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古代王朝大多要抑制土地兼并？

为啥古代王朝大多要抑制土地兼并？

在古代，每一个王朝覆灭的背后，似乎都能够看到土地兼并的影子，土地兼并不是导致王朝覆灭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但绝对是改朝换代的催化剂，每一次大规模土地兼并的背后，都伴随着国家和贵族豪强对百姓及税收的暗中博弈。

1、土地兼并的原因。

如果没有土地私有制，就一定不会发生土地兼并，土地私有制就是发生土地兼并的重要原因之一，道理很简单，这块地如果属于国家，那么张三就只有使用权，但是如果属于属于张三个人，那他就可以拿这块土地和李四进行交易。

古代土地的拥有者，大概可以细分为六类：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自耕农。贵族的土地大多来自于祖上的军功，或者皇帝的赏赐，官僚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购买土地”，古代其实对于官僚拥有的田地数量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宋代就不允许官员在自己任职的州郡购买田产，那也没问题啊，任职的州郡不一定是官员自己的家乡，那我就干脆去老家买好了。

至于地主则是地方的豪强势力，最开始可能是富农，或者退休的乡绅，每逢天灾人祸，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就是地主收购自耕农土地的好机会。

有人可能很奇怪，怎么古代商人也是土地收藏的爱好者呢？

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生活资料，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土地则是一种投资增值的方式，土地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只要地球不毁灭，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土地就一直在那里，不仅可以保障基本生活，还能种植经济作物参与商品交易。

哪怕对于官僚来说，土地也能保障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品质，以及后代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北宋的范仲淹晚年在老家吴县捐助了一千多亩田地，用来保障本宗族人员基本的婚丧嫁娶、上学等基本开支，范氏后人也不断有人捐田捐地，专人经营运作，大清都快没了，范氏亦庄还在，而且还有五千多亩的田地。

自耕农就是自己拥有一块田地，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如果哪年收成不好，就得向地主家借钱，当然，不白借，一般借的钱叫做高利贷，如果高利贷还不起，或者连连大灾，自耕农就只能把地卖给地主豪强，自己沦落为“佃农”了，佃农没有自己的土地，通过耕作地主的土地来换取收入，土地的产出，佃农自己只能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都归地主所有，因为佃农没有生产资料啊，想到这里，略微有点心酸，我等社畜，如果生在古代，就是妥妥的佃农啊，手停口停，如果大家想知道佃农的日子有多惨，可以去翻一下鲁迅的《故乡》，少年闰土脸色红润，戴着银项圈在海边刺猹，经过二十多年的佃农生活的历练，已经变成了一个干巴老头，畏畏缩缩。

土地兼并的第二个原因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自从铁器被发明之后，古代的耕作效率从秦汉到明清，其实没有太多提升，自耕农的土地产出勉强维持生计和应付赋税，如果碰上水灾、旱灾、战争等突发情况，不太严重，就找地主豪强借点高利贷，严重的话可能就直接把土地卖了，沦落为佃农。

二、土地兼并的影响；

土地兼并的影响，往好了说，是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土地的耕作效率和产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话没错，能够兼并土地的，往往都是豪门大族，土地越多，剩余价值越大，他们也最有动力、最有资金去提升耕作效率，宋代对土地兼并的限制比较宽松，关于土地兼并的法律也比较健全，土地交易搞得风风火火，但是宋代发达地区的单位面积产量，几乎是唐代的两倍，北宋税收峰值达到了1亿6000万贯，土地政策是财政收入大涨的重要原因，农产品供给的丰富，也意味着农产品及其衍生品交易规模和商业化比重的提升，不少从土地游离出来的农民，便从事了与农产品加工等相关的手工业，由此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与自耕农自主经营，最大的区别在于耕种工具的使用，以及耕种效率的提升。农村耕作土地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就是牛，但是我小时候在外婆家上学，还经常看到几户人家共用一头牛，也共养一头牛，更别说古代，不是每个农民都能够养得起牛。

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发明了“代田法”，专门为少雨寒冷的北方量身打造，每亩产量比一般农田多了一斛到二斛（一斛折算到今天，大概二十多斤），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种耕作方式比较费牛，也比较费人，为啥这么说呢？

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大概是指将一亩地分成三垄和三圳，圳比较深，垄比较高，种子就种到圳里面，抗风保湿，种子冒芽之后，就把垄上的土壤杂草之类逐次推下去，等到夏秋季节，垄上的土也基本被推平，这轮收获完之后，刚好之前的圳变成垄，垄变成圳，土地的肥力不至于耗尽，轮番耕种，土地的产出率就大大提升了。

