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2009． （22）脉望馆至今遗存，位于现在江苏常熟市西泾岸区南赵弄十号。 （23）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2《脾胃》，第717页。 （24）张廷玉：《明史》卷229《赵用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00页。 （25）王肯堂：《灵兰要览》卷上《呕血》，《王肯堂医学全书》，载《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2451页。 （26）王宏翰：《古今医史》续增卷1《缪希雍》，清钞本，《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030册，第370页。 （27）丁元荐：《葬经翼序》，缪希雍：《葬经翼》，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 （29）（7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1《毛君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0册，第232-233页。 （30）《明神宗实录》卷172，万历十四年三月癸卯，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3133页。 （31）张廷玉：《明史》卷224《徐贞明传》，第5885页。 （32）“元荐受业顾宪成，入东林党籍，当时以节行称，而文章质率，不出讲学家窠臼。”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9《尊拙堂文集十二卷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册，第802页；张廷玉：《明史》卷236《丁元荐传》，第6156页。 （33）丁元荐：《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序》，载《缪仲淳医书全集》，第692页。 （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2《许中丞》，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60页。 （35）（48）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1《祝医五则》，载《缪仲淳医书全集》，第36页。 （36）冯梦祯：《快雪堂集》卷53《日记·癸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第734页。 （37）张廷玉：《明史》卷209《杨继盛传》，第5542页。 （38）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5，清嘉庆二十四年扶荔山房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8册，第356页。 （39）冯梦祯：《快雪堂集》卷61《日记·甲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5册，第83页。 （41）真可有《仲冬怀觉休》一诗，“暑往寒来老易惊，乾坤谁复慰衷情。花非得露终无色，松必因风始有声。任道自来千古重，离家常若一毛轻。相逢欲问黄河水，少小曾经几度淸”(释真可：《紫栢老人集》卷13《仲冬怀觉休》，天启七年释三炬刻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第688页)。德清亦有与缪觉休的书信往来(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8《书问·与缪觉休》，清顺治十七年毛褒等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7册，第460页；卷36《寿觉休缪居士》，集部第1378册，第257页。) （42）卜正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54-155页。 （4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41《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清康熙二十四年金匮山房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81页。 （44）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21《紫柏尊者别集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6册，第45页。 （45）（47）（100）（101）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5《本草扷萃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5册，第647-648页。 （49）释真可：《紫栢老人集》卷1《法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第290页。 （50）“于中甫玉立，癸未第归，封公明照，迎之京口。适有一故人之丧，仲淳以为宜即吊，封公意欲稍缓之，中甫竟往吊。”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庭训》，清康熙二十八年先醒斋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2册，第349页。 （51）冯梦祯《快雪堂集》卷43《与缪仲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4册，第624页。 （52）“燕山无量寺，风月不减西江。仲淳近当行踪漂泊之际，足下能不忘燕山之旧，一旦为渠东道，则西江风月，乃无量之故物也。……闻仲淳堪舆役忙，峰头涧畔，葛藤无量，倘失脚绊倒，足下不垂手扶持之，更待阿谁？”释真可：《紫栢老人集》卷12《与邹南皋公》，《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3册，第647-648页。 （53）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尺牍卷4《答缪仲淳》，天启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册，第713页。 （54）汤显祖：《玉茗堂全集》诗集卷18《七年病答缪仲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册，第562页。 （55）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0-192页。 （56）王启元：《慈圣皇太后、〈九莲经〉与万历佛教》，《佛学研究》2014年第23期。 （57）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17《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7册，第591-592页。 （58）张廷玉：《明史》卷237《吴宝秀传》，第6178页。 （5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紫柏祸本》，第690页。 （60）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12《送缪山人》，明万历四十年史记事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册，第612页。 （61）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84页。 （6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1《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第119-124页。有关“妖书案”始末，业师樊树志《晚明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0-534页)有详尽论述。 （63）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14《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沈肩吾一贯》，明天启徐氏光碧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3册，页439-445。 （64）(乾隆)《震泽县志》卷38《沈令誉传》，清光绪重刊本。 （6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858页。 （66）“万历丙辰岁(四十四年，1616)，予自南岳东游，避暑于金竹。探幽及此，爱其一邱一壑，意将息焉,且卜居。适黄梅孝廉邢懋学，用值购之，为予逸老地。时黄梅大司马汪公可受，愿为兴建檀越。浮梁尚宝陈公大受，约某某捐资鸠材，寺遂成。金沙于公玉立、居士缪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工肇于丁巳(1617)，落成于己未(1619)。”释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13《庐山五乳峰法汯云寺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7册，第564页。 （6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04《先醒斋广笔记四卷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244页。 （68）（80）王绍徽：《东林点将录》，清光绪宣统间长沙叶氏□园刻双□景闇丛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07册，第695页，第692页。 （69）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2《东林点将录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册，第371页。 （70）（72）高攀龙：《高子遗书》卷9下《缪仲淳六十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第581-582页。罗大中《缪希雍与东林党人交往研究》(《“医家传记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称缪希雍在此医案中采用的寻找压痛点的位置，类似现代医学中胆囊炎的莫菲氏压痛点，但比其早了大约三百年，亦可见其医术高超。 （71）刘小朦：《医与文、仕与隐：明初吴中医者之形象与社会网络》，《新史学》(台北)2015年第26卷第1期。 （7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8下《答缪仲淳》，第529页。 （74）王应奎：《柳南随笔》卷6，清借月山房汇钞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47册，第391页。 （7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7《于润甫七十叙》，《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第611页。 （7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4《书邹忠介公贺府君墓碑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0册，第423页。 （7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临城驿壁见方侍御孩未题诗》，《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第277页；卷8《济上逢总河李侍郎若星，侍郎与余竝遭逆奄之难，余以阁讼再谪，执手慨叹，兼示岭南诗卷，感今念往，率尔成篇》，第295页。 （81）(康熙)《金坛县志》卷14《缪希雍传》，清康熙刻本。 （82）王应奎：《柳南随笔》卷6，第391页。 （83）Hucker, Charles O. “The Tung-lin Movement of the Late Ming Period.” In Fairbank, John. 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132-162．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84）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7册，第984页。 （85）林丽月：《明末东林派的几个政治观念》，《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台北)1983年第11期。 （8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4《归田诗集下》，《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第262页。 （88）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5《鼓吹新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5册，第644页；卷15《俞嘉言医门法律序》，集部第115册，第648页；卷20《杨明远诗引》，集部第116册，第38页。 （89）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收入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1页。 （9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论诊候第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20页。 （91）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卷3《郁离子论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隆庆刻本。 （92）于玉立：《朝廷晏安乞励精改图以救祸乱疏》，载吴亮：《万历疏钞》卷1《圣治类》，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68册，第69页。 （93）夏敬渠：《野叟曝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页。 （94）道光《江阴县志》卷28《夏敬渠传》，清道光二十年刊本。 （95）费振钟：《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医学的修辞及叙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41-244页。 （96）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医道通治道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85册，第53-54页。 （97）冯玉荣：《医与士之间：明末清初上海李延昰的边缘人生》，《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 （98）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自序》，《缪仲淳医书全集》，第693页。 （99）金实：《觉非斋文集》卷19《赠医士周以宁序》，明成化元年唐瑜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27册，第159页。 转自：史学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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