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芝｜溯源徐州古建筑史，读懂徐州历史文脉

2025.2.12《徐州日报》汉风周刊149期

蛇年新春，满街花灯将“彭城七里”节点上的户部山装扮得如诗如画。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户部山古建筑群被建筑研究者誉为古建筑的博物馆，其因山就势的建造艺术，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从古老的户部山民居建筑到现代的城市建筑，徐州的建筑发展史是一部生动的城市变迁史。近年来，徐州不断加强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让古老的建筑在现代城市中焕发新光彩。

本版邀请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两汉文化》编辑部主任刘玉芝，以文献与考古发现为依据，为读者梳理徐州数千年的建筑发展史，解读建筑上的城市文脉。

刘玉芝，徐州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两汉文化》编辑部主任。出版著作《户部山》等。

徐州历史悠久，在距今约7000年时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原始村落。春秋时，彭城为宋国的东方要邑，后为宋国都城。秦末，楚怀王“都彭城”。汉代，彭城先后为刘氏同姓王的重要封国——楚国和彭城国的都城。

城市是时代文明的载体和代表，彭城自建城伊始至今未易其地。秦汉时期的楚王宫、汉代的诸侯王墓群、盛唐时的燕子楼、苏轼知徐州时兴建的黄楼、明清时期的户部山古建筑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徐州人民因地制宜地建造出与全国各地既有相同性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6000年前的房屋

被南京博物院收藏

距今1万年前的新沂何山头旧石器遗址，证明徐州已有人类居住。距今6500年，邳州大墩子遗址有了原始聚落。距今6300—4500年间，邳州、新沂出现了以花厅遗址和小徐庄遗址为代表的大型村落。

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大墩子人已从暮栖树上走到地面，学会了营建屋室。在大墩子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3件陶房子模型。

在邳州大墩子考古中，曾出土过一种陶制小房子，类似徐国的“徐”字，有可能就是“徐”字造字的早期来源。

第一件陶房子模型的四面墙呈长方形，短檐、攒尖式屋顶，前面设门，左右及后墙开窗，室外门口及周围墙面上刻画有狗的图案，这件珍贵的陶房子作为江苏重要的出土文物，陈列在南京博物院。

第二件陶房子模型的屋面呈三角形，前为门，左右及后墙设窗，应为半地下式房屋。

第三件陶房子模型，平面呈圆形，上有一周圈短檐，屋面为攒尖式屋顶，有5道戗脊，但墙上未开门窗，似为盛谷米的仓廪，在中原大多数地区仍使用地下窖穴存粮时，徐州地区已建造了地上粮仓。

大墩子房屋的特征是屋顶高陡，斜面大，便于雨水下泄，前设门，屋后及两侧设窗，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室内的通风和采光。房屋和仓廪模型虽然制作较粗糙，但造型逼真，是新石器时期中华民族传统建筑的雏形。3件陶房子模型有“立柱架梁”“木骨泥墙”，已是成熟的地面建筑。

新沂花厅遗址晚于大墩子遗址。花厅人已将居住地和墓葬区分开，形成了一定的埋葬制度，但未发现居住遗迹。

徐州博物馆花厅遗址文物展陈

再稍晚的新沂小徐庄遗址发现了两处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址。两处房址南北排列，仅相隔2.6米，其中一号房址为椭圆形，面积近70平方米，为半地穴式建筑，共发现柱洞24个，大小不一，分布于房址内外，部分柱洞底部垫有陶片、石块，门道方向为西南，房址范围内有一灰坑，坑内出土有猪颌骨、牛骨、马骨等，中部有灶坑。在房址的南墙外侧，清理出一座少儿墓葬，根据葬式和遗迹现象分析，该墓葬是房屋建造时的人祭墓。

总的说来，新石器时期徐州地区的先民已进入地面居住时期，他们掌握了夯筑技术，用木构件构架房屋结构，并对屋面进行装饰。

下圆墩

“千丈之城”的起源地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徐州先民生活在云龙山东麓的下圆墩，他们是徐州的先民，也是大彭国早期的人民。夏朝时，这里的彭部落建立了大彭氏国，是江苏境内较早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部族之一。

大彭国在夏代很强大，至商代中叶被商王武丁灭亡，历时八百载。

最具代表性的大彭国建筑遗迹，有铜山丘湾社祭遗址。遗址中间矗立4块天然巨石，其中1块略呈方柱形，另3块巨石位于这块石头的南、北、西方向。围绕这4块大石头，发掘清理出20具男女青壮年骨架、两个人头、12具狗骨架。根据“殷人立礼，其社用石”的记载，这4块石头就是社祭的祭主。