与代田法相匹配的是，赵代还发明了一种新式工具—耦犁，耦就是两个的意思，一头牛，配一个犁和一个人，人在后面扶着犁，最前面还安排一个人牵引着两头牛前进，简称“二牛三人”，大家看明白了吧，这么高科技的耕作方式，竟然需要二头牛才能完成，一般的自耕农根本没有财力玩这个，汉代的牛价，根据肥瘦大小种类，大概在1200钱到3750钱之间，一亩土地100-300钱财，一石粟105-130钱，一头牛能够抵得上一二十亩土地，贵的吓人，自耕农为了那点土地，无论是养牛，还是请牛请人，都不划算，还不如把自己当牛使，撸起袖子撅着屁股就干起来了。地主豪强拥有大片土地，就意味着新工具使用的边际成本比较低，简直不要太爽。

土地规模化经营，可以让国家产出更多粮食，养活更多的人，那有没有坏处呢？

土地兼并对于国家而言，好处大大的，弊端也是大大的。

最大的矛盾就是贫富差距拉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首先是激化了地主豪强和农民的矛盾。

自耕农哪怕田地再小，也算是自己拥有生产资料，这块土地的产出百分之百都属于他自己，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的压迫，土地一旦卖给地主豪强，自己从迷你型创业者，变身为打工人，对于地主来说，他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压低成本支出是必然的选择，对于佃农来说，他也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两者之间天然就存在矛盾，尽管地主可能为了留住勤勉踏实的农民，但毕竟产出的大头归地主所有，更何况，对于地主来说，张三不行就用李四呗，但是对于佃农来说，大部分还是得依靠地主来维持生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掌握在地主豪强手里，佃农基本没有太多话语权，地主和商人的身份往往是重叠的，佃农通过耕作地主的土地来获得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可能还需要购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也是地主们生产提供，佃农从地主赚的钱终究还是还是在地主手上花了出去。

其次激化了中央政府和地主豪强的矛盾。

古代能够拥有大片土地，并且有能力兼并土地的人，大多是有官僚背景的地主豪强，毕竟这些地主拥有税收豁免权，他们吸纳了大量农民，但又隐瞒他们的身份，土地兼并越严重，国家可以征税的土地和人口就越少，国家无形之中丧失了大量的税收，一旦发生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国家哪哪都得花钱，豪门大族的税又收不上来，那怎么办呢？只能从普通百姓身上加税，百姓为了逃避苛捐杂税，甚至有主动将土地卖给地主，寄身为佃农的，说白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表面是看，是争夺土地和农民，实际上是在争夺这个国家的税收权，地方豪强收得多了，国家可以收的就少了。

土地兼并不是导致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但是一定是催化剂，税收不足，导致国家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急剧降低，整个社会系统变得很脆弱，所有天灾的背后，一定伴随着人祸，只是人祸并非在眼前才发生，而是草灰伏线，早在几十年前已经逐步埋下伏笔。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土地兼并会导致国家失去对基层农民的控制力。

宋朝对土地兼并不严格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交易，就是被允许的，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土地的耕作效率提升和规模化经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不限制土地兼并，也就意味着宋朝逐渐放弃了对土地的资源分配的权力，对土地控制力的减弱，就意味着对寄托在土地上面人的控制力减弱，自耕农一直都是征兵制最重要的基础，但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寄身地主，宋朝也逐渐失去了对基层一杆到底的控制力，没有能力也没脸义务征兵， 这也导致了宋朝的兵员制度从征兵制，变为募兵制，所谓征兵制，是指每个符合年龄条件的男子都有义务、也有权利去当兵，平时种地，遇到战争，就立刻可以上马提刀砍人。

募兵制则是国家出钱招募军队，既然是招募，就得花钱，只要有意愿从军、身体条件达标就可以当兵，国家不仅养活军人自己，还得养活军人的一大家子，年深日久，军费支出不堪重负，但是这个包袱又不能说甩就甩掉，因为宋朝的募兵制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吸纳流民，征兵制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比如军队职业化程度不高，调动集结不方便等等，但是他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募兵制最大的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而且是逐年升高，尾大不掉。

最后，也激化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国家就像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干啥都得花钱啊，这些钱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怎么办呢？只能收税，要么是地主商人、豪门大族那里收税，要么从普通百姓那里收税，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富人，尤其是对又富又贵的人收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也是如此，遇到突发风险，向底层百姓征税基本上是必选项，但这又是一个悖论，老百姓抗风险的能力本来就很差，政府还要加钱，相当于是用征收一批穷人的税，来解救另外一批更穷困的人，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老百姓咋想？咋办？

