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很多历史爱好者把他直接定位成一个奸臣，认为他“口蜜腹剑”，把唐朝带向了亡国之路。 事实上，李林甫还是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他有全局观，有顶层设计的能力。而且还领导唐朝进行了多次改革，对唐朝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认为李林甫有过而无功未免把历史人物看得过于脸谱化了。  对唐朝税收进行革新唐朝此时面临的巨大问题是均田制不断走向崩溃瓦解。均田制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基础不稳，大厦将倾，但无论是唐玄宗，还是满朝文武，都没有好的办法改变这个历史大趋势。 此时开荒速度跟不上人增长速度，土地还授成了一纸空文，农民逃亡现象也屡禁不止。虽然字文融曾组织检田括户，缓解了这个问题，但那只是缓解而已，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均田制的核心是以人头为根本展开税收的，每个农夫家庭就是一个征税单位，但展开税收的前提是农夫已经拥有了国家所赋予的土地。 现在均田制在逐步瓦解，土地兼并也在出现，以人头为根本的政策应该转向以土地、资产为根本。但是很明显，唐玄宗时期的唐朝政府还没有这个魄力来进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一直等到安史之乱后的唐德宗时期才进行。所以历史又真的是很有“幽默感”  唐玄宗时期的唐朝国力一直是在走上坡路的，但表面的繁华掩盖了很多问题，包括均田制问题，也就是说那时的唐朝实际上只是“次好”，而不是“最好”。 但由于这个“次好”大家已经习惯了，改变它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朝野上下一直到普通百姓，都没有这种改弦更张的欲望和勇气，最终“次好”驱逐了“最好”。 所以对于李林甫来说，他在执政期间所要做的就是缝缝补补，即在不破坏均田制的大前提下进行改革。  在公元737年，李林甫进行了田令改革，唐朝地税的收入比重大大增加了。提高地税比重这一点，说明李林甫已经注意到了均田制瓦解和土地兼并现象出现的严重性，或多或少有了向以财产为税收基础的转变，即土地多的人多承担一些税收。 这次改革虽然没有扭转历史大趋势，但总体而言，还是向着更加合理、公平的方向发展。  对唐律进行改革从公元734年开始，李林甫与牛仙客两人协作对唐朝法律进行了修改，著名的《唐六典》也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完成的，这本书成了中国行政法典的标志性读物。  其实这部书从张说、张九时期就已经开始修撰了，最后在李林甫前时期完成。他是集大成者，所以这部书的作者按理说应该算是李林甫。 李林甫的司法改革应该说进行得很成功。开元二十五年，据《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记载当时全国判处死刑者才有五十八人，这几乎能赶得上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政绩了。  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奇景，根据《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的记载，说的是大理寺的监狱院子，原本杀气太重，鸟都不敢来，现在鸟竟然在这里筑巢了，于是大家都认为这是吉兆，均上表祝贺。 唐玄宗很高兴，授李林甫为晋国公。这件事情其实并非是杜撰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监狱里人少了，鸟儿自然也就来了。这也从侧面证明监狱里的罪犯的确减少了。  对兵役制度进行革新前面提到过，随着均田制的逐步瓦解，小农失地现象严重，府兵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张说在任期间，曾经建议唐玄宗采取花钱募兵的方式，在长安附近建立一支十二万人的长安宿卫。 唐玄宗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决定将这个制度推广到全国。这件事的主持者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下达命令，让唐王朝出资金，招募边境地区的志愿者作为士兵，除了边境一些“旧兵”重新加入之外，跑到边远地区的那些失地农民也从军了。 李林甫这样做在当时看来效果还不错，一方面解决了国家兵源问题，另一方面又解决了部分客户的生计问题。从此以后，府兵制在唐王朝走到了尽头，虽然有其名，却已无实际作用了。 研究长行旨管理模式以前每年到了征税的时候，度支司都要造旨符下发给各地州县诸司，旨符内容就是当年的税收总额、征税办法。这种制度下，旨符内容僵化，地方自由度小，而且每次仅抄写旨符，度支司就要耗费五十万张纸，还要聚集大批抄书手抄写，劳累不堪。  有人说唐代在开元以前已经有了印刷术，但是那时即便有，技术也不够成熟，应用范围也很窄。政府文书还是靠抄，仅此一点就要付出巨大成本，劳民伤财。 李林甫和各地官员商量后，进行了革新，把应缴纳的税款直接编纂成《长行旨条》，这种管理模式给了各州按条律自行处置税收的权力，同时也减少了统治者管理税收的难度，节省了不少时间，这项举措对于唐王朝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李林甫虽然被认为是“奸臣”，但是他并非无恶不作，他的一系列改革对唐王朝是有促进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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