丘湾社祭遗址　徐州博物馆提供

春秋时期，彭城作为宋国在东方的一座城市开始出现在史籍中。

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郑、楚取宋彭城”，掠彭城地“三百乘戍”。

按当时的“车制”计，彭城的驻守军队达2.25万人；按《管子》“兵民合一”的“制军”计，彭城有2.25万“家”，城邑内及“鄙（郊）外”的总面积约合300多平方公里，表明当年的彭城邑已是规模可观的“千丈之城，万户之邑”。“鲁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73年）”被认定为彭城最早的建城史。

战国时期，宋国由于受到魏国的威胁，弃睢阳而迁都彭城。公元前385年，韩国攻破宋都彭城，俘获了宋国国君。

战国中期，彭城一度属楚。虽然属楚的时间仅有60余年，但彭城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深。汉代彭城之所以成为楚国封地，与这一段历史有关。

徐州铜山区柳泉镇有一处被称为石户城的古城遗址，该城依山而筑，南面以山为屏障，另三面筑有城墙。遗址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600米、城墙残高约1.5米，城墙外围护城河。

石户城遗址　徐州博物馆提供

在古城遗址内，考古发现了楚国的蚁鼻钱和铜箭镞，以及汉代的筒瓦、板瓦、瓦当等残片，遗址时间跨度从两周一直延续到汉代。

从南区和北区规格不同的残砖剩瓦看，南区的地势高爽地带可能为官府衙门和贵族住宅区，北区的平原地带则为商贸和平民居住区。石户城遗址，是徐州从春秋至汉代城市建设的重要见证。

汉代楚王的地下宫殿

设施完备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也是徐州古建筑史上最耀眼的一页。秦统一后，设彭城县，属泗水郡。

公元前208年，楚怀王迁都彭城。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建造西楚王宫，以城南的南山作台，称戏马台，从此，戏马台名闻天下。

徐州戏马台关羽像。

垓下之战中，项羽兵败自刎，徐州开始了长达400余年的大汉王朝时期。

西汉时期，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制同京师”。生活在彭城的历代楚王居住的宫殿是规格最高的建筑。2002—2005年在徐州金地商都施工建设时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为汉代王宫所在地。

该遗址距地表8—10米，有高台建筑基址、水井、作坊、道路、排水沟、灰坑等。高台建筑基址呈“凹”字形，东西残长约40米，南北残宽约10.5米，下部有砖砌台阶状护坡。出土的大型模印回纹铺地砖，为楚王宫铺地砖。

多种规格的大板瓦、筒瓦、瓦当等为宫殿屋面建筑材料，还有一种兽首形陶质装饰构件，上部为动物头带双角，下端有较粗的榫，可以插入建筑之母榫，为秦汉时期建筑构件所罕见，推测为宫殿屋脊两端的兽头，表明汉代就有在屋脊两端安装兽首的做法。

市中心出土的汉代建筑构件　徐州博物馆藏

楚王在生前为自己建造的陵墓，是楚国王宫建筑的翻版。现代考古中发现的汉墓中，形制各异的建筑用材、陶制模型明器和汉画像石上丰富的建筑图像，都反映出汉代徐州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

徐州已发掘的汉楚王墓葬，一般都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等组成，结构复杂一些的还置有厕所、浴室、武库、仓储室、水井、冰室等。

如北洞山楚王墓主体墓室有前室、后室、侧室等，象征楚王生前的宫殿；附属墓室有盥洗间、更衣间、乐舞厅、水井、柴房、厕所等，象征生活设施。

北洞山楚王墓附属墓室内景　徐州博物馆提供

楚王墓室顶的形式丰富多样，如驮篮山楚王（王后）墓室有平顶、两面坡顶、四角攒尖顶、五面坡顶等五种样式，表明楚王墓不仅在平面布局上追求“宅第化”，在空间立体造型方面也力求“宅第化”。

在墓室壁面处理上，北洞山楚王墓室遍涂朱砂，驮篮山楚王墓室先涂澄泥再髹朱漆，反映出楚王宫殿也有类似的装饰手法。龟山汉墓有前殿与后寝，办公与居住区分明确。

由此可见，西汉楚王陵墓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以一座地下宫殿的面目出现，是楚王宫殿的缩影。

汉代徐州民居发达

一堂二室居多

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考证，汉代楚国（彭城国）都城有夯土城垣，城内有“楚宫”“内殿”“御府”“永巷”“守室”等王宫建筑；有“太仓”“武库”“秘府”“厩”“彭城县署”等官署建筑；有“市”“南市”等商品交易市场；有住宅区里，亦称闾里；有“绥舆里”“安上里”“丛亭里”“廉里”“渎上里”等里坊，可见汉代徐州民居非常发达。

汉代民居多是一堂二室。《汉书·晁错传》载：“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一堂二室的布局多为一字形，也有曲尺形或日字形，房屋的架构为木架结构，有斗栱支撑，房顶多采用悬山式、四面坡顶等。

从模型明器看，还有庑殿顶、攒尖顶等，一些非居住的建筑还存在两面坡顶等。厨房位于一隅，旁边有水井。院内一角多盖有厕所，一般是圈、厕相连。徐州拉犁山东汉墓出土的陶楼，较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地区贵族的住宅情况。

徐州出土的汉代陶猪圈。徐州博物馆提供

徐州出土的陶楼基本为长方形院落，墙顶多有小檐，前开一门。楼为主体建筑，占据院落空间的大部分，多为两层，少量多层。楼为悬山顶，门窗齐备，部分还带有装饰。虽然这些陶楼与河南等地出土的陶楼相比规模较小，但布局紧凑，体现出徐州汉代民居的建筑风格。

汉画像石所反映的汉代徐州民居建筑十分丰富，其内容主要为规模较大的庭院及庄园建筑。铜山茅村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人物楼宇画像石，展现出一幅场面较大的生活画面。右侧为门阙，阙下卫士持戈肃立，自右向左，楼宇栉比，有谒见室、宴客室、庖厨室、牲口棚及其他住房，排列有序。

铜山茅村汉画像石墓出土

如果说汉画像石反映了汉代民居建筑的外观特征，那么汉代画像石墓则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建筑的平面布局。

如邳州东汉彭城相缪宇墓，由前、后室和绕后室回廊组成。墓内有一方墓志，记载墓主缪宇为东汉彭城相，行长史事，兼吕守长。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亡故，元嘉元年（公元151）入葬。这是徐州地区迄今发现唯一有文字可考的二千石官吏的画像石墓，其墓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住宅的情况。

南北文化在徐州建筑中

交汇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徐州战争频繁，这一时期徐州地区的建筑与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状况相近，主要是对汉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

唐代，徐州成为东方的军事重镇，城市建设也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留下了马球场等服务于藩镇镇守的建筑。2002年，在徐州金地商都遗址唐代地层中发现了1处夯土高台、1口砖井及5处砖砌水池以及大量瓷器，还有开元通宝钱币、铜盆、石球、三彩俑片、铁臼等，表明唐代徐州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发达。

徐州博物馆乾隆行宫中的唐代经幢的碑亭。

宋代沿用唐城，并屡有修建。宋熙宁十年（1077）大水，苏轼率全城军民筑东南堤，水退后，苏轼又增筑徐州城，将城东门改建为城楼式，命名为“黄楼”。

宋代徐州私家园林兴盛，徐州道人张山人在云龙山兴建放鹤亭，苏轼为此写下千古名篇《放鹤亭记》，苏轼命名的快哉亭也是在这时兴建，反映出宋代徐州建筑的发展达到一个兴盛时期。

明代徐州经济发达，民房官署建筑有序，设施齐全，遗物丰富。明洪武年间，朝廷原址重筑徐州城，将武安废城辟为大运河沿线国家四大粮仓之一的广运仓。

徐州新城周长九里余，城墙高三丈三尺，底宽相同，顶宽一丈一尺，护城壕深三丈许，角楼三个，开四门。城内官署衙门威严，民居广布，街巷纵横。明城奠定了徐州老城的城市格局基础，并延续至今。

明代天启四年（1624），河决奎山堤，徐州城遭受灾害，大水三年不退。崇祯元年（1628）复于原址修复旧城，并完全按照洪武城的规模和布局修建，地上、地下建筑大都重合，原来的街道仍为街道，公署、官舍、民房都在原址按原布局重建，形成徐州独特的城叠城的奇观。近年来，人们在多项工程建设中发现的地下建筑遗迹，大都是明城的遗址。

回龙窝街区徐州明代城墙遗址。

连年的水灾让徐州的官员有了在地势高爽处兴建衙署的想法。明正德十四年（1519），徐州户部分司主事李崧祥呈请户部批准，在城东南隅重建衙署。

明天启四年（1624）六月二日夜，“河水暴涨”，徐州户部分司署主事张璇在堤溃的前一天告示全城，将办公机构迁至戏马台的聚奎堂。戏马台正式成为户部分司署的办公之地。从此，戏马台渐称“户部山”，并逐渐发展成为徐州的城外之城。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是徐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动脉的修筑和通车，使徐州衰而复兴。户部山上的李家大楼、云龙山下的基督教堂等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带有西洋建筑特色的建筑。

徐州燕子楼　秦媛　摄

综观徐州建筑历史，从新石器时期直至民国，发展脉络清晰、特色鲜明。

军事重镇和交通要道的双重身份使历史上的徐州频频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正是战争对城池和房屋的不断破坏、维修甚至重建，也给徐州建筑提供了汇聚、融合的机会，南北东西交替影响了徐州建筑的变迁，徐州成为南北建筑文化的过渡地带。

在徐州建筑中，北方建筑的粗犷浑厚、南方建筑的俊秀俏丽都在这里交汇融合。