国家如果苛捐杂税太重，农民的选择要么寄身地主家成为佃农，国家的征税基础日渐侵蚀，要么成为流民，甚至造反，宋代的商业经济发到不假，但是宋朝的民间农民起义也一直搞得有声有色， 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口号就是“均贫富”，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口号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南宋时期的钟相、杨幺起义，他们的口号就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可见当时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将社会逐渐撕裂，底层的农民但凡有口饭吃，能够养家糊口，谁肯上梁山？

三、对贵族豪强征税为什么这么困难？

有人说，既然底层老百姓过的这么苦，那对富人多征税就可以了嘛，话说的不错，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难上加难了。

在古代，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基本是这四类人——贵族、官僚、地主、商人，那为啥这些人对土地如此热爱呢？主要因为财富寄生在土地上面，只要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简单来说，就是贵族通过权力获得土地，地方豪强通过势力获得土地，商人通过财力获得土地，但这几种大土地拥有者之间还是存在区别，比如贵族和官僚出身的豪强还拥有税收的豁免权，而纯粹的地主豪强和商人则则被压制，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推出了“算缗”制度，就是专门针对商人、高利贷、手工业和车船税，商人的财产每2000钱，就得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简单粗暴，但是有效，所以对于商人而言，在富有之后，寻求政治地位或者政治庇护，编织政治关系网，几乎是一个必然选择，尤其是西汉中期之后，贵族、官僚、地主和商人的身份相互会交叉，贵族和官僚本身就是国家意志和权力的一部分，国家的政策需要官僚去执行落实，但是官僚本身也是人，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两者身份的重叠使得历代对贵族官僚的征税都变得异常艰难，皇帝的理想再清高，也需要这些人去实现，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海瑞一样两袖清风、空空如也，但是杜绝权力寻租和整顿吏治每个王朝中兴的核心话题。

四、如何应对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就像是每个王朝的大姨妈一般，每隔几十年 ，就得来一次，时间有早有晚，但是迟早都得来，我们看历史书，总觉得很多皇帝宛若智障，昏招迭出，仿佛自己如果穿越到古代，一定能够超越秦皇汉武，独领风骚，这种错觉的关键在于“脱离语境”，自己置身事外指点江山的感觉是极好的，因为看历史的人不需要像当事人一样权衡利弊、反复筹措、评估风险，看历史的人也没办法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一个政策的失误，可能会让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也可能让社会稳定繁荣在悄然中腐蚀，也可能让皇帝自己身死国灭，一个政策落实下去的反馈的周期很长，长到等到你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掉头了，甚至有些时候，你还不一定能判断给出的这些反馈是否是正确的真是的，因为政策是人落实的，也是人来反馈的。

对于土地兼并这个大姨妈，历朝历代的解决方案都不太一样。

西汉初期政府推崇黄老学说，对经济干预的比较少，老百姓休养生息，从秦末的战乱萧条中逐渐缓过气来，但是土地兼并在民间逐渐也蔓延开来，《汉书.萧何传》里面就记载，“。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今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意思是萧何买的田地房子都比较偏远，升值潜力相当优先，房子买了也不怎么装修，主要原因是为后代兜底，如果后代不出息，这些贫瘠的田地那些豪门贵戚也看不上，萧何贵为丞相都这么说，可见当时的贵族豪门利用权势来兼并土地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汉景帝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就是据说发明了豆腐的那位爷，不仅侵占百姓的良田，还利用自己诸侯王的身份，找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把人给抓起来反复教育。

不仅如此，贵族和贵族之间也会因为土地发生纠纷，灌夫和武安侯田蚡就因为良田美宅也撕逼过。

汉武帝就比较喜欢大力出奇迹了，最初通过“算缗令”来对富人征收财产税，但是竟然发现大部分的富人并不鸟他，汉武帝没办法，既然你们商人地主不讲武德，那我也顺便耍耍流氓，你们耗子尾汁，汉武帝紧接着推出“告缗令”，既然你们自己不主动交代，那就发动你的左邻右舍，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揭发富人们隐匿财产的行为，并且告发如果属实，国家就把富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发给告发人，破产你一个，幸福千万家，这日子简直爽歪歪。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施行“均田令”，“均田令”并不是把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把荒废的土地按照人头分下去，甚至奴婢和牛都能够分得一些田地，那么谁拥有奴婢和牛呢？自然是豪强地主，所以“均田令”的目的是让百姓有自己的土地，减少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税收的基础-自耕农的数量，同时又给了地主豪强一些甜头，不至于让改革推进不下去。

但是“均田令”有个BUG，就是它施行的背景是北魏初年，战乱之后，土地相对比较多，人口相对比较少，等到唐朝中期，人口逐渐繁衍起来后，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土地来分配，这个制度自然走向了名存实亡，财政问题又再次摆在了桌上。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颁布施行“两税法”，将地税和户税分别在春、秋两季征收，交税的多少以田地数量和财产为主，“两税法”摆明了就是要对地主豪强征收巨额的财产税，改变中央政府税收的占比，减轻农民的负担，但是这个制度有个隐藏的前提是，政府相当于是已经默认了土地兼并的合理性，如果自耕农愿意卖，地主又能力买，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税怎么收，这是我的自由。

到了宋朝，干脆不限制土地兼并，“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交易和房产交易搞得风风火火，并且还设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条文来保证田地交易的正常进行，只要符合规定，田地买卖就是允许并且鼓励的，为啥这么搞呢？因为对于宋朝来说，只要保证国家税收来源充足就好，土地兼并与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税收思维也从“舍地税人”转变为“舍人税地”，简单来说，就是以田地多寡来征税，本质还是对富人征收高额的财产税，那有人会问，土地兼并造成的大量流民怎么办？

这些流民主要有这么几个去处，首先，宋朝的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可以吸收一部分流民从事手工业或者服务业，北宋张择端有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发现北宋时期的汴梁餐饮业已经十分昌盛，连负责跑腿的外卖员都有了。

第二个去处就是去当兵，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只要小伙子身体条件符合标准，就可以去当兵，军队还负责养活一家老小，待遇好的不要不要的，实际上，北宋“募兵制”的一个目的，及时为了安顿吸纳四处晃悠的流民，尤其是那些年轻力壮的流民。

第三个工作就只能是造反了。

以往的朝代，对土地兼并的态度基本都是压制为主，但神奇的是，北宋中期以后，有不少声音反对抑制土地兼并，比如苏轼的弟弟苏辙和南宋大词人陈亮，宋朝抑制兼并最后的效果其实也不是太好，一是庞大的政府开支让税收只多不少，尤其是宋朝通过“募兵制”养着一只数量巨大的职业军队，年深日久，尾大不掉，土地兼并解决不了根本的财政问题；

二是老百姓上升的渠道变多了，可以种田，可以做买卖，可以当外卖员，尤其是活字印刷发明之后，书本印刷成本大幅度降低，导致普通的平民阶层也能够读得起书，

欧阳修和范仲淹出身相似，都是年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带大，教他们读书识字，最终一路通过科举考试爬到了国家权力顶峰，这让很多底层百姓看到了希望，毕竟，亚当斯密说过，希望是什么？希望是用来减轻痛苦的，张三现在是农民甚至是佃农都没关系，只要供得起孩子好好上学，孩子就能够通过科举成为官僚，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地主，毕竟先贵再富容易的多，科举也让普通百姓意识到，我们的后辈也可能成为当年我们最讨厌但是最羡慕的人——官僚地主，人人都讨厌地主，但是人人都想成为地主，跟今天的你我何其相似乃尔，人人都讨厌房东，但是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房东，只要你告诉我从农民到地主之间，存在一条通道可以到达，哪怕再痛苦，张三都能忍受，但是如果有人想堵上这条通道，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地主永远都是地主，那么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五、适当抑制土地兼并，在社会的活力和稳定之间动态平衡。

农耕民族，生活和生命基本都寄托在土地之上，每一个王朝的初期，地多人少，保证每一个农民有一块自己的天地可以安居乐业不是难事，但是人会持续繁衍，人的智力、见识、能力、机会、出身也各不相同，土地的流转和兼并几乎是古代王朝的宿命，历史上每一次抑制兼并改革能够成功，都是动用了改革者的权威，撬动官僚阶层去解决商人和地主阶层对底层的压榨，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实际的情形是，官僚阶层和商人、地主阶层不可能完全分割，如果有一天，地主和商人通过自己的财力，抓住了更多的上升机会，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呢？那官僚还能代表国家意志，还能心向人民吗？这是古代每个王朝的隐忧，官僚、地主、商人阶层的融合，让国家逐渐变成了两个极端，下面是百姓，上面是他们，社会的撕裂变成了必然。

同时，国家也是一个经济利益体，政府固然要行使他们的政府职能，但是为了实现政治职能，政府又必须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更何况，政治职能的实现必须依靠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也是由人构成的，是人就会有私欲，也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持社会各种阶层和利益诉求的秩序和平衡，富人阶层可以富一点，但是不能太富，平民阶层可以穷一点，但是不能穷到失去了生活最起码的尊严和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