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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开国元帅，战功赫赫；钱学森，科学巨匠，蜚声国际。 原本素未谋面的两人，却因“两弹一星”伟业携手同行。 聂荣臻待人谦和，尤重学者；钱学森敬其如师，情同益友。 他们并肩作战，结下深厚革命情谊。 钱学森初归故土，便成海外特务暗杀目标。  聂荣臻闻之，立即指示：钱学森安危重于泰山。 专职保卫干部须时刻警惕，节假日亦不得松懈，全力护卫，确保无虞。 钱学森刚坐进专车，就被聂荣臻一把拉出来，聂：你不要命了？ 力排众议，携手共进 聂荣臻与钱学森的相识，正值后者从美国归国的当口。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风云变幻，个人的选择常掀起滔天巨浪。 1950年，钱学森毅然辞去在美国的一切职务，决心归国。 这一决定惊动了美军高层。 钱学森，这位被美国军方视作“抵得上五个师”的科学家，顿时成为重点监视的对象。  拘押、保释、监视，手段之繁复，史无前例。 钱学森的生活被镣铐禁锢，表面上无拘无束，实则处处桎梏。 1955年，这场旷日持久的僵局终于迎来了转机。 周总理深思熟虑，命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上据理力争。 谈判桌前唇枪舌剑，谈判桌外步步为营。 最终，以十一名美军飞行员的释放为条件，换得钱学森一家重返祖国。 这一天，1955年10月8日，是钱学森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他带着妻子蒋英和一双儿女踏上了祖国的土地，脸上虽无波澜，眼神却分明写着激荡与决绝。 归国后的钱学森，迎来了真正施展抱负的舞台。 他的归来，无疑是一场智慧的凯旋。 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亲自会见，细致倾听他关于导弹发展的远见卓识。  一场交流，不仅让钱学森倍感知遇之恩，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指明了方向。 几月之后，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呈交了那份振聋发聩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字里行间，尽显战略眼光。 导弹，这项彼时尚视为航空附属的技术，被正式提上中央决策的日程。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迅速作出研制导弹的决策。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统筹导弹研制大计。 聂荣臻出任主任，钱学森则成为技术核心。 这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征程的发端。 自此，聂荣臻与钱学森并肩同行。 一文一武，二人共同踏上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主战场。  聂荣臻，是总指挥，统筹全局；钱学森，则是技术主帅，深耕科学。 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郑重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议，由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同时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 几经商议，10月8日，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正式走马上任，成为这一新机构的掌舵人。 此后，中国导弹事业的星火，便在他的手中逐渐燎原。 钱学森却未显得踌躇满志，反而态度谦逊，甚至有些踌躇不安。  他曾向聂荣臻婉拒院长一职，言辞恳切，却被聂荣臻果断地打断：“这是中央经过反复斟酌的决定，非你莫属。” 钱学森无言以对，只得默然接受。 然而，他的顾虑并未因此消散，尤其是面对五院内部的复杂局面，压力更是如影随形。 钱学森虽是院长，却非中共党员。 五院党委的领导却将技术问题拉到会议上讨论，而他连发言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情形传至聂荣臻耳中，他当即指示：“党委专管大政方针，技术事务由钱学森负责，其他人不得干涉！此外，行政琐事，不必劳烦钱学森，交给其他人处理便是。” 一番话既稳住了钱学森的领导地位，又为他免去诸多不必要的干扰。 尽管如此，钱学森仍心存疑虑。 五院内的政委、副院长皆是历经长征的开国将军，威望甚高。 面对这些老革命家，他常感肩负重担，踌躇满怀。 他再度向聂荣臻提出：“院长不必一定由我担任。即便不做院长，我也能全心投入导弹研制。”  聂荣臻闻言，语气更为坚决：“院长之职，你照做便是，无须有任何犹豫。行政事务，能少管便少管，技术才是你的主战场！” 自此，钱学森在五院内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威信，带领团队专注于技术攻关。 那些困扰他的琐事和顾虑，也在聂荣臻的坚定支持下烟消云散。 而中国导弹事业的大幕，也由此拉开，逐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那是钱学森的车？” 钱学森归国之初，住在中关村的一套三居室内。 这房子，在当时的北京，已算得上不错，但与他在美国宽敞精致的别墅相比，却是天壤之别。 钱学森却毫无怨言，只是每日简朴度日，潜心于祖国的科学事业。  直到1960年，在聂荣臻的亲自过问下，他一家搬入了阜成路航天大院的一栋宿舍楼。这楼三层，并不奢华，却承载了钱学森和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峥嵘岁月。 到了21世纪，这栋小楼早已成了危房。 组织数次动员他搬入新建的小楼，均被他一一谢绝。 他对身边的人淡淡说道：这是聂老总亲自为我分配的。住在这里，便时常想起他对我的关怀，想起那些年'两弹一星’的艰难日子。 而那段日子，谈何容易？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风雨飘摇，大饥荒席卷四方。 钱学森所在的团队，也未能幸免。  科研人员整日饿着肚子做实验，夜盲症、浮肿病成了常见病。 聂荣臻此时正因病住院，听闻消息后却按捺不住，心急如焚。 几大军区司令纷纷来电慰问，他只道：“困难有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有困难！” 随后，北京、广州、沈阳、济南等地军区，以及海军，纷纷设法调拨物资。 猪肉、黄豆、鸡蛋、海带、鱼类，一项项送来国防科研战线。 聂荣臻望着物资清单，竟觉得病也好了几分，立刻吩咐：“这些东西，优先分给一线科研专家！” 考虑到钱学森耗费心力最多，聂荣臻特批了一大块猪肉，亲自叮嘱警卫员送去。 钱学森见到肉，第一反应便是拒绝。 他站在门口，神色坚决：“家里没有冰箱，实在无法保存。” 话音未落，便把警卫员挡在门外。 聂荣臻听闻此事，微微一笑，心生一计。 他吩咐警卫员将猪肉分成小块，存放在食堂冰柜里，每周送一块，并嘱咐：“告诉他，这些是每位科研人员的份额。” 不久之后，钱学森察觉了真相。 他走到食堂，面带严肃，对炊事员说道：“毛主席都不吃猪肉，我怎么能搞特殊？以后别送了，也不许从食堂领肉。” 1957年2月14日，聂荣臻在办公桌前微微蹙眉，指示国防部五院：“要加强对钱学森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得有丝毫松懈。” 他又亲自叮嘱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一定要注意，保卫干部节假日也不能休息。” 此时的聂荣臻，眉宇间透着凝重。 他明白，钱学森是国之重器，绝不可有任何闪失。 那年代的飞机并不可靠，事故时有发生。 聂荣臻便明确下令：“没有我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 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他担忧那些肉眼不可见的风险，更担忧意想不到的敌对力量。 钱学森的专车问题，也让聂荣臻颇费心力。 当时国防部五院刚刚成立，公车严重不足，连钱学森的日常出行都难以保障。 聂荣臻闻讯后，立刻派秘书范济生去总后勤部协调解决。范济生办事雷厉风行，很快为钱学森争取到了一辆天蓝色的美国轿车。 那车造型优雅，外观别致，在北京城内独此一辆，极为引人注目。 不久之后，钱学森来汇报工作。 会谈结束，钱学森起身离去。 聂荣臻透过窗户，目送他上车，目光却停留在那辆天蓝色轿车上。 他皱紧了眉头，转头问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 范济生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是啊！这车够档次，配得上钱院长的身份。” 聂荣臻的目光却沉了下去，语重心长地问道：“你注意了吗？” “注意什么？”范济生一时愣住。 聂荣臻缓缓说道：“这车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盯上了怎么办？” 他的语气平静，却暗藏锋芒，显然是凭借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一语中的。 范济生这才醒悟，连声应是。 很快，他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将那辆显眼的天蓝色轿车调换成了一辆普通的黑色轿车。 从此，这辆低调的黑车，伴随钱学森往返于工作与生活的两端，默默守护着他，也守护着那段峥嵘岁月中无数未完成的梦想。 “怀念聂老总” 当时钱学森回国未久，便被海外特务盯上，列为暗杀目标。 1964年初，“两弹”研制正如火如荼，偏偏此时，特务暗流涌动，竟借食品投毒，妄图断绝国之命脉。 国防科委闻讯，立即决定为钱学森配备专职食品化验员。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特殊待遇。 连十大元帅也未享此待遇，可见周总理与聂帅对钱学森的重视与保护。 化验员名段恩润，原为部队医院的化验专家。 调入国防部五院保卫部后，他未即刻上岗，而是被派往毒物检疫室与北京饭店食品化验室，接受三个月的严格培训。 此后，他以一种严谨到近乎苛刻的态度，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护卫生涯。 1964年至1970年，段恩润驻扎在钱学森家中，全年无休。 他的职责，并非单纯的化验，而是把关每一道关卡，力求万无一失。 钱家的每一块肉、每一根菜，甚至一瓶酱油、一盒点心，都需经其检验，确认无毒后方可烹饪。 炊事员做好的饭菜，更要取样冷藏24小时，待钱家人安然无恙后，方可弃置。 偶尔，钱家从外购得饮料或零食，段恩润也需逐一检验，确保万无一失。 食品化验室设在钱学森家附近的一座办公楼内，环境虽简陋，设备却一应俱全。 为储存化验样品，专门配备了一台从苏联进口的电冰箱，还安装了电话。 为求化验结果绝对精准，国防部五院更从军事科学院调来德国蔡司高倍光学显微镜。 段恩润每日在实验室内忙碌，显微镜下，放大每一丝可能的危险。 他的日子看似单调，实则责任如山。 那些细密的检验，那些藏在食物中的微粒，皆是捍卫国家科研安全的无声战场。 正因聂荣臻对钱学森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才为他搭建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广阔舞台。 聂荣臻的远见卓识与坚定支持，让钱学森得以屏蔽一切杂扰，全身心投入到“两弹一星”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伟大事业中。 他领衔突破导弹、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难题，一次次将“不可能”变为“现实”，书写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篇章。 1991年夏日，时光流转，已届耄耋之年的聂荣臻提出一个饱含深情的建议：在钱学森八十寿辰之际，党和国家应授予他崇高的荣誉。 这一提议，迅速得到采纳。 同年10月14日，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颁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并颁发“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面对这样的荣誉，钱学森却始终谦逊。 他对聂荣臻怀有深深的感激与敬意。 每当人们称他为“导弹之父”时，他总摆摆手，淡淡一笑，说：“哪有什么'之父’？如果一定要找，那也只能是聂老总。” 他数次动情地回忆道：“在聂老总身边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经历。” 言辞朴实，却饱含深情。 2009年，时值聂荣臻诞辰110周年，已至暮年的钱学森留下了他的绝笔，分量千钧——“怀念聂老总”。 这简单的一句，既是对往昔岁月的深沉追忆，也是对这位“军中儒将”的无尽敬仰。 言有尽，意无穷，那份惺惺相惜的深情，永存于天地间。 参考资料： 梅兴无 聂荣臻对钱学森关怀二三事 荣正